1911年10月10日晚，随着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一声枪响，标志着武昌起义拉开帷幕。当晚，革命党人与清军展开一场激战，终于在天亮之前掌控了武昌城。接下来的两天，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相继发起起义，占领了汉阳、汉口。
就这样，武汉三镇都落入革命党人手中。武昌起义宣告成功。
湖北新军在武昌起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此外，各地新军纷纷发动起义，响应武昌起义。由此，武昌起义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连锁反应，使得清廷统治土崩瓦解，最终被迫于1912年颁布清帝退位诏书，宣告结束统治。立国近300年的清朝，永久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军是清廷的掘墓人。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包括湖北新军在内的各地新军，是清廷耗费重金打造出来的一支新式军队，是清廷最后的希望。
从清廷的希望，变成了他们的掘墓人。这一切，都是怎么造成的？
这得从新军的创建说起。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中，清朝军队不管是陆战还是海战，都一败涂地。曾经被李鸿章聘任为北洋水师充总教习兼副提督的德国军官汉纳根，向清廷提出了一个训练10万新式陆军的宏伟计划。这一计划过于庞大，清廷决定先练3万人，需要耗资1000万两银子。那时候的清廷，财政状况非常紧张，哪里拿得出1000万两银子练兵？最后，清廷只是在天津小站训练了5000人，名为“定武军”。
这就是著名的小站练兵。“定武军”也成为了新军的前身。
1903年，清廷鉴于北洋新军和张之洞“自强军”的成果，在全国进行推广，计划以北洋新军为中央军，各省,新军为地方军，一共在全国编练36镇新军。经过8年训练，全国一共练出了26镇，有军官11463人、士兵168544人。
新军从创建之日起，就与之前的任何一支军队，包括绿营、八旗、湘军、淮军、防军、练军等截然不同。
新军普遍装备洋枪洋炮，效仿西方军队进行编制和训练。为此，新军在招募军官和士兵时，就十分注重年龄、体格、文化程度。新军的军官，一部分来自于在西方国家军事学校深造过的留学生，一部分是国内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新军的士兵，招募年轻力壮而且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员。于是，一大批有文化、有见识，敢于有自己想法的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到新军队伍，并成为新军的中坚力量。
比如，在1911年10月30日在云南昆明率领新军响应武昌起义的蔡锷将军，就是一名留学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的青年才俊。蔡锷回国后，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得到了云贵总督李经羲（李鸿章的侄子）的赏识，任职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相当于旅长）。
再比如革命党人吴禄贞，得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吸收进入湖北新军工程营。张之洞对吴禄贞进行重点培养，将他送入湖北武备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行深造。1900年，吴禄贞秘密回国参加起义，因孤立无援、寡不敌众而失败。吴禄贞又潜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读书。张之洞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吴禄贞的所作所为，但考虑到人才难得，允许他完成学业，并在他回国后聘任为湖北将弁学堂总教习。
另外，1905年，清朝废除了实施12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无法通过科举考试制度步入仕途，转而投身到新军队伍。他们的加入，提高了新军的整体文化水平。
新军官兵见过世面，接触过新思想，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不再像旧军队官兵那样，愚昧效忠皇权。与此同时，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秘密向新军中输送革命分子，或在新军中宣扬革命思想，做了大量的串联和发动工作，等待时机成熟时开展武装起义。
实际上，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前赴后继发起的多轮起义，参加的官兵多来自新军。1910年2月12日，革命党人倪映典在广州发动的起义，就是以新军为主体。及至武昌起义之后，辛亥革命爆发，全国陕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起义，均是新军担当主力。
就这样，清廷寄予厚望的新军，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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