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劫机事件，开辟中韩外交通道，6个暴徒结局大快人心

1983年5月5日，大连航空站接到一个重大消息：296号客机被人劫持！地面航空站紧急了解情况，得知中国民航296号客机是在上午10时49分从沈阳出发，目的地是上海虹桥机场，机上共载有105人，其中机务人员9人，还有3名日本外宾。

事情重大，工作人员迅速通报了民航总局，经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几分钟后便成立了“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民航局长指示：“一定要保证旅客生命安全！旅客第一！”阎副局长认为296号机组成员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技术上都是可靠的，应该可以保证旅客的生命安全。

但是劫机暴徒都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为了什么目的劫机呢？他们劫机要去何方呢？

壹

这天上午296号客机自沈阳机场出发后，按正常飞行，爬行到9000公尺的高空后便开始平稳飞行。这时领航员王培富从驾驶舱到客舱取东西，他发现客舱最后一排有几个神态可疑的人盯着驾驶舱乱看，他警觉地吩咐了空姐程梅几句，然后又回到驾驶舱中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其他机组人员。

机长觉得应该有所防备，于是让机组人员将驾驶舱门牢牢关死，然后每个机组人员身边放了些棍棒之类的防身武器。

事实证明，王培富的警觉是对的。

没过多久，后排一对男女便向驾驶舱方向走去，空姐程梅站了起来彬彬有礼地问道：“请问二位，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上厕所。”

“抱歉，您的方向弄错了，厕所在后面！”

其中的男子见事不可为，遂凶相毕露地掏出一把手枪狂叫：“谁也不许动，谁动谁死！”其他四名暴徒也站了起来。

程梅面对危险仍然迅速地按了警铃，气急败坏的暴徒们开枪了，子弹打穿了舱门，射进了驾驶舱。通讯员王永昌马上将飞机上的情况报告了大连航空站，机长指挥飞机急速下降，作大摇摆飞行，准备强行在青岛迫降。

但是暴徒们用枪打坏了驾驶舱的门锁，闯了进来，王培富和王永昌被开枪击成重伤，与之搏斗的林国荣和冯云斌也被暴徒们制服。

这时，暴徒们已经原形毕露，他们是五男一女，分别是卓长仁、姜洪军、安卫建、王彦大、吴云飞、高东平。其中五名男子皆犯有盗窃、伪造证件、投机敲诈等罪行即将被起诉的犯罪分子。其中主犯卓长仁更是长期往返沈阳、广州等地进行投机诈骗的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高东平则是他的情人。

得到地面指示后，为避免更大的牺牲，保存有生力量，机长王仪轩命令其他人放弃抵抗，以图慢慢与暴徒们周旋。

卓长仁拿着枪顶着机长脑袋喊：“飞148度，到南朝鲜。”机长顺着他们说的，稍微将飞机调整到大连方向，结果飞了没多久，卓长仁便看出了不对，立刻歇斯底里地狂喊：“方向不对，继续往东！”机长只好继续往东调整方向，这次准备飞往丹东地区。但是又被狡猾的卓长仁识破了。

他咬牙切齿地说：“再敢跟我耍花招，我先崩了你，让全飞机的人给我们陪葬！”种种迹象表明，卓长仁为劫机做了充分准备，而事后才得知，卓长仁是上过航校的，如果当时不按照他说的来，会导致乘客出现伤亡。

怎么办呢，机长心急如焚！

此时的客舱中，程梅、姜民英、李霞三位空姐虽然也受暴徒们威胁，但她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定。她们以更主动热情的服务稳定着旅客们的情绪。

这样的环境，如此的局面，如果不按暴徒们的要求行动，恐怕再飞下去油料不够，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机毁人亡，于是机组人员驾驶着飞机直接往南朝鲜飞去。

刚到南朝鲜境内，南朝鲜的空军便起飞拦截客机，此时飞机的油料已经不足十分钟的航程，所以只能被迫在春川机场降落。

但是春川机场是美军直升机的基地，并不具有三叉戟这种大型客机降落的条件，但是再继续飞行，无法赶到下个机场，最后结局恐怕是不敢想象的。最终在王仪轩与和长林的精准操控下，三叉戟客机于当地时间13时13分冲下机场跑道，仅仅冲出跑道三十多米就安全着陆。

貳

飞机着陆后，暴徒们嚣张的大叫起来，但仍然不允许受伤人员及其他旅客离开客机，旅客们愤怒异常，旅客王凤城、吕志勇等三人与日本旅客经过商量起草了一份备忘录，通过日本旅客递给了日本驻南朝鲜使馆，托付他们转交到中国政府。

机长王仪轩自从着陆后一分钟也没有耽搁，他立刻将全部航行资料销毁，又组织人员悄悄将所带的各种机密文件销毁，有好几份绝密文件甚至是来不及销毁被机组人员们吃了肚子里的。

到了晚上十点钟，暴徒们与南朝鲜达成了某些协议，这才允许机组人员和旅客们下了飞机。当时南朝鲜派工作人员与旅客们接洽，机长王仪轩代表他们提出了几点声明。

立刻与美国大使馆联系，因为飞机落在美军机场；立刻与日本大使馆联系，因为飞机上有三名日本旅客；南朝鲜当局必须保证全部旅客、机组人员和客机的安全、按照国际民航组织有关公约处理劫机事件。

就这样，296号航班的所有旅客与机组人员开始了五天毕生难忘的经历。

与此同时，国内的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听到客机安全降落在春川机场，都长长出了一口气，最基本的旅客生命安全已经得到保证。他们分析了当前情况，研究了善后处理措施，作出了三条决定：

责成民航局长前往南朝鲜直接交涉处理此事；通过外交途径请日本和美国对南朝鲜当局施加影响力，以切实保证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绝对安全；以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身份要求组织理事会主席柯尔特出面交涉，维护海牙公约、东京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的严肃性。

当时的特殊情况是，南朝鲜并未与我国建交，两国也没有直接通航，所以要做到上面几点其实是具有一定难度的。而旅客以及机组人员在下了飞机之后，住进了一家观光旅馆，但有重兵把守，不允许人出入。这样一来，我国对他们的安全情况则一无所知。

下午四点后，应急小组的决定起到了作用。先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温伯格发表声明称这次的劫机事件适用海牙公约处理；紧接着在新加坡访问的日本官房长官后藤波表示如果南朝鲜与中国委托日本进行双方会谈斡旋工作的话，日本愿意承担。

汉城当局鉴于此，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处理劫机事件的对策，种种迹象表明，汉城方面对此事相当重视和谨慎。

正当所有人在焦急等候消息之际，5月6日12时，应急小组接到了南朝鲜民航局长金彻容的电话，表示欢迎中国民航局长到汉城谈判，以尽快解决劫机事件。

叁

5月7日上午，中国派出了民航局长为首的代表团赴南朝鲜进行谈判，12时30分到达汉城金浦国际机场，留在候机楼贵宾室，双方民航局长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总共用了二十分钟，没有牵涉到实质性东西，各自谈了工作程序，表明了基本态度而已。

下午4时20分，中国民航局长先后医院看望了受伤的机组人员和旅店里面的旅客们，他见到旅客都很安全，激动地说：“你们受惊了，我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托，来慰问你们，迎接你们！”顿时，所有在场人员热泪盈眶。

5月8日上午10时，双方开启了第二轮会谈。双方都强调以国际公约为处理此次事件的准则，达成了将旅客、机组人员和客机无条件归还中国的协议。

下午4时，双方开始了第三轮会谈，这次主要集中讨论处理劫机罪犯的问题，这点与汉城方面分歧较大。我方严正提出，应立即将全部暴徒交于中国惩办，原因有二。第一，所有暴徒都是我国公安机关通缉在案的刑事犯罪分子。第二，所犯罪行发生在中国民航班机上，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而汉城方面虽然同意遵守1970年的海牙公约，但始终坚持按照南朝鲜现行的法律来处理劫机暴徒。

双方两种意见分歧十分尖锐，很难统一。对此，我方强调，即便按照当地法律处理，也必须要严格按照汉城当局的《飞机航行安全法》对劫机暴徒处以重刑。南朝鲜代表孔鲁明一再保证，一定要依法起诉并惩处，尽快启动法律程序来处理。

5月9日，我方提出“求同存异，简化文件”的说明后，经过七个小时的会谈，在5月10日凌晨3时达成协议，并于上午10时正式签署了备忘录，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备忘录一共有9条，开创了中韩两国外交的新格局。南朝鲜内部要求与中国建交的呼声越来越高，不断在媒体上发酵。

下午4时24分，受困的旅客们和部分人员被顺利接回上海虹桥机场，他们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肆

虽然南朝鲜就暴徒问题作出了允诺，而且也的确重判了这六人，但在8月13日，南朝鲜宣布此六人“停止服刑，驱逐出境”，这是被蒋经国以所谓的“义士”的名义给操作到了台湾。卓长仁对其他五人说：“从此，我们就要荣华富贵相随，金钱美女相伴了！”众暴徒都自我陶醉的笑了。

暴徒们初到台湾的确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和“欢迎”，蒋经国亲自接见他们，甚至还与他们合影留念，让暴徒们一度受宠若惊。

事后，卓长仁作为暴徒中的首犯，被安排在所谓的“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做事，不过也就是让他到各地做一些反大陆的报告，而且稿子都是台湾方面拟订好的，根本没有让他发挥的机会。

天天如此，时间一长，卓长仁对其主子的“不予重用”表示出不满，他对媒体说：“我们虽然不可信任，但可利用嘛……我们来的时候满腔热情，现在逐渐凉了！”为了摆脱自己念稿子的工作，曾几次要求主动讲话，但未得到台方批准。

对此，一位美国记者曾评价卓长仁说：“卓长仁就像一只鞋子，已经被穿破，等待他的只有垃圾箱了！”

1988年4月11日，卓长仁与情妇高东平象征性的举行了婚礼，之前自己想象的美女金钱根本都是子虚乌有，同时他的大陆妻子则控告他犯了重婚罪，最后台湾法庭判决他的确犯了重婚罪，于是又尴尬地与高东平离了婚。

与此同时台湾的舆论开始逐渐转变起来，卓长仁之流被媒体称为“无根阶级”，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最没有责任的一个人群，他们犯了罪可以劫机跑到台湾，哪一天再犯了事，会不会再次从台湾跑到其他地方呢？于是台湾上下各界对他们的非议和否定越来越多。

甚至港台媒体尖锐的批评道：“卓长仁等人犯的罪行应当判处死刑，而台当局将他们打扮成义士，这在国际上创下一个恶劣的先例，使台变成了藏污纳垢之地。”

卓长仁等人彻底沦入到这种千夫所指、万民唾骂的境地中，同时另外几个人中，安卫建连工作也没有；姜洪军沦为靠救济为生的人员；吴云飞连老婆都娶不起……他们时常哀叹“有家难归”。

随着两岸关系变化，卓长仁等人慢慢失去价值，随之则是待遇的降低，再加之卓长仁投资失败，于是生活逐渐陷入困境。

1991年7月，负债累累的卓长仁与沦为难民的姜洪军、施小宁再次铤而走险，绑架了台北国泰医院副院长的儿子王俊杰，索要五千万台币。但是事情谋划仓促，他们没有拿到赎金就杀了人质，很快被台北警方抓获。

对于卓长仁绑架杀人的事，台方也是纠结的很，一方面卓长仁是他们长期树立起的污蔑大陆的典型“学者”，另一方面这几个人早就引起民怨，尤其出了这起恶劣的绑架杀人案之后，台民众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越来越高。

对于此，台方只好用了“拖字决”，此案一审就是十年，中间曾四次发回重审，直到2000年9月22日，台湾法院才最终裁定卓长仁、姜洪军死刑，施小宁无期徒刑。这并不算完，仅仅过了一周，在某些“有心人”的操作下，高东平便以案发时勒索电话“口音不符”为理由提出上诉，怀疑卓长仁等人是被刑讯逼供。

2001年8月9日，经台“检查署”重新调查，最终对高东平提出的上诉驳回，最终还是认定死刑符合对卓长仁和姜洪军的量刑，于是在第二天便急匆匆地对其实行了枪决。

讽刺的是，临刑前卓长仁特地穿上他十多年前劫机时所穿那件白衬衣，以示对台的忠贞之情，“然并卵”，他的主子要彻底铲除这个祸害，并没有给他任何机会。

结语

拜伦说过：“凡是不爱自己国家的人，什么都不会爱！”细品这句话，这不恰恰就是卓长仁等人的写照吗？违法犯纪不知悔改，劫机叛逃罪大恶极，就算逃过人民的判决，他们就能真真正正做个好人吗？事实上，这是标准的藏污纳垢、引狼入室，王俊杰的亡魂就能说明一切。那么，已经故去的蒋先生会不会后悔与此等绑架杀人犯拍照留念呢？

参考资料：《亲历者讲述卓长仁劫机案内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