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时，蒋介石在干什么？

侵华日军在1937年12月13日攻占中国的首都南京，然后立即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延续四十余天，杀害中国军民达三十万人。在这血腥而严峻的时刻，在这中华民族普天同悲、人神共愤的日子里，作为中国政府实际上的最高领袖与中国军队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他在哪里?他又在干什呢?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日军当局在指挥十多万日军血腥屠城的同时，还对南京实施了严密的新闻封锁。直到1937年12月15日，战时留驻南京、目睹日军大屠杀的五位美、英记者得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写成关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新闻电讯稿发表，传遍了全世界，条件极其艰苦的中国各新闻传媒，才辗转从这些报道中，得到关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比较准确的信息。蒋介石也大约在此时得知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在1937年12月13日，在南京失陷的当天，蒋介石在江西九江发出通电《宣言》，表示了中国军民不以南京失陷而动摇抗战国策与全国一致继续抗战的决心：“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国策，其唯一意义，实只有更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

1937年12月17日，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发表文告《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文告宣布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绝不会因南京的失陷而动摇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决心与信心，要求广大军民“贯彻抗战到底”，独立自主，始终不屈，“争取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蒋介石文告《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对南京等沦陷区正蒙受巨大苦难与羞辱的中国民众也是很大的激励。

在南京沦陷时未能撤出、当时正陷身南京、化装成难民躲避日军追杀的中国守军营长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说：“在南京城里的我国军民，仅只辗转收到十二月十七日蒋委员长所发表的《告国民书》，……基于蒋委员长的谆谆告诫‘此日多忍痛一分，将来之成功亦多增一分!’在沦陷后的南京城里，我们这么许多陷于水深火热、血腥屠戮之中的好几十万军民，才能忍辱偷生，千方百计地保全自己的生命，只要留得一口气在，总有一天，我们会获得跟日本鬼子拼命的机会。”

随着南京的消息更多地传来，中国各报刊也更多地报道南京大屠杀。1938年1月22日，武汉《大公报》(汉口版)第2版刊载上海的消息，题为《字林西报揭载，京敌仍猖狂屠戮》，副题为《最近遇难者逾万人，幼女老妪多被污，英记者发电又被敌检扣》，报道前一日，即1月21日上海租界英文《字林西报》发表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社评，斥责驻南京日军“军纪弛荡，任意屠杀市民”以及强奸妇女不分老幼、抢劫财物延续至今等种种暴行。正在武汉的蒋介石显然阅读了上述报道。他于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深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痛苦极矣。”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遣到上海等地的秘密工作人员，在1938年初，“转辗觅得”了日军自行拍摄的记录其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的照片多套，送往武汉总部。

蒋介石看到这些日军自行拍摄的记录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照片，受到极大的震撼，痛苦悲愤达于极点。1938年5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提要：雪耻。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惨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1938年5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提要：雪耻。敌寇残暴凶横，实古今无例，若不消灭，何以维持人道!”1938年7月1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见寇军残杀我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愤乃至瞑眩，极忧东方民族之仇雠相报，不知何日能了也。”

蒋介石在闻知日军“残暴凶横”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后，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的举措，以将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公之于世，广为宣传，进一步激发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奋勇杀敌，为遇难同胞报仇雪耻;同时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赢得世界人民与各国政府对中国抗战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1938年年初，蒋介石先后几次下达“搜集日本侵华战争兽行出版中西文本宣传资料”的手谕，要求“将日军官兵灭绝人道之兽行宣告于世”。

第一，蒋介石指示与支持国际宣传处，将获得的日军官兵自拍的恐怖杀人的多幅照片，翻拍传播，与文字记录相互印证，作为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铁证。这些照片被刊载到于1938年7月出版的英国记者田伯烈著作中译本《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还有许多照片被发送到中外各报刊刊登，发挥了极大的宣传作用。例如美国著名的《瞭望》(Look)杂志在1938年刊登了一张显然由日军自行拍摄的南京暴行照片，内容是几个日军端着步枪刺刀，正用中国俘虏做活靶子，进行刺杀训练，周边是众多围观的日本兵。这张血腥恐怖的照片震惊了西方世界，任何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尚存疑虑的人都无话可说了。

第二，蒋介石支持国际宣传处组织四位国际友人秘密赴日本东京，宣传南京大屠杀暴行真相。在1938年3月间，国际宣传处秘密组织、派遣四位国际友人赴日本东京等地，用各种宣传形式，向在东京的各国有关人士与日本有关人士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真相。他们同时收集日本各方面的反映与动态的情报。他们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始终未被日本当局察觉。

第三，蒋介石指示与支持国际宣传处翻译、出版英国记者田伯烈报道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英文著作《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为了迅速出版此书，蒋介石下令军委会军需署专门拨付出版印刷费用。国际宣传处委托军委会机关报《扫荡报》负责承印。在1938年7月“七七”抗战一周年前夕，几乎在该书的英文版于伦敦出版的同时，该书中文版正式出版，赶印出第一批一万册。至同年9月20日止，该书共印六万册。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该书又有加印，最后总印数达十万册。蒋介石指示国际宣传处，“分发前线将士传欤，以资激励”。

该书的出版使广大的中国军民对侵华日军的战争暴行有了深切的了解与深刻的感性认识，激发了中国军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愤慨，对坚定中国军民的抗日决心、鼓舞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第四，1938年7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遵照蒋介石的指示精神，编辑出版了一本《日寇暴行实录》画册，作为日军在中国各地战争暴行的罪证公布，向国内外广为发行。这是抗战初期出版的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的一本揭露日军暴行的黑白版画报。在该画报的扉页上，印着醒目的题记：“日寇暴行实录献给我忠勇将士与爱国同胞。”画报的封三印有田汉作词洗星海作曲的《雪恨歌》。在该书收录的一百多幅照片中，有十多幅反映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照片，以及有关文字说明。该书的文字说明写道：“寇军占领南京后烧杀奸掳，无所不为，把那动人怀想、发人诗思的历史上的名城，变成了一座人间的地狱。”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历史表明，蒋介石在南京保卫战的部署、用人与指挥上，存在不少的缺点与失误，同时对苏联出兵和德国调停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但他在抗击日本侵略上，表现了坚决抗战的决心与勇气，在对待日军南京大屠杀上，表现了“痛愤乃至瞑眩”的民族感情与爱国精神，指示与支持有关部门采取了多项工作。这在历史上是应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