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当前世界格局分析最透彻的文章

　　编者按：今天跟大家聊聊“美国大选、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世界性秩序”这个话题，我试图去解释，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对中国、对世界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的落脚点放在世界性秩序上。

　　文|鞠建东，清华大学紫光讲席教授，原载于混沌大学（ID：hundun-university）

　　01

　　RCEP没有美国

　　10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处于深度衰退，各主要经济体2020年的增长率分别为：美国-4.3%、德国-6.0%、法国-9.8%、意大利-10.6%、西班牙-12.8%、日本-5.3%、英国-9.8%、加拿大-7.1%、印度-10.3%、俄罗斯-4.1%。其中，中国经济复苏快于预期，预测将是202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

　　全球货物贸易亦遭受重创。10月初世贸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更新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缩水9.2%，北美和欧洲地区的出口总量将分别下滑14.7%和11.7%，亚洲地区的出口降幅则为4.5%。

　　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0.7%，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从出口贸易来讲，中国产品的外贸需求越来越旺盛，其中，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增长37.5%，医药材及药品、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分别增长21.8%、48.2%。作为全球唯一还在正常运转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制造业为全球产业链稳定作出了贡献。

　　11月15日，中国与东盟十国及日、韩、澳、新西兰的贸易部长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是目前全球体量最大的自贸区。2019年，RCEP的15个成员国总人口达22.7亿，GDP达26万亿美元，出口总额达5.2万亿美元，均占全球总量约30%。

　　RCEP由东盟于2012年发起，历经8年、31轮正式谈判，特别是今年以来，RCEP各成员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巨大困难，全面完成市场准入谈判，2019年11月，印度退出RCEP谈判且未参与之后的进程。不过，在15国领导人联合声明中，确认印度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RCEP会议以及和RCEP签署方举行的经济合作活动。

　　RCEP是区域内经贸规则的“整合器”，整合了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多个“10+1”自贸协定以及中、日、韩、澳、新西兰5国之间已有的多对自贸伙伴关系，还在中日和日韩间建立了新的自贸伙伴关系。

　　亚太地区本来有两条平行的区域合作框架，美国和日本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主导，特朗普上台之后退群，由日本继续推动。TPP的另外一种说法叫“ABC”，即 “Anything but China”，就是所有国家都可以来，但是中国不能，是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区域合作体系。

　　TPP没有中国，而RCEP没有美国。在美国的坚决反对之下，RCEP仍然签下来了，这是百年所未见。二战以来，亚太地区的秩序向来都由美国和日本推动，RCEP是第一个由亚太国家和地区自己推动形成的合作关系，显示了亚洲秩序乃至全球秩序的重要转折。

　　02

　　“中美争夺世界领导权”的议论是危险且误导的

　　如何理解这一转折？

　　首先对比经济体量，以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来看，可以明显看出中美两国GDP的走势。

　　再来看全球贸易格局，各国与其最大贸易伙伴相连，箭头所指方向表示对方为自身最大贸易伙伴。2000年，大部分欧洲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都是德国，亚太地区几乎所有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都是美国，少数箭头指向日本。全球经济呈现出“双极格局”：以美为核心的亚太价值链，与以德为核心的欧洲价值链，日本是亚洲最大经济体。

　　当时，中国GDP是美国的18%，人均GDP是美国的4%，人口是美国的4.5倍。站在新旧世纪之交，我就认为，未来世界会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华夏共同体。

　　20年前，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认为人力资本而非物质资本是新世界的主导力量。物质资本是私有品、是竞争品，比如河流、土地，我有了你就不能有；人力资本是公共品、没有排他性，比如我写文章放在网站上，所有人都可以共享。

　　于我而言，新旧世界最大的不同，就是推动世界变革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因而人类通过剥夺、斗争与战争实现物质资源再分配的旧发展方式正在被通过合作、学习与创新实现经济增长的新发展方式所取代。

　　在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潮流中，生活在中国大陆、新加坡、越南、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韩国、朝鲜和蒙古九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却被严重的贸易壁垒所分割，某些区域间的直接贸易甚至被禁止。贸易壁垒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滞后经济发展。消除贸易壁垒，实行自由贸易，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由上述九个国家和地区组建华夏共同体，首先实行贸易自由，再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统一货币，是历史进步的需要、经济发展的必然。

　　20年前，这一段话和当时的发展趋势完全不符。当时，以WTO为主导的超级全球化、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华盛顿共识为主的普世价值如日中天。

　　20年后，RCEP终于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三足鼎立的世界格局也愈加清晰。

　　2019年10月，包括五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两位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在内的中美37位著名学者在上海共同发布“中美经贸关系联合倡议”。

　　联合倡议认为，当前的中美经贸谈判被限定在了一个非此即彼的思维框架里，要么就是趋同论，要么就是脱钩论，也即：

• 　　或者，两国的经济深度融合，双方采用共同的市场经济原则来制定本国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要中国遵守、支持美国所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用大白话说，中国要服从美国的领导；

• 　　或者，实质性“脱钩”，急剧减少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

　　联合倡议在“深度融合”和“脱钩”之间，提出了一个可行的第三条道路，勾画出了一幅中美两国“经济和平共处、持续增长”的图景。其中，两国充分保留各自的政策空间，允许有制度差异，中国可以继续实施产业和发展政策；美国可以继续保护其劳动市场。学者们相信，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最可持续、同时又能最大程度维护国际贸易给双方带来巨大利益的方案。

　　在政策层面上，联合倡议提出“四个篮子”框架——

　　1、将政策分为“禁止篮”，即禁止以邻为壑的政策。

　　有意思的是，中美双方学者对于什么政策以邻为壑有不同的看法，美方学者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是以邻为壑的，中方学者认为美国的华为禁令是以邻为壑的，但是至少在原则上，我们双方同意以邻为壑的政策是不能做的。

　　2、“双边谈判与协调篮”，即当甲方的政策给乙方造成损失，但并不具有以邻为壑的特征时，两国可以通过谈判取消这些政策。

　　比如说加税，实际上有些税是可以谈的，比如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洗衣机、化工原料、口罩等，哪些是国内急需的、关税需协商的，坐下来谈就是了。

　　3、“国内调整篮”，即当谈判取消甲方政策不成功时，甲方保留该政策，同时允许乙方调整国内政策来减轻对对方的负面影响。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政府不支持高科技产业的话，企业就没有足够能力尝试，那就得允许来自政府的高科技发展基金和产业政策。美国也可以实行产业政策啊，事实上，美国正在加快实施对高科技的产业政策。

　　4、“多边治理篮”，即当甲方的政策不仅影响到乙方，还会造成对第三国连带损害时，则启动国际规则和多边机制来控制局面。

　　比如，中美两国谈大豆贸易，实际上会影响到全球市场，比如巴西的出口市场，需要多边框架下的讨论。

• 　　竞争共存世界秩序的四项原则

　　美国愿意和中国竞争，中国也欢迎竞争，但竞争的目的是什么？是共存。中美两国关系是结构性的，既有互利、互惠的部分，也有竞争、对抗的部分。

　　互惠政策：两国在分别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应不断拓宽互惠政策。

　　如：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能源减税，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减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中美在各自比较优势的领域，都应该继续向前发展。

　　竞争政策：帮助企业研发、生产更好产品的政策都是允许的；意在损坏对方产品的研发、生产的政策都应该禁止。

　　如：在非军用技术的研发、生产、销售上两国在政府补贴政策上的竞争。但是，损坏对方产品的政策，比如对华为的禁令，就应该禁止。

　　双边对抗政策：如果A国实施了一项对抗B国的政策，那么B国也可以对等地实施类似的对抗A国的政策。

　　如：军事技术的竞争。

　　多边对抗政策应当禁止：A国实施了对抗B国的政策，而且要求C国也对B国实施类似的政策。

　　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呈现出亚洲、北美、欧盟三足鼎立的结构。

　　中美两国GDP加在一起，占世界GDP的40%。中美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很大程度取决于占世界GDP60%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他们是在中美之间选边，还是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这些国家从最大化本国利益出发，也应当且能够对大国间的竞争进行有效制约。所谓“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强制第三国选边的多边对抗政策应该禁止。

　　之所以把去年的探讨拿出来提，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即使表面上中美双方在激烈对抗，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一批学者希望可以找到包容双方差异的合作方式。

• 　　全球化双层治理体系

　　大家都在问，既然世界处于失序状态，作为中国学者，你认为未来的世界秩序应该如何安排？

　　我们认为现在并非“逆全球化”，而是“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为核心链条的全球价值链、全球统一的治理体系、“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统一价值体系，这三点为特征的“超级全球化”落幕了。而世界失序也并非大国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而是全球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矛盾的反映。

　　一个理想的治理体系应该是双层的。而推动双层治理体系的重要一极，就是亚洲体系。对比欧洲，二战后，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及卢森堡六国缔结合约，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后来更进一步，逐步允许参加国之间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形成共同市场，1995年正式决定使用统一货币欧元。

　　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亚洲现在通过RCEP向共同市场迈出了坚实一步，但与欧洲相比较，亚洲共同体的要素整合、货币一体化，依然还有很大差距。

• 　　世界秩序：霸权稳定论

　　过去，对于全球治理体系的讨论中，有所谓的霸权稳定论，该理论提出者是金德尔伯格。他是麻省理工大学经济系资深教授、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构建者之一，他认为，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并恶化的核心原因，是英国没有能力继续发挥其世界经济体系保险者的作用，而美国一直到1936年都拒绝扮演世界经济领导者的角色，“要使世界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就必须有起稳定作用的国家，而且只能有一个这样的国家”。

　　这一段理论对于当下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恰巧碰到了新冠疫情，又恰巧碰到了美国无力主导世界秩序。就此，西方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正填补美国的空缺，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应对疫情的领导者，疫情为中国的“全球治理”提供了行动机遇。

　　但我认为，“中美争夺世界领导权”的议论是危险且误导的，因为这种议论接下来的推论误导、甚至绑架了世界舆论：这个推论认为，美国是二次大战以来的“世界领导者”，带领西方大国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这个世界秩序总的来说运转不错，推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

　　现在中国要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了，但是，中国的文化、体制都和西方非常不同，中国这个新的、潜在的“世界领导者”能成为一个比美国更好的“世界领导者”吗？这能不引起西方国家的焦虑、甚至担心吗？

　　于是，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先生带着他的部长们在美国各地、世界各地发难，恐吓世界人民，要求美国和盟国团结起来对抗中国这个另类，要“自由世界”的人民来抵抗中国对“世界领导权”的挑战，抵制中国对世界的“独裁”，要西方国家站队，“要么是美国的盟国，要么是美国的敌人”。

　　反驳彭佩奥的说法，不能仅仅回应说“我无意争夺世界领导权”，按照西方的理论，有意无意没有关系，事实上争夺就会引起他们的紧张和对抗。我们不能低估这种理论对于世界舆论的误导，要做出自己的理论回应。

　　我们认为，全球化的不同时期对于世界秩序的要求是不同的。

　　1500-1819年，全球治理是通过殖民、革命和战争实现的；1820-1980年，全球秩序逐步从英国主导过渡到美国主导，通过技术霸权、规则霸权、金融霸权和军事霸权实现；1980-2008年，是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秩序。

　　2008年以后，全球进入创新时代，推动力量变成人力资本和知识。而人力和知识天然具有分散分布的特质，因此，我们认为，单一的霸权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历史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竞争共存的世界秩序，也就是三足鼎立。“三”在这里是多数词，可以指亚洲、欧洲和北美，也可以加入俄罗斯、印度和南美，等等。

　　而三足鼎立的全球价值链与现存的上层建筑之间存在基本的矛盾，这一上层建筑包括WTO为主导的贸易治理体系，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以及美国长臂管辖为代表的跨国公司治理体系。

　　03

　　逼迫美国走向合作

• 　　全球治理新体系的理论模型

　　如何解决这一治理矛盾？我们先从理论出发，假设全球所有的国家都分布在这个0-1直线上，每个点代表国家偏好，比如，有些国家偏好筷子、有些国家偏好刀叉，那么，筷子的国家就凑在一起，刀叉的国家也凑在一起。而由于偏好不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规则也应该是不一样的。

　　假如全球只有一个治理体系WTO，要使得所有国家的偏好损失最小，它的规则就应该处于1/2处；而假如全球有N个自贸区，每个自贸区的规则只需要在这个自贸区范围的中间。

　　全球治理存在两类“公共品”，全球性公共品和区域性公共品。比如气候治理、核武器管理就是全球性公共品，非洲、欧洲、亚洲的偏好都差不多，应该由一个全球组织共同管理；而区域河流的治理、区域铁道的铺设、区域贸易的管理等，则属于区域性公共品。

　　当N=1时，全球性公共品由单一的全球治理机构提供，但全球治理机构无法满足国家多样化偏好，这会造成各国福利损失；但N足够大时，区域治理机构管理成本上升，同样导致国家福利损失。因此全球治理结构中应当有全球和区域两层公共产品提供机构。

　　考虑到区域治理机构的异质性和正外部性，区域治理机构会产生竞争，能够提高区域公共品供给效率，更多公共品由区域机构提供。同时，区域异质性与区域竞争保障了多种发展模式并存的可能性。

• 　　全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货币体系）基本矛盾

　　以与前文同样的方法构架2017年的全球贸易格局，欧洲几乎还是原来的框架，大部分欧洲国家仍以德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但在亚洲，几乎所有国家都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而其他区域，曾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巴西、哥伦比亚、智利、埃及等，都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几乎取代了美国的位置。

　　原来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价值链分立为两条，一个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一个是以美国为核心的美洲价值链，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大概18年的时间，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本质性的变化。

　　回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什么RCEP得以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之下达成？因为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市场，最大的开放就是面向中国市场的开放，晃荡在中国外面，不是自找苦吃吗？

　　但是，全球货币体系却几乎没有变化，美元还是占主导地位，从数据上看，在2019年第三季度，美元占官方外汇储备的61.78%，人民币仅占2%。显然，经济基础与货币体系不相适应。

　　按照货币搜寻模型的结论，经济基本面与货币地位是完美匹配的，即本国GDP占世界的比例要与货币的外汇交易额占比一一对应。不仅理论如此，实际数据来看，欧洲占全球GDP比例的15.81%，欧元占全球外汇交易额的15.70%，基本上一一对应，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瑞典等等，大致都分布在45度线两侧。

　　但是，偏偏美国和中国不在此列。美国GDP占世界的比例是24.73%，美元占世界货币的交易额的43.79%，美元比美国的经济强了近20个点；而中国GDP占比14.83%，人民币占比仅1.99%，人民币比中国经济弱了13个点。

　　这是世界经济与金融体系失衡的基本矛盾。

　　回顾历史，这样的情况也曾出现过，1894年，美国GDP超过英国，而要到1953年，美元才在投资、外汇储备等领域完全取代英镑，这中间差了半个世纪。上一次货币地位与实体经济的匹配就是有滞后的，因为货币具有非常强大的网络外部性。在国际金融领域，如果一种国际货币在交易中被大量使用，该种货币的交易成本趋于降低，会吸引新使用者进一步扩大使用。

　　网络外部性的存在，还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对关键货币的路径依赖，历史上，转换通常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战争，一个是金融危机。

　　那么，本次不匹配要保持多长时间，会以什么方式解决呢？

　　其实在2018年之前，不匹配并不是问题。当时，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是稳定的，理由是中美两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位置，互相支持、互相补充，比如苹果手机，美国设计、中国制造，所以应该把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看成一个经济体。

　　不仅在实体经济上互相支持，在货币政策上，中美也是互相协调的。中国接受美国的货币政策，美元与人民币基本上以固定汇率绑定。美元不仅代表美国经济，美元代表的是美国加中国的经济。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计算，中国经济加美国经济40%，美元加人民币46%，也基本稳定。因此，针对当前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失衡的基本矛盾，美国提出一个解决思路，就是趋同，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在中美贸易争端的第一阶段谈判，大家经常听到“双方在文本上有差异”的说法，很多时候，就是美国不仅仅要求中国遵守各个方面的规则，而且要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写下来，并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批准、通过、公开，这个我们做不到。

　　那如果不能趋同，美国接下来提出所谓的“脱钩论”，即把中国踢出去。

　　假如能把中国从世界经济与金融体系里踢出去，美国继续做老大，经济占世界GDP的29%，美元占外汇交易总额的45%，依然高15个点，但因为底下制衡美国的中国被踢出，从理论上说只是一种暂时稳定的思路，但却代价高昂。无论谁当美国总统，脱钩论的一些思路和做法，都将以某种形式得到体现。

• 　　大国竞争阶段（大国经济的增长-危机模型）

　　以政治认同度、相对实力和第三国效应三个变量来解释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政治对立阶段：1949-1979年（72-79是过渡阶段），中国经济在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体系之外，两国政治敌对。

　　小国大国阶段：1979-2010年，中国GDP<1/2美国GDP，此时，中美经济高度互补，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美国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且相对于美国，中国经济太小了，美国也不是很在意。

　　大国竞争阶段I：2011-2030年，1/2美国GDP< = 中国GDP < = 美国GDP，这一阶段以中国赶上美国GDP作为结束，我的预测是在2030年。

　　大国竞争阶段II：2031-2060年，美国GDP< 中国GDP < = 2美国GDP。

　　竞争共存阶段：2060- ，2美国GDP< 中国GDP，相对于中国经济，美国是小国。

　　以四十年的尺度来看，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换个总统就能结束的，而是由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基本矛盾决定的。回顾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英德、英美、美苏、美日等世界主导大国交替更迭，这其中，只有美国对英国的主导大国交替更迭是成功的，而德对英的挑战，苏、日对美的挑战都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发现，追赶大国在制造业上逼近甚至超过主导大国，在经济总量上达到主导大国的60%以上，两国关系从此进入大国竞争阶段。对于中国来说，制造业赶超美国是在2010年，GDP达到美国的60%是在2018年，两个指标的完成，也意味着中美贸易争端的开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2018年的中美贸易争端有其必然性。

　　历史上来看，主导大国与追赶大国在制造业、经济总量、科技、金融、军事、全球治理六个方面依照各自的优势展开竞争，甚至冲突。主导大国与竞争大国各自依据某一方面的优势，对另一方的其他方面的优势展开竞争与压制。

　　成功的追赶大国，攻城略地，逐步在这五、六个方面超越主导大国，最后实现主导大国的更迭；而失败的追赶大国，被主导大国利用优势，在某些方面被主导大国击垮，拉开距离，并最后在制造业和经济总量上失去了追赶的势能。

　　反观中美，目前中方的优势在制造业，美方的优势是总量、高科技、金融、军事和全球治理。

　　而中美贸易争端的前途如何，究竟谁赢谁输？最主要的指标还是长期增长。谁能维持长期的增长，比如美国，谁就赢了；谁增长停滞了，比如苏联和日本，那就输了。

　　怎么才能保证长期的增长呢？中国需要防范的危机，包括日本式危机、前苏联式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区域安全危机、公共卫生危机。目前来看，我们对于公共卫生危机的防范非常好，其他几个都需要讨论。

　　而美国可能发生的危机，则包括社会危机、文化危机、金融危机、公共卫生危机、宪政危机。比如最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就是典型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一次重叠。中美两国的竞争，就取决于谁能扛得住危机。

　　这里，我讨论三种可能性——

　　双方合作：2060年，中国GDP达到美国GDP的两倍。

　　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都正常增长，全球经济也正常增长，但美国主导的世纪就结束了，换句话讲，对美国的和平演变就成功了，这一种美国当然不愿意。

　　中国发生危机：2060年，美国GDP依然保持领先。

　　美国要保持对中国的经济领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国发生危机，类似日本，30年不增长，或是前苏联，陷入负增长。

　　第三种可能：中国防范了各种危机，保持健康的增长。

　　假如中国成功防范各种危机，三足鼎立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强大，其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会越来越激化；必然带来美元危机和美国经济的可能性崩溃。

　　换句话说，假如中国防范了各种危机，美国就会发生金融危机。美国为了避免发生金融危机，就得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

• 　　我国金融安全的九大挑战

　　通常认为，实体经济出问题才会有金融危机，实际不然，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美国可能通过各种政策一步步诱导中国发生金融危机。

　　第一，美国将一些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美国财政部“特别指定实体”名单（SDN，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导致这些高科技公司的国际（贸易、技术与人员交往）业务将无法使用美国控制的金融体系（SWIFT和CHIPS等系统）进行美元支付与结算，被迫终止。

　　这实际上是一种金融制裁，一旦列入，中国企业所有的国际贸易业务被切断，就会陷入日本式的经济停滞，无法实行产业升级，我通常称为“温水煮青蛙式”的危机。

　　第二，包括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在内的中国金融机构将不得不继续以某种方式维持被列入SDN清单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国际支付与结算，因而面临美国的二级金融制裁。

　　很多朋友会说这不可能，因为工农中建交太大了，美国不敢，美国只要干掉一个大银行，就会出现全球性的金融风险，而国际金融风险一旦发生，美国的损失一定要大于中国。我的回答是，你小看了美国定点打击的能力，美国可以做到关掉某个银行的某部分业务，既不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风险，又成功打击你的银行。

　　第三，美国将对中国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实施有选择、有步骤、逐渐加强的金融制裁。如果打得太厉害，全球金融体系剧烈震荡，美国可能稍微缓一缓、停一停，换个方法再打。

　　第四，面对美国的金融封锁，我国将不得不按照美国预设的领域、通道与方式开放资本的跨境流动。

　　比如，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跨境汇款上限是5万美金，美国政府会提出提高上限，听上去是很认真地替我们考虑，但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北京很多二套房、三套房会被卖掉换成美国的房子，当资产快速流到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和国际金融危机也就不远了。

　　第五，基于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垄断地位，美国有选择的金融制裁一方面刺激资金回流美国、推动美元不断走强；另一方面导致人民币资产的持有风险上扬、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不断加大。

　　大家或许注意到，最近人民币不断地在升值，我对于人民币升值太快总有担心，理由是升值太快，很容易形成贬值预期，美国随便搞出点事情，推动美元走强，人民币就会面临不断增强的贬值压力。升值相当于从1楼爬到5楼，这当然没问题，但贬值相当于从5楼跳回1楼，金融危机的压力可想而知。

　　第六，美国对中国香港实施有选择的金融制裁，一方面阻碍香港发挥人民币离岸中心的作用，进一步有选择地切断我国金融机构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打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使得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面临空前压力、港币危机的概率上升。

　　第七，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堵塞我国获取美元流动性的主要渠道，降低我国使用美元储备的灵活性，压缩我国外汇储备的操作空间，增加我国所持美元资产的不确定性，造成短期美元流动性的短缺。

　　中国目前有3万多亿的美元外汇储备，但在需要的时间节点，不一定都能变成有效的美元流动性。举个例子，前段时间特朗普政府声称，由于中国政府隐瞒新冠病毒爆发的真相，对中国提出经济索赔，方案包括取消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如果美债违约，美国金融系统的损失大于中国。但是，急需美元的时候，美联储或者美国金融市场可能拖两个星期变现，到时候金融危机都过去了。

　　第八，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压力突破承受点，我国在美国预设的资本跨境流动通道和方式上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

　　第九，国际金融市场在美国主导下，集中做空人民币资产，诱导人民币出现恶性贬值，诱导人民币和港币的汇率危机。

　　经济基本面是好的，这九个步骤完全是人为制造的危机。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第一步的跨境支付体系就是最为重要的突破口。

• 　　应对危机的突破口：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新体

　　现在，中国的进出口商使用人民币，外国的进出口商使用外国法币，大家在一个SWIFT平台进行跨境交易，人民币与外币并不直接兑换，而是通过美元兑换，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有三个功能：储备功能，计价功能和交易功能。

　　人民币不能和外币自由兑换，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打开资本市场，又怕出现金融危机，怎么办呢？如何在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建立一个跨境支付体系呢？就是以数字人民币取代美元。

　　假设一个场景，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兑泰铢的即期汇率为5，华为公司出售价值1万元人民币的产品给泰国进口商A公司，中粮集团从泰国大米出口商B公司进口价值2.5万泰铢的大米。

　　在该场景下，平台执行跨境支付结算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支付结算平台用1万元人民币向央行购买1万个数字人民币，作为平台内交易货币，平台将数字人民币与泰铢的兑换比率设置为1:5，即1个数字人民币兑换5泰铢；

　　第二步，泰国进口商A公司在平台以5万元泰铢购买1万个数字人民币，用于支付从华为进口的产品；

　　第三步，华为售出产品，获得1万个数字人民币，在平台内将1万个数字人民币兑换为1万元人民币；

　　第四步，中粮以0.5万元人民币在平台购买0.5万个数字人民币，并以此兑换2.5万泰铢，用于支付给泰国的大米出口商B公司；

　　第五步，央行用0.5万元人民币购买平台结余的2.5万泰铢，进行定时清算，从而使得平台内各种法币余额为零，但1万个数字人民币的余额保持不变。

　　这里的创新点是，数字人民币作为媒介货币，不承担储备功能，只承担计价功能。

　　在新体系的建设推广过程中，央行应坚持三个原则——

　　服务原则：央行只负责数字人民币的供给、监管和清算，将数字人民币作为公共品供给至不同平台，并对平台的数字人民币余额进行定时清算；

　　市场原则：央行将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结算领域的应用场景交给市场化平台主体去运作，而不同平台之间通过高质量低成本服务、折扣兑换等市场化手段吸引用户、自由竞争；

　　底线原则：央行作为监管者，负责实需鉴定、合规审查以及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逃税的“三反”工作，打击任何利用平台进行的违法违规活动，保障应用场景内各平台的公平竞争和健康运行。

　　回到刚才讲过的未来世界局势，在一定时期之内，尤其是今后的几年里，中美之间依然存在冲突加剧的可能。如果中方不发生危机，美元发生危机的概率就越来越大；为了防止美元发生危机，美国就有可能诱导中国的金融危机。

　　所以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在金融体系，尤其是跨境支付体系里看到创新，引导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逼迫美国走向合作的可能，建立三足鼎立的世界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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