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3年严打期间，有多位高干子弟被明正典刑，其中都有哪些人？

他们是开国少将、上将甚至是元帅的子侄。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是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他们的父辈当年用血泪和生命来建设新中国，他们却轻易地背叛了父辈，侮辱了家风，侵犯了国法的尊严。

1983年，上级为了能维护社会治安，重拳出击，展开了三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活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使贵为朱老总最小的孙子，也必须明正典刑。

一、“三年严打”产生的背景

1983年，正值中国开放的初期。新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敞开了大门，社会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巨变，再加上知青返城、就业不充分、国外势力渗透等诸多复杂原因，社会治安状况开始严重恶化。

1980年至1982年，短短三年间，每年立案80万起以上，平均每年暴发重大刑事案件6万余起，并且还有逐年上升的势头，各地均有流氓犯罪和恶性杀人事件发生。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有开国将领的子侄，带着新婚妻子外出，被流氓当街杀死。

严打开始之前，一些人因轻度违法后很快被释放，反复犯案，挑衅公安，令其束手无策。面对严峻的治安状态，中央决定重拳出击，开展连续三年的“严打”活动。

所谓：治乱世，用重典。1983年“严打”决定分三年三个阶段，由公、检、法三方协作开展。从重从快处理刑事案件。不管犯罪者“水有多深”，一打到底。无视国家法律尊严的人，一个也跑不脱。

许多六七零后还有印象，当年那个歌唱得非常好听的迟志强，就是这一次严打“进去的”。当然，他和我们下文里要提到的几个人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二、“作法自毙”的花花公子

在上海开展的“严打”活动中，首先被正法的是以陈小蒙、胡晓阳。胡晓阳的爸爸是上海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而陈小蒙的爸爸则是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这三位的父亲都是少年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前辈，胡晓阳是一个报社记者，陈小蒙是杂志社记者。两人蒙受红色革命家庭的恩荫，从小娇生惯养，长大后不思进取。纠集一票帮闲，以谈恋爱为名，短短四年时间，受害妇女共51人。

更为过分的是，这个陈小蒙每一次犯案过后，还会“采访”受害者，然后把细节写成日志，最后集结成了一本小说，还张罗着准备印刷出版。

而胡晓阳则和陈冠希有同一爱好，就是摄影，他们以陈小蒙的家为窝点进行犯罪。每次行动时，胡晓阳都带着照相机，拍对方的照片给陈小蒙的小说配图，或者用来威胁受害人。

当时有人不满他们的行为，他们就大叫：有本事你去告我们。结果严打开始他们马上就被捕了。陈小蒙的小说和胡晓阳的照片，成了他们的犯罪证据，把他们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1986年三月，陈小蒙、胡晓阳与同案犯葛志文一同被枪毙。另外三位同案犯分别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不知天高地厚的“陈衙内”

陈东平是哈军工导弹工程系的学生，他的父亲是开国上将陈再道。陈再道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通过“黄麻起义”参加工农红军，走过长征路，打过日本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革命。解放后，他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

陈东平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打小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读书成绩不好，考高中是走“内部关系”。父亲对他的期望很高，希望他能继承自己革命军人的事业，可是他却在声色享受之中，完全失去了自己。

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陈东平，外号“陈衙内”。他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沉迷于一些颜色书刊和录像带。后来接触到西方影视剧和“美国之音”后，开始向往“外面的生活”。

为了出国，陈东平1962年还在哈军工大读书的时候，就主动写信联系境外势力，声称自己要“上山入伙”。案发之后，他被开除学籍和军籍，劳动教养了一段时间。但放出来之后仍然不思悔改，变本加厉继续堕落下去。

结果到了83年严打的时候，终于撞到了枪口上，被处以极刑。有人说，陈东平的思想转变，是从他在学校休病假，偷听“敌台”开始的，其实根源还是在他从小的养育上。

因为一些原因，他在劳教的两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里疗养，根本就没有吃过什么苦头。他是在向往着外面的花天酒地、胡天胡地结果异想天开，把自己的命丢了。

四、“子孙不争气，就登报与他们脱离关系”

朱国华出事的时候，朱老总已经过世七年了。康克清还记得朱老总临走的时候对自己说：子孙们不听话，自有国法。他们不争气，就登报与他们脱离关系。

她不能让这些不肖子孙，坏了他们爷爷的名声。不仅给朱家抹了黑，还祸害了国家。因此孙子出事后，康克清从来没有去找过任何人，以及任何部门。

直到朱国华被枪毙后，康克清才告诉司机，她的孙子因为犯罪被处决了。对方问她有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她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还需要签字吗？

朱国华表面看上去很本分，甚至有一些书卷气。直到案发时，大家才知道他借着谈恋爱的名义，强奸了8名妇女，猥亵多人。

他把流氓罪里提到的坏事，几乎全干了一遍。勾引、诈骗、要挟，无所不用其极，已经造成了团伙犯案的事实。朱国华的案子审得很快，从抓捕到处决仅八个月时间。

有人说：1983“严打”，第一批枪毙了四十多个干部子弟,，他们父亲的官不够大。所以一些高干子弟觉得自己还是安全的。直到朱国华被正法后，他们才信上面动了真格。

结语

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前，一直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但是自从秦国商鞅变法以后，就有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提法。至此以后二千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永远地凌驾于国法之上，恣意横行。

许多六七零后现在还记得，1983“严打”的社会反响是相当好的。这一次严打过后社会犯罪率大幅度下降，治安明显好转。十几年间社会秩序井然有条，风气得到明显扭转。后来随着开放深入，社会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每当治安不好的时候，群众就一直呼吁国家进行“严打”。

于是在一九九六年和二零零一年前后，又分别进行了两次“严打”。不过这两次虽然都叫“严打”，但是任务不同，规模和力度也不及1983年这一次大。

如今我们再回头，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1983年“严打”的意义都是非凡的。正是因为这一场“严打”，我们才在开放之初，面对汹涌浑浊的世界潮流，坚守住了社会主义阵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