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中国古代战争技术的演化与逻辑

中国人对于历史上的战争很感兴趣，但对战争从技术上进行分析的作品却非常稀少。这是最近几年我研究中国古代战争时，发现的一个奇怪事情。这造成的局面是，人们习惯于将战争当成是偶发性的事件和指挥者的小聪明，却无力对战争的产生、经过、发展，以及技术层面做出更精确的分析，看懂背后的逻辑。

在最近几年出版的对战争的技术化演进进行研究的著作中，除了李硕的《南北战争三百年》，就是张明扬的这一本《纸上谈兵：中国古代战争史札记》了。这两本书都是希望透过纷纭复杂的现象，看到决定了战争天平的技术化变革力量，并思考各个王朝是如何打造战争机器和发展军事技术，而指挥者又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寻找对方的漏洞的。

如果说李硕的书聚焦于号称“华丽血时代”的南北朝，张明扬的书则继承了前书的传统，将战争的技术性逻辑从魏晋南北朝推向了整个中国历史，进行系统性研究，希望从中总结出更加具有规律性的东西。

撰文丨郭建龙

《纸上谈兵：中国古代战争史札记》，张明扬 著，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

火力和机动性：战争的悖论

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说明，但全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中国古代两千年的战争，事实上是在先进技术冲击下，军事家对于这些技术进行学习和发展出新战术的过程。

战争的技术改进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火力，二是机动性。一个理想的军队，要求在火力最大化的情况下，也要让移动速度最大化（机动性），只要做到这两点，军事家就有了制定丰富战术的资本，从而在战场上争取主动。

火力的改进主要是新型武器和材料的使用，包括铁器取代铜器，更加强硬的弓箭（或者连射弓弩）的引入，人和马匹的装甲产生的冲击力，以及火药的使用及其不断涌现的改进型火器等等。

而机动性则主要体现在马匹的使用，以及步兵、车队和轻重装骑兵的配置。

但不幸的是，火力和机动性之间却有矛盾，每一个时代的人对这两者的追求都是无限的，但最后，人们总是发现两者都无法达到完全理想状态，在战争中总是捉襟见肘：为了追求速度，往往不得不牺牲火力，要想提升火力，必须配备大量的后勤，这又会牺牲速度。

虽然在每一个时期，技术的进步都会让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因素得以提升，但军事家依然受到火力和机动性悖论的影响，无法做到随心所欲。只有那些能够将两者折中做得最好的人，才能在战场上展现出巨大的战术优势。

作者将火力和机动性的讨论带入到具体的战争之中，再加上地理、后勤、战术等多重因素，一共讨论了中国历史上从长平之战直到清廷平定准噶尔之乱的十三场战争，这些战争大都处于技术化或者战术革新的节点上，从而造成了超过战争本身的历史影响。

传李公麟绘《免胄图》，这幅画描绘了唐代名将郭子仪为表诚信，脱下甲胄，便服轻装与回纥可汗会面的情景。

技术逻辑：战争的演变史

从火力和机动性两个方面看中国的战争史，呈现出了强烈的韵律性。在书中，作者也给出了一定的总结。而韵律的产生，又和马匹、马镫、弓弩、刀具、火器等历史性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

战国之前，战车在战争中往往扮演重要角色，但随着北方骑兵技术的普及，产生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这次改革以提高军队的机动性为宗旨。然而，由于当时马镫还没有产生，骑兵在马背上无法实施更稳固的打击，导致骑兵在火力上又有着很大的弱点。

战国时期的另一个趋势则是步兵方阵取代战车，这是为了增加方阵的厚度，提高火力，但由于方阵装备的笨重，却又牺牲了机动性。

在长平之战中，由于赵军处于守势，缺乏野战条件，无法体现骑兵的机动性，反而把火力不足的特点暴露给了秦军的步兵方阵，使得赵军骑兵在长平之战中隐身，而步兵比拼中又不敌秦军，陷于完败。

到了楚汉相争时期，项羽的骑兵在彭城之战中发挥了机动性的特点，击败了刘邦更加缓慢的步兵。但刘邦随后也建立了骑兵部队，以骑制骑，战胜了项羽。

随着汉朝的强盛，养马事业的发展，汉武帝时已经可以组织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与北方的匈奴相抗衡。在机动性相当的前提下，就到了将军们发展战术，研究火力使用的时代了。

骑兵的主要火力是弓箭，但是，汉代的卫青和霍去病却发扬了另一种从步兵方阵移植的战术：利用骑兵的正面冲击，击溃对方的阵型。这种战术在短时期内发挥了巨大的优越性。

但是，由于古代南方王朝养马的难度，当经过几次战役导致马匹死伤太大时，汉朝也就失去了机动性。但与此同时，汉代还发生了铁器、弓弩等多方面的火力革命，这使得汉代的步兵在与游牧民族作战时依然保持着一定的特长。

到了三国时期，以诸葛武侯的北伐为例，北方的曹魏继承的是骑兵部队的机动性，而作为南方政权的蜀汉则强调后勤的机动性（木牛流马）和火力（诸葛连弩和阵型）。

两晋南北朝时，中原王朝为了抵消北方游牧民族的优势，终于有了一项突破性的技术发现，足以影响之后一千多年的世界战争史。随着马镫的发明，骑兵在马上作战的优势被放大了，之后，所谓的机动性和火力的悖论更多地体现在轻骑兵与重骑兵的较量上。北朝的骑兵为了追求火力，发展出了重骑兵，重骑兵的出现，解决了之前骑兵与步兵方阵对抗中，骑兵不容易突破步兵方阵的缺陷。利用重骑兵对抗步兵方阵成为可能。

但随后，人们发现重骑兵虽然厉害，可是轻骑兵却可以运用闪电战将重装骑兵击败。于是出现了步兵方阵、轻骑兵、重骑兵三方面的相生相克关系：轻骑兵结阵能力差，很难击破密集的步兵方阵，重骑兵无法比拟轻骑兵的机动性，却又是克服步兵方阵的利器。唐代早期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抛弃了北朝遗留的重骑兵，效仿突厥建立了轻骑兵部队，横扫北方。

从唐代后期开始，人们再次聚焦于火力的开发，对刀具和弓弩进行着持续的改进，直到北宋产生了当时的强力武器：神臂弓和斩马刀。这两种武器针对于骑手和马匹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并在南宋王朝刚建立不久，帮助岳飞完胜了金军的重装骑兵。

最后，蒙古人作为骑兵战术的集大成者，将战场的机动性发挥到了极致，与此同时，他们引入的投石机也解决了攻城的问题，在火力上有了巨大的提升。但到这时，科技力量再次给战争带来了另一次巨大的技术革新：火药，于是战争就到了火器时代。

火器帮助明朝和清朝在建国初期确立了优势地位，却又由于王朝的惰性，而将优势拱手送人。到了19世纪，另一次技术革命，或者称为机器革命，让战争在火力和机动性上都有了全新的概念，这次革新，终于让世界战争史进入了另一个层面。

郎世宁《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之“乌什酉长献城降”。

由外向内：军事逻辑的转向

在读到最后一部分，作者的一个问题却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那就是：明清这两个朝代在建国初以军队善于使用先进技术而闻名，但为什么却都在后期走向了故步自封，不肯沿着武器和战术革新的道路走下去，反而越来越陷入了僵化的死胡同呢？

比如，明代初年就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专用火器部队神机营，这支部队配有世界领先的火铳。由于神机营的存在，明军配备火器的部队约占所有部队的10%，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比例。在明成祖对蒙战争中，火铳甚至可以接连贯穿两人后，再将战马击毙，表现出了出色的火力。

在战术上，明军围绕着火器也开发出了一系列新型的战术。比如，由于火器射击频率慢而发明了轮射战术，再比如火器与骑兵的协同战术等等。这些战术成了军事中胜利的保障，也是全世界领先的。

但到了明英宗时期，随着战术革新的停滞，火器与骑兵的协同被割断，导致了明朝在土木堡的惨败。明朝中期，虽然有倭寇、西方人到来等事件影响，但明朝的火器和战术的发展已经落后于西方。

到了清代初年，满洲部队又可谓最善于学习先进技术的部队，他们在被明朝的红夷大炮击败后，也迅速引入了这类大炮，并发展出相应的战术，不仅在与明朝作战中，甚至在与俄罗斯作战中也不落下风。清军的大炮是多样化的，除了引进，还进行了多方面的仿制和改造，在雅克萨之战中就有“神威无敌大将军炮”、“神威将军炮”、“龙炮”、“子母炮”等，重量由重及轻，口径由大及小，形成了多种规格。

但是，随着雅克萨之战和平定噶尔丹之后，清朝进入了歌舞升平之中，技术也不再改进，到了1840年已经完全落后于技术和战术的革新。

那么，为什么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里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作者也总结了其中的教训，认为康熙时代中国火器达到了巅峰之后，偏偏也是从那时开始，皇帝的目光由对外防御和扩张，转向了内部稳定；而维系稳定所要求的不是革新，而是限制民间使用和研发火器，不仅仅是不准研制，还把有关兵器科学的书列为禁书。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战争技术的落后。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往往都存在这样的转向，一旦政权稳固，社会繁荣，皇帝考虑的首先是限制民间的进取心以维系静态稳定。

但是，从战略发展的角度来说，从明清时代以转向内在的方式维系静态稳定，到工业革命后，在经济和科技继续发展的同时，产生动态的稳定——如何实现这种现代性的转向，是作为战争史研究者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也决定了战略研究发展的走向。

撰文 | 郭建龙

编辑 | 李阳 李永博 罗东

校对 |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