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环境对中医流派产生有哪些影响？

小编说：中医学数千年历史中呈现出一源多流的现象，奠基于四大经典中医学术主干，在后世发展分化为多个学术流派，使中医学术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对于如何理解流派的差异及争鸣，人们众说纷纭。其实，不同流派的产生往往有其根由，明了其根源，对于评价流派才能有一个较为合理的角度。本篇文章作者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郑洪为大家阐述了地域环境对中医流派的影响。

晋唐以前中国经济文化的重点在黄河流域一带，对疾病的医疗经验以北方为主。 随着宋元以降，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转移，南方的地理气候及疾病对医家临床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终促使温病学说脱离伤寒而独立，成为中医学术发展的一大变化。

这种变化需要在较为典型的地域环境下才能形成，不可能主观造就。 不同地域下形成的学说都可以并存于中医学术框架之中，只是在不同地区的应用有多少之别，从而成为地域医学流派分立的依据。

中医学数千年历史中呈现出一源多流的现象，奠基于四大经典中医学术主干，在后世发展分化为多个学术流派，使中医学术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对于如何理解流派的差异及争鸣，人们众说纷纭。其实， 不同流派的产生往往有其根由，明了其根源，对于评价流派才能有一个较为合理的角度。

从历史上看，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的气候环境有着较大的差异。南方以岭南闽粤为代表，闽粤地跨热带，蒸发甚而腠理疏，既易受寒，又易受湿，故多用燥药以化湿；

北方以山西、陕西等地为代表，天气高寒干燥，冬季寒风凛冽，人体肌腠固密，故多用麻桂重剂发表。 很多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其实与地域环境的差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黄帝内经》奠定“因地制宜”的法则

中医学的运用应随地域环境而有所变化，这即中医“三因制宜”原则中的“因地制宜”。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对此有典范性的论述，大致上有两种角度，即分别以阴阳与五行为基础。

从阴阳角度，《黄帝内经》具体以东南与西北为例讨论地域的阴阳盛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

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明而下虚，故使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

西方阴也，阴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其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

《素问·五常政大论》中也有类似经文，并谈到两地人群体质与寿命的区别说：“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

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

……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时而还论述了地域对疾病机理及治疗大法的影响：“岐伯曰：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

故曰：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气温气热，治以温热，强其内守。必同其气，可使平也。假者反之。”

从五行五方角度，《素问·异法方宜论》记载得更为细致，如说：“东方之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吃鱼，而嗜咸……其病皆为痛疡，其治宜砭石……西方者，金玉之域，砂石之处……其民华食而脂肥……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南方者……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

这里不仅说明了由于各地的地形、水文、气候等地理条件的不同，使得各地居民有不同的生活习惯，而且还分析了由于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往往还影响到人体的健康状况，因而会产生不同的疾病，同时也需要不同的方法，因地制宜予以治疗，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两晋至金代对地域经验的因循渐积

后世医家在《黄帝内经》基础上，对地理环境对临床治疗的影响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论述。如六朝陈延之《小品方》指出：“凡用诸方欲随土地所宜者。

俱是治一冷病，共方用温药分两多者，宜江西、江北；用温药分两少者，宜江东、岭南也。

所以方有同说而异药者，皆此之类也。”唐代《千金方》说：“凡用药，皆随土地之所宜：江南、岭表，其地暑湿热，肌肤薄脆，腠理开疏，用药轻省；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腠理闭实，用药重复。”

《外台秘要》也曾谈及应用灸法时注意到南方气候炎热的特点，在“灸用火善恶补泻法” 中讨论“灸不过三分”时，指出“若江南岭南寒气既少，当二分为准”。

不难看到，晋唐乃至宋代，对地域环境的影响大多局限于用药法则、治疗分量等具体的差异上，逐步积累起较为表浅经验。

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医学术模式中也没有什么流派之说。及至金代刘河间、张从正、李东垣三家崛起，创立新说，后世为之命名为寒凉派、攻下派及补土派，他们的思想主要受宋代理学纷争的影响，以及缘于对运气学说的反思，同时他们与晋唐大多数医家一样，主要居于北地，学术中对地域问题并无太多讨论。

南方地域环境影响中医学术变革

宋室南渡后，江南经济文化日益繁盛，在此背景下，学术水平较高的医家渐次增多，其中当其冲者即浙江的朱丹溪。

他在融前人学术之长的基础上，大力赞扬金代三家的创新，但又鲜明地指出不同。其立论的基础，相当强调地域区别。

如在讨论李东垣升阳益气之法时说：“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则气之降者固可愈，而于其升者亦从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

由朱丹溪开始，江南名医辈出，他们可以说沿袭朱丹溪注重地域差异的角度，使中医学术面貌出现较大变化。

这里以温病学说的产生为例进行讨论。众所周知温病学派诞生于明清时期，但其源头实可溯源于朱丹溪。

《丹溪心法》论外感说：“《内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内伤者极多，外感间或有之，有感冒等轻症，不可便认为伤寒妄治……西北二方，极寒肃杀之地，故外伤甚多；东南二方，温和之地，外伤极少，所谓千百而一二者也。”

这里所说“外伤”即指寒邪所伤，认为在南方较为少见。随后即有元末王履（江苏昆山人）鲜明地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开启了新的发展方向。

及至明末清初，经过5位江南医家（江苏吴县吴又可、叶桂、薛生白，江苏淮阴吴鞠通，浙江杭州王孟英）的努力，确立了温病学说，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形成分野。

其实，自《伤寒论》以来，历代医书并非不言温病，无论是《诸病源候论》《千金方》还是《伤寒总病论》《圣济总录》等，都设有专篇，但何以始终未深入发展下去从而突破伤寒体系呢？

笔者认为并非后世纷争中所说前人因循守旧、识力不够等，重要的原因是在长江以北地域里，此类疾病的发病数量以及典型性都不足够，北地医家虽加重视，但尚未具备条件提出新说。

像《备急千金要方》所说：“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而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为杀疠之气也。

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其寒毒藏于肌骨中，至春变为温病。”相较之下他们觉得温病危害并没有那么重要。

《伤寒总病论》开始将“天行温病”作为专节，但所列的病名如青筋牵、赤脉 、白气狸、黑骨温、黄肉随等，实际源自《千金方》的五脏阴阳毒，其病名颇为怪异，似只是套用五脏五色理论模式，而非来自充分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总结。

至江南医家崛起，他们在常年接触的大量病例中，积累了诸多与北方医家不一样的实践经验，也历经了二三百年之久的酝酿，始形成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温病辨证体系。

其实江南医家早期也尝试改良伤寒体系来治疗温病，最有名的是明代陶节庵（浙江余杭人），其《伤寒六书》，认为“若言四时俱是正伤寒者，非也。此三者，皆用辛凉之剂以解之。

若将冬时正伤寒之药通治之，定杀人矣。辛凉者，羌活冲和汤是也”。其所创羌活冲和汤一方号称为“以代桂枝、麻黄、青龙、各半等汤”的神药，又有柴葛解肌汤等名方。

然而他既被伤寒家批评“其六经分证，牵入《内经》热病法与仲景伤寒法，一并砌入，混同无别”，以致被视为“仲景罪人”，又被后世温病家批评说“盖温病误表，纵不成死候，亦必不易愈矣，麻黄、桂枝，人犹胆怯，最误人者陶节庵之柴葛解肌汤也”，两不讨好。由此可见，温病学说脱离伤寒而独立，在当时实有其必要性。

寒温分立，一直引来许多争论，但持平之论者，多能从地域角度进行讨论，如清代新安医家程钟龄说：“东南之地，不比西北，隆冬开花，少霜雪，人禀常弱，腠理空疏，凡用汗药，只须对症，不必过重。

予尝治伤寒初起，专用香苏散加荆、防、川芎、秦艽、蔓荆等药，一剂愈，甚则两服，无有不安。

而麻黄峻剂，数十年来，不上两余。可见地土不同，用药迥别。”他针对麻黄汤指出：“此方不宜于东南，多宜于西北。

西北禀浓，风气刚劲，必须此药开发，乃可疏通，实为冬令正伤寒之的剂。若东南则不可轻用，体虚脉弱者受之，恐有汗多亡阳之虑。”

当然这不等于说南方地域诞生的学说就只能适用于南方，王孟英在《温热经纬》中评陈平伯《外感温病篇》曰：“独是西北风高土燥，风寒之为病居多”一语时指出：“亦不尽然。”

他不但认同陈氏“而凡大江以南，病温多而病寒少” 的意见，更进一步指出“北省温病亦多于伤寒”，“投以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诸法，以致死亡接踵也”。反之亦然，南方也并非不能用伤寒法，具体全在于辨证而已。

《黄帝内经》所确立的“因地制宜”原则，随着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变迁而不断得到充实。

在晋唐以前，中国经济文化的重点在黄河流域一带，对疾病的医疗经验以北方为主。

随着宋元以降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转移，对南方的地理气候及医药特点的认识逐步加深，推动了明清温病等学派的形成，促使中医学术发生明显变化。

以前对这种变化有许多争论，其实从地域角度来看，这些变化是因客观条件而促成，并非某些医家的“标新立异”或“背古”。

参考现代临床科研的概念，可以说地域条件的差别越大，气候条件和病证特征越典型，同时可供观察的病人样本数量越大，就越有利于理论与治法的创新。

而这种创新，当然不可能用于否定其他典型地域诞生的理论，它们都可以并存于中医学术框架之中，从而带来中医学术的深化，这也最好地说明了中医基本理论的包容性和可扩性。

同时，基于地理环境、四时气候、人群体质以及临床疾病的多样性，虽然各个学说诞生的地域不同，但它们在所有地域都是有其应用价值的， 只是如果从“大数据”来看，各地应用的情况有多有少，范围有广有狭而已，这就在总体上表现为不同地区的医药特色异同，成为地域医学流派分立的依据。

I 版权声明

本文来源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作者/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郑洪，版权归权利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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