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民：文化传承与齐鲁世家

◎王志民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

孟子研究院特聘院长

摘要

山东文化世家具有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内涵：其一，从历史纵向看，二千年来山东文化世家的发展，呈现出马鞍形两峰一谷的特点：汉魏六朝为一高峰，明清为一高峰，两峰之间的隋唐宋金元时期为平谷。其二，山东文化世家在儒家文化传承及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做出过特殊贡献。其三，山东文化世家主导了山东乡邦文化的特色——“礼义之邦”的形成。其四，山东文化世家揭示出众多杰出人物成才与地域家族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

山东文化世家；特点；贡献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宗法制农业社会，建立在血缘、婚姻基础上的家族是社会构成的基本细胞,也是立国之本《尚书•尧典》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说明从上古以来，家族就是政权存在的基础和支柱。中华文明的传承，家族是主线之一，而文化世家则是这条主线上闪亮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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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世卿世禄的贵族世家既是政治主体，也是文化上的垄断者。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瓦解，出现了百亩之田、五口之家的核心家庭制，但秦汉以后，世家大族逐渐形成。汉代以经学作为晋身入仕的条件，而经学传授又多限于家学私门，“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融二为一，形成了文化家族世代相因的局面，文化世家既是国家政治的中坚，也是文化传承的主体。

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选人用人。“中正”的评定内容，本身就有“家世”、“行状”、“人品”三项，选人要考察家族几代人的文化背景。人才的选举与士族家族制结合在一起，这就为文化世家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保持了文化世家在政治上的特权和地位的延续，“故家大族，虽无世袭之名，而有世袭之实”。

隋唐至清代实行科举考试选人用人制度，其破除了自汉魏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世族文化垄断，为庶族士子开启了晋身仕途之门，进入了一个以科举文化传承为主导的时期。在这个漫长的科举时代，新的文化世家的出现往往要经历由文化之兴到科举之荣再到仕宦之显的发展奋斗过程。而仕宦之家的优越条件，家学、家风的传承影响，往往使世官、世科、世学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科举文化世家。这在明清时期尤为明显。这种家族文化具有传承性和地域性：一个文化世家，在儒家伦理纲常的主导下，以科仕为追求，历经数代发展，往往形成具有自身家族特色的家规、家训、家风，这既是一个家族内部的精神连线和传家珍宝，传递着先辈对后代的寄望和父祖对子孙的诫勉，也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价值观培育的重要先天环境和成长土壤。历史上诸多卓有成就的文化名人往往出身于数代显赫的文化世家，这是重要的文化基因。与此相应的是，一个科甲连第、人才辈出的文化世家，又往往成为一个县、州或更大区域内的文化地标，其显赫门第以及通过仕宦、联姻、交游、著述、教育等形成的文化传播力深深影响着一个地域的文化发展，提升了区域整体文化形象。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陈先生在这里说的是六朝的事，对隋唐科举制以后的情况而言，也颇中肯綮，可见，中华文明的发展传承，家族文化是一个重要载体。在中国幅员广大、地理环境复杂的文化背景下，要深入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不可不探求家族文化，亦不可不深入探求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化的关系，这是我们组织撰写《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的重要学术动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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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文化世家和省外其他文化世家有共同性。以农立家，以学兴家，以仕发家，是历朝历代文化世家的共性。农业社会决定了任何文化世家都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养成耕读家风。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士往往来源于农，由农家子弟经由读书治学转变而来，这在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尤其如此。以工立家、以商立家固然有之，然而，工商以学兴家，以仕发家，由此而成为文化世家者，微乎其微，几乎不见。文化世家本质属性在于学，无学不成其文化世家。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是一切文化世家的共同特征。唯有令其子弟刻苦读书，勤奋治学，通过经世致用而建功立业，光大门第，才能推动一个家族迅速崛起。充满书香的门第崛起于乡野小农之间，却未必有足够的力量推动家族的发展更上一层楼，这就要求其子弟必须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以从政谋取高官厚禄，为整个家族的高贵和后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可见，农——学——仕，既是文化世家形成与发展的三个必要阶段，也是文化世家建设与构成的三个必要因素，三者缺一不可，而学居于核心地位。

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齐鲁文化有着特殊地位和贡献。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这里发现了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市群以及金属器等，展示出山东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而在被当代学者称为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傅斯年先生说：“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个重心便是齐鲁。”（《夷夏东西说》）秦汉以后，中国的文化重心或移居中原，或西入关中，或南迁江浙，齐鲁的文化地位时沉时浮，但作为孔孟的故乡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两千年来，齐鲁文化始终以“圣地”特有的文化影响力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儒家思想的传播以及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做出了其他地域文化难以替代的特殊贡献。齐鲁文化的这种丰厚底蕴和特殊历史贡献，使山东文化世家具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承担、文化面貌和家族文化内涵。

总览《书系》，从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关系的角度粗浅概析，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在这里赘述：

其一，山东文化世家的发展轨迹反映了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历史地位的消长变迁。从历史纵向看，二千年来山东文化世家的发展，呈现出马鞍形两峰一谷的特点：汉魏六朝为一高峰，明清为一高峰，两峰之间的隋唐宋金元时期为平谷。这一变迁，反映出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沧桑之旅。两汉时期文化以经学为主体，经学大师多为齐鲁之人，累世经学之家在齐鲁之地大量出现，这为魏晋之后形成山东文化的高峰期奠定了厚实基础。《书系》入选的28个文化世家中，六朝时期为7家，大多形成于魏晋之齐鲁，兴盛于随迁之江南，而且都是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显赫家族，如琅邪王氏、兰陵萧氏等。唐宋时期，政治文化重心西移，域内文化世家总体零落式微，自隋至元，本《书系》入选者仅4家。明清时期是山东科举文化世家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这与该时期山东文化的复兴繁荣不无关系。一是明清两朝大力提倡“尊孔崇儒”。孔孟圣裔封官加爵，登峰造极；孔孟圣迹重修扩建，前所未有。山东的“圣地”气象空前显现。二是明清时代定都北京，山东地理位置优越。以山东为枢纽的大运河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促进了山东经济的发达，同时也推动了文化的繁荣昌盛。三是山东作为孔孟故乡，自古有崇文重教传统。明清二朝特重科举，士人晋身入仕,科考几乎为唯一之途。明代即有所谓“中外文武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为官”（《明会典》）的规定，在此背景下，山东境内涌现出众多科举文化世家。科甲连第、人才辈出家族各地多有；一家数代名宦，父子、兄弟文名并显者亦大有人在。一时硕学大儒，诗人名家，多出山东。到清初时，形成“本朝诗人，山左为盛”的局面。山东应为考察明清时代中国科举文化世家最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地区之一。这次选入《书系》的文化世家，明清时期有16家之多，占了多半；而且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发现，尽管经多方研讨论证，这次仍有较多明清时代显赫的文化家族没有入选。

其二，山东文化世家在儒家文化传承及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做出过特殊贡献。一是以孔府为代表的圣裔家族是中国文化世家中特殊的文化资源。在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发展中，圣裔家族亦经沧桑变迁，流散各地，但他们大多发扬了圣裔家族文化传统，将血脉延续与文脉传承相结合，以尊先敬祖与传承儒家文化为己任，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对历代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其他家族无法比拟的巨大文化影响力。二是山东文化世家的迁徙对儒家文化传播及各地文化的交流融合乃至中华文化重心的转移，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历史上山东文化世家曾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迁徙：（1）汉代大量山东经学世家迁居关中，助推汉代儒学、经学的西渐和关中文化中心的形成。限于资料缺乏等原因，本《书系》虽然没有入选迁居关中的山东世族，但《汉书》中记载了以田氏为代表的齐鲁大族对关中文化的巨大影响。（2）两晋时期齐鲁世族的南迁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元嘉之后，大批山东世家大族随西晋政权迁往江浙，本《书系》中选入的琅邪王氏、兰陵萧氏、东海徐氏、鲁郡颜氏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大多“本乎邹鲁……世以儒雅为业”，大力推展儒学，积极融入并影响当地文化，成为数代名宦的世家大族，萧氏甚至成为南朝齐梁时代的皇族，对南北文化的融合及江南地区文化的提升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是北宋末年，大批孔、孟、颜、曾等圣裔家族随宋室迁都临安而南迁江浙，不仅形成了儒学史上著名的孔氏“南宗”而且在江南办教育，授儒学，为宋明理学的繁盛和文化重心南移做出了贡献。

其三，山东文化世家主导了山东乡邦文化的特色——“礼义之邦”的形成。山东是儒学发源地，自古号称“礼义之邦”读经崇儒、尤重礼义的区域文化特色代代传承、千年不衰。由于汉代以后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和孔孟故乡“圣地”文化的不断提升和突显，以及金元以后齐鲁之地又逐步成为山东的统一行政区划，“礼义之邦”即成为山东地域共有的文化特质。而这种区域文化共性在山东文化世家中从不同角度显现出来。从本《书系》所选文化世家文化精神的主体看，这些不同时代、经历各异的家族，崇德、重教、尊老、尚义等礼义之邦的文化特色，既展现在圣裔之家，也反映在自汉至清历代文化世家的家风、家规、家训之中。不仅世居山东之地的文化世家，而且由山东外迁江南等地的文化世家，数代之后依然以传承故乡之风、弘扬礼义为家族文化的追求。明清时期，从山西、云南等地迁入山东之地的流民后代，最终发展为科举文化世家者，也从多个方面展现出“礼义之邦”的文化特色。

其四，山东文化世家揭示出众多杰出人物成才与地域家族文化的关系。如果说，家庭是人才成长的第一环境，那么，文化世家则是时代人才的摇篮。历史上山东许多文化世家，杰出人才，丛生辈出，曾影响了整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发展，这种情况尤以六朝时期为显：泰山羊氏，羊祜、羊祉等“二十四史”有传记的即有34人，另有2人曾为皇后；王粲、王弼等彪炳史册的文学、思想大家皆出高平王氏；诸葛亮实出身于山东琅邪阳都（今沂南）望族，成年后离乡；琅邪王氏既是西晋南迁后司马氏政权的主要政治支柱，号称“王马共天下”也是王戎、王羲之、王肃、王褒、王融等文化名人的共有家族；兰陵萧氏自称为齐鲁“素族”出身，但南迁后，发展为人才辈出的显赫世家，齐、梁时代，荣登“两朝天子”的宝座。这在六朝时期由北南迁的世族中，俱为少见。山东文化世家大多注重家训的传承，而家训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多将立德、立言、勤政、清廉等德才要求作为主旨，这对人才价值观念的养成影响甚大。山东历史上众多的文化名人中，政治上多出忠直清廉之士，文化上多出经学、文学大家，与此关系颇大。这次入选的明清时期各个文化世家，传世文献著述颇丰，都是这方面的反映。例如：明代临朐有“冯氏五先生”都以文名著称；新城王氏家族共出三十余名进士，不仅仕宦显赫，而且多有著述传世，王渔洋则为清初“诗坛领袖”，而且为官特重“清、慎、勤”。其他如诸城刘统勋、刘墉父子，清代彪炳文学史册的“南施北宋”之宋琬，以及田雯、赵执信、曹贞吉等，都展示出山东文化世家特有的文化影响和传承力。

文章选自《海岱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