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曙明原创丨听读《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听读《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文/杨曙明

或许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缘故，也或许是自身有过“知青”经历的历史原因，这些年来，我特别喜欢阅读梁晓声有关知青题材的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当年我是读过的，时隔二十多年再聆听这部小说，因了播讲人的声情并茂，因了人生阅历比当年初读时又丰富了些，所以我仍旧不免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一

其实，单就故事情节而言，《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并不复杂，也谈不上什么跌宕起伏。它好似是一部纪实小说，实际上并不是。虽然小说中的黑龙江、哈尔滨以及有些“走资派”是真名真姓，但更多的内容则是作者把“十年浩劫”中，发生在全国范围内的某些荒唐、荒诞和荒谬的片段，有机地与主人公“我”串联了起来，并通过铺陈那些被释放出的人性丑恶，真实再现了中华民族那场史无前例的历史灾难。

“史无前例”当年曾经是文痞们对“文化大革命”增加的前缀，可事实的确是这样。因为但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大都会对当年那些荒唐、荒谬、荒诞的事颇感不可思议，颇觉史无前例，很多人甚至还会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悲感和痛感。说实话，当年那些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黑五类”们的命运固然悲惨，可让我说，普通草民的命运，尤其是红卫兵们的结局岂不同样悲催？他们先是被利用，而后是被抛弃，直到命运多舛、备受磨难之后才算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写照出当年芸芸众生的命运。以收购废品为生的卢叔，因为不经意间收购了破碎的毛泽东石膏像，便被关押、殴打、虐待，因不堪忍受而登高爬梯，并跳进了三十多米高烟囱里身亡；初三学生王文琪，原本是班里品学兼优的团支部副书记，可是因为走火入魔般地想要加入红卫兵，便向造反派们告发了偷听来的，其父对其母说过的私房话，虽然他因此如愿以偿，但结局却是父子反目，亲人成仇，人格扭曲，良知泯灭，并最终不堪重负成了强奸杀人的死刑犯；身背“臭老九”骂名的老师们，为了保全自我，情无可原地利用大字报互相揭发，使得没有被揭发的所剩无几；那位姓艾的数学老师有三个儿子，因为分别取名为艾国、艾民、艾党，因而被“神经质”们分析成为爱（艾）国民党；“我”的哥哥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可他无中生有杜撰的大字报竟让广大革命群众信以为真，致使市公安局遭到围攻；“炮轰派”和“捍联总”两大派性组织，为了捍卫所谓“真理”，竟然真枪实弹地兵戎相见，最终致酿成数十人死亡的血案。虽说这些人和事都是小说中出现的，但在当年，可以对号入座的大有人在、大有事在。十年浩劫不是哪个人的悲哀，也不是哪类人或是哪个阶层的悲哀，而是我们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共同悲哀。

二

巴金在其《随想录》中有这样一句话让我刻骨铭心：浩劫不是文字游戏，而是真切的历史真实。

重庆有处“红卫兵墓园”，2007年那次山城之行，我曾特意到那里去看了看。当然，此去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为了观赏，而是为了回望历史，并通过回望把那场中华民族的历史灾难铭刻在心里。记得由于墓园不开放，我们还是通过关系才获得了入内的准许。至于为何至今不开放，或许这也是那场噩梦的阴魂至今尚未完全散去的原因。

十年浩劫期间，在“文攻武卫”的迷惑下，重庆曾发生过惨烈的武斗，见于官方记载的，较大规模的就有31次之多，其中有24次还动用了真枪实弹，致使645人死亡。“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选集》的开篇语录，可在那个荒唐混乱的年代，全国上下有几个人能说清这个问题？说不明白这个首要问题的“革命”，又怎么能不演变为“浩劫”？

红卫兵墓园位于沙坪公园内，地处在人工湖岸的缓坡上，紧邻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墓园占地不大，约有3000平方米。墓群坐西朝东，据说是为了表达“心向北京”的拳拳之意。墓园的布局显得颇为杂乱，显而易见是没有规划的随意而为；周遭的围墙据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所垒，目的是为了让其成为相对封闭的空间；墓穴、墓碑所用的青石、青砖等材质都很粗糙，砌垒也绝非能工巧匠的精工细作。墓园里113座墓穴，埋葬着400多人，他们都是1967年至1969年间因武斗致死的红卫兵，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年工人和在校学生，年龄最小的仅有14岁。1985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对红卫兵墓园批示了“三不原则”，即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随后，重庆市民政局为之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据相关资料介绍说，重庆的这处红卫兵墓园，是全国仅存的红卫兵墓群。既是“仅存”，也就是说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曾有过这样的墓地，只是如今没了痕迹而已。

在红卫兵墓园里，最醒目的当是留在墓碑上的那些时代痕迹。“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在红岩岭上，歌乐山巅”；“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置身在墓园内，我心中充满了难言的苦涩，因为面对着那些墓碑，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不是为了民族利益而捐躯的将士，不是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而献身的先烈，死得其所无从谈起，轻如鸿毛又太过冷酷，瞻仰谈不上，崇敬更谈不上，思来想去，脑海里仅剩下可悲的“怜悯”二字。

在那场灾难深重的十年浩劫中，究竟有多少冤假错案？有多少人牵涉其中？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又有多少人含冤自杀？至今尚无全国范围内的统计数据。假如日后数据能统计出来并公布于众，肯定会是触目惊心的，因为即便是已经披露的零星数据，也足以让人悲痛万分了。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十年浩劫”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领导干部有230万人，占总数的19.2%；其中，省部级以上的“高干”被立案审查的高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通报的数据，仅因刘少奇案件之株连，全国就有2.6万件冤案，并有2.8万多人被判刑。据《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的相关报道，十年浩劫的最初两年，中科院在北京的171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人被列为打倒和审查的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科学家多达229名。前不久网上流传有“百名开国元勋的照片”，我从头至尾看了看，其中的绝大多数在十年浩劫中受到过冲击。却不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最先被打翻在地，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陶铸、贺龙，以及政治局委员彭德怀等等，不也都被迫害致死了吗？难怪邓小平在反思“十年浩劫”时，曾讲过这样的话语：“老实，说我们对不起人民。”

十年浩劫曾被冠名为“文化大革命”，可是其对文化的摧残，尤其是传统文化的破坏，却绝非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所能相比。它就像是潘多拉之魔盒，把人性中的自私、嫉妒、贪婪等都释放了出来，从而造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自身酿成的最大灾难。

三

十年浩劫波及到了各个阶层，殃及到了千百万个家庭，以下是我亲身经历或是亲耳所闻的几件事。

“浩劫”泛起，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大都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母亲所在的济南卷烟厂也不例外。时任党委书记不仅自己饱受摧残、磨难，其幼儿也受到株连，以致精神失常，终生不能生活自理。另据《济南卷烟厂志》记载，1968年5月23日，原党委副书记朱萍被迫害致死。

当年我们家住在烟厂的西工地宿舍。1967年初，时任历下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的父亲，虽然官职不大，却也未能逃脱被打倒的命运。他因之被关进了牛棚，并有家难回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只是偶尔行色匆匆地回家拿过几次换洗衣服。当他恢复自由的时候，原本还算健壮的身体已经变得瘦弱病喘。也正是那几年被折磨留下的病根，让他在60岁刚过便辞别了世间。

我至今不喜欢吃粗粮，也不喜欢吃地瓜，甚至还不喜欢吃大白菜，原因皆是当年吃得太多之缘故。你想啊，只抓革命，忽视生产；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了，人民岂能吃饱？岂能吃好？历史的真实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十年浩劫作出的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结论，绝不是危言耸听。

1968年的某天，还是小学四年级学生的我，无聊地在教室的黑板上板书了两条标语：向门合同志学习！向门合同志致敬！说来也是巧合，因为就在那天晚上，在我们工业二路小学校门口发现了反动标语。标语的具体内容我不太清楚，可因为我板书在黑板上的字体与“反标”相似，因而成了“嫌疑犯”。第二天上午，班主任陪着两个陌生人找到我。他们先是问了问我的情况，而后又让我在黑板上板书了“毛主席万岁”等。母亲下班后回到家对我说，那天也有人找到她了解情况，并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她。此后这件事便没了动静，也没有人为此再找过我，估计是我的嫌疑被排除了。

说起“反标”又让我想起另一件事。同样是1968年的某天，烟厂幼儿园的一名孩童回到家中，说了一句“打倒毛主席”。家长很是惊愕，连忙问孩子谁教的。孩子不懂事，懵懂之下说是幼儿园的张阿姨教的。那位家长听后二话不说，立马报告了厂领导。张阿姨是我的街坊，慈眉善目且和蔼可亲，当年我们都把她亲切地称呼为张娘娘。第二天上午，张娘娘就被带走了，先是被关押在烟厂的禁闭室接受审讯，几天后便被押送进了济南看守所。后来，或许是因为孩童的话当不得真之原因，因为当年“毛主席万岁”和“打倒刘少奇”两句口号震耳欲聋，孩童弄混了也有可能，因而一年多后张娘娘被释放，但她为此丢了工作，直到“文革”落幕之后才被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季羡林先生在其《牛棚杂记》的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十年浩劫的“所作所为之残酷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广，前无古人。”噩梦醒来是早晨，但愿我们不要忘记那场噩梦，或许这也是梁晓声、巴金、季羡林们和我这个小人物时常回忆并书写和补记那段历史的动机。

【作者简介】杨曙明，祖籍沂源的济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历下区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有《岁月无痕》《流年似水》《心路不觉远》《凝固在记忆里的时光》《光阴的印记》《我的父亲母亲》《历下名士寻踪》等九部散文集，《有话明说》《话由明说》两本时评专著；曾为《齐鲁晚报》“有话明说”的专栏作家；主编有《济南的味道》《历下倾城》《诗意历下》《历下民间故事》等书籍；曾获得过冰心散文奖、齐鲁散文奖、泉城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