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南京大屠杀安全区及安全区内暴行史

孙宅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

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成为了屠城内的一座孤岛。在约翰·拉贝先生为首的国际友人的帮助下，拯救了二十万左右国人。给南京最黑暗的历史中，点燃了最闪烁的人性光芒。

但由于国内外各类影视剧演绎和媒体的讲述传播，造成很多公众对安全区的认识存在严重错误；特别是严重夸大了安全区的作用和外国友人的义举。认为安全区就能保障难民安全。实际是安全区绝非真安全，在日寇兽兵眼里根本就不存在安全区；而且南京有至少37座安全收容所，不是国内常说的25座；其所长大多是中国人，遗憾的是这些英雄却被埋没；笔者仅找到姜正云先生，韩湘琳先生（拉贝助手）两人照片。我们有责任把他们找出来！

本文将截取孙宅巍，李德英编《南京沦陷与暴行纪实/侵华日军暴行史研究》，南京出版社2017年版，讲述南京大屠杀安全区和安全区内的暴行。以历史事实纪念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还有那些伟大的外国友人，谢谢您们！

电影《拉贝日记》剧照

一．大屠杀期间共有37个难民收容所

南京大屠杀前后，由于战事与日军的暴行，南京城郊的数十万平民，一下子全都成了难民。一批生活在南京的国际友好人士，他们选择留在危城，帮助南京市民。特在城西北一块3.86平方公里的地域，设立了“南京安全区”，又称难民区。但为了方便管理，遂形成了若干的难民收容所（又称“难民营”）。另外，在居民区外，以及县郊地区，特别是避难人群集中的地方，自发形成若干的难民收容所。

从目前中外文献资料看，在提及南京难民收容所的数量时，多数指为25个。权威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中称：“在这些难民中，约有7000人受庇于25个大的收容中心（或营地），由国际委员会协同管理，提供粮食，燃料及庇护。”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1938年1月14日致上海理事会的信中写道：“我们委员会总共管理有25个难民收容所，约7万难民”。担任国际委员会秘书的斯迈思在信函中记称，在1937年12月21日时，“在公共建筑和学校有25个难民营，共68000人。”此外，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菲奇，委员施佩林，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委员魏特琳等，亦有25个难民收容所的记述。

1838年2月21日，由沈玉书，许传音等为代表，在致拉贝的感谢信中更指出，这一感谢决议是在2月15日，“南京安全区9个区长及25个难民收容所所长第六次联席会议上做出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外学界一直认为是25个收容所。但在现有文献中，唯一对难民收容所数字有不同表述的，是国际委员会财务总管克勒格尔。他在1938年1月13日撰写的《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文件中称，“整个安全区共有较大规模的难民收容所26个，安置的人数从数百上千到5.5万不等。”

但是实际上，在大屠杀期间，南京城郊，安全区以外，存在大大量形形色色的难民收容所。只是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的收容所，保存了较完整的史料。但不属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的收容所，安全无保障，也没有留下足够的史料。根据孙宅巍老师从国内外各种有关安全区与难民收容所的文献资料中仔细搜寻，现查得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或给予帮助、监护的难民收容所26个，加上其他有名称、有记录的难民收容所共计为37个。

金陵大学附中难民收容所长姜正云先生

二．37个难民区完整清单和情况说明

1. 陆军学校（陆军学院、陆军大学）难民收容所

又称第三难民收容所，所长赵承奎，位于安全区内鼓楼医院南、中山路西侧，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7年12月17日时，有难民3500人。12月31日国际委员会委员米尔斯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秘书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3200人，分成27个小组，每个小组设组长1人。约1/3的难民自行解决伙食，2/3的难民膳食由国际委员会供给。收容所每天向难民分发10袋大米（每袋大米为125斤）。检查者认为，该收容所“一般情况是令人满意的”，收容所的领导为维持秩序作出了努力，但卫生设施还需大力改进，难民的膳食习惯应改为喝粥。

2. 兵库署（军械库）难民收容所

又称交通部旧厦难民收容所，所长陆成美，位于安全区内华侨路慈悲社，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7年12月31日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约8000人，其中有3000人无偿领取米粥，2400人膳食自理，大部分难民自己做饭。检查者认为，该收容所无偿米粥的分配不夠公平，卫生状况很糟糕，组织和领导工作有待改进。1938年1月22日时，该收容所有难民12000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称，该处难民“是城市最贫困的人口”，该所的“管理难度最大”。

3. 德中俱乐部（德国俱乐部）难民收容所

所长赵德荣，地点不详，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7年12月17日时，有难民500人。1937年12月31日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444人，每天免费分发2袋大米。检查者认为，“这个收容所的难民不论在膳食方面还是在居住方面都得到了良好的照顾”。

4. 贵格教会传教团难民收容所

所长张公生（音译），地点不详，由难民自行组织，受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帮助与监护。1938年1月1日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800人，每天免费分发2袋大米，每个家庭自己做饭。该处常常遭到日本士兵的抢掠，妇女经常遭到强奸。检查者认为，收容所的卫生状况不符合卫生规定。

5. 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

所长郑大成，位于安全区内汉口路，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8年1月1日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1400人（以前曾有1500人），每天有4袋大米供给分配，每个家庭自己做饭。检查者认为，难民对领导是满意的，但由于难民携带的财物较多，使收容所更显拥挤，须督促难民注意清洁。

6. 金陵大学附中难民收容所

所长姜正云，位于安全区内中山路西侧，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8年1月3日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11000人（以前曾有15000人），分为40个小组，并设有救护队、检查组、消防队，全体难民均已登记。每天免费向穷人发放10袋大米，出售给有钱人2袋大米。有一个中心厨房，收拾得干净整齐。检查者认为：“收容所组织良好，领导有条不紊。”

7. 高家酒馆55号难民收容所

所长凌恩忠，位于安全区内中山路西侧，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8年1月3日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770人，分成两组安置，每天向500名难民免费发放约1袋大米。检查者认为：“收容所领导得尚可，地方小而拥挤，卫生规定应更好地得到遵守。”

8. 军用化工厂（军事化学商店）难民收容所

所长汪成斋、孔平良，位于安全区内大方巷，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7年12月17日时，有难民 4000 人。1938 年 1 月 3 日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约2800人，全体难民均已登记。因为有难民去为日军司令部充当苦力，因而该收容所受到日本军方特别的保护。收容所每天得到6袋大米，凭配给证分发，每人每天可分得12盎司大米。检查者认为：“收容所组织良好，工作出色。”

9. 山西路小学难民收容所

所长王有成，位于安全区内北端，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该收容所最初曾容纳难民 1500人。1938年1月3日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约1100人，每天可得到3袋大米，免费分发给全体难民，每个家庭自己做饭。检查者认为：“收容所很拥挤，很脏”，应当促使难民食用稀饭。

10. 华侨俱乐部（华侨招待所）难民收容所

所长毛青亭，位于安全区内中山北路西侧，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7年12月17日时，有难民2500人。1938年1月3日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1100人，没有每天固定的大米分配量，有时一天能提供3-5袋大米，几乎所有的难民都在屋里做饭。检查者认为：“房屋很黑暗、肮脏，通风极差。到处堆放着垃圾和废物。”“担任领导的人们看来无能，文化程度低。”检查者希望，“找几个有点文化的人担任这个收容所的领导工作”。

11. 司法学校难民收容所

又称法学院难民收容所，所长佟燮臣，位于安全区内中山路西侧，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7年12月17日时，有难民500人。1938年1月4日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528人，有1/3来自南京以外的地区，其中大多数来自上海。每天收到3袋大米，绝大多数人可免费得到大米。每天约有30人去为日本人干活，因此收容所享受到日本军事司令部的特别庇护。检查者认为：“收容所每天打扫，保持清洁。”“收容所组织和领导工作做得好。”“看来领导得好，难民满意。”

西门子洋行难民收容所长韩湘琳先生

12. 西门子洋行难民收容所

所长韩湘琳，位于安全区内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小粉桥1号的宅院内，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8年1月4日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602人，生活在遍布整个院内的草棚里，每天收到3袋大米，无偿地分配给全体难民，难民所得大米的份额明显比别的收容所多。检查者认为：这里空间狭小，造成了居住的困难。

13. 金陵大学蚕厂（蚕桑系）难民收容所

原所长王兴龙，后因王被怀疑为中国军人而为日本人逮捕，由金哲桥（音）代理所长。位于安全区内鼓楼四条巷之西侧、东西向金银街之北面，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7年12月17日时，有难民4000人。1938年1月4日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3304人。每天能够收到4-8袋大米，每2人每天可以得到1升米，大部分米是由难民购买的。难民们普遍抱怨大米的分配不够公平。检查者认为：“不论房屋里面还是外面的卫生设施都不够”。检查者建议，“雇佣一个较有能力的有责任心的人担任收容所的领导”。

14. 农业学校难民收容所

又称农科作物系或农村师资训练学校难民收容所，所长沈家禹，位于安全区内广州路北面，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7年12月17日时，有难民1500人。1938年1月4日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1658人，设有一个救护队和一个小组长委员会。每天收到2~3袋大米，分配时为免费发出双份，实行三重控制，每个成年人每天可得到1听（香烟听，约合1杯）米，儿童减半，每个家庭自己做饭。检查者认为：“收容所领导得好，难民看来满意，收容所领导很有能力，很有成绩。”

15. 圣经师资训练学校难民收容所

所长郭俊德，地址不详，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8年1月4日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3400人，常常受到日本士兵的抢劫和骚扰，这里70%的妇女被强奸过。每2天收到5袋大米，大多数难民有能力支付米钱。检查者认为：“收容所一般状况良好，领导得力”。1月16日时，该收容所有难民4000人。

16. 金陵神学院难民收容所

所长陶忠亮，位于安全区内汉中路北、上海路东侧，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8年1月4日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3116人，每天收到2袋大米，以供分配，老年妇女与寡妇可免费得到大米，其他难民须凭配给证购买。有3/4的难民是贫穷的。

17. 金陵大学（宿舍）难民收容所

所长齐兆昌，位于安全区内鼓楼西南，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8年1月5日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7000人，收容所每天得到25-30袋大米及3吨燃煤，以供应粥厂。粥厂每天两次出售稀饭，每杯3个铜板。约有1/3的难民买粥；男人们在白天来收容所为其家属递送食物。检查者对收容所大米的分发工作有所怀疑，建议国际委员会对此进行仔细检查。

18. 金陵大学图书馆难民收容所

所长梁开纯（音），位于安全区内金陵大学校园，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8年1月5日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约3000人，不从国际委员会领取大米，以前难民由金陵大学粥厂供给膳食，但4天前该粥厂已停止对这里难民的供应。难民中有人吸食鸦片、赌博和参与抢劫，人们时常发生争吵。检查者认为，“这个收容所中有很大一部分相当粗野的人”，“楼内肮脏、拥挤”。检查者建议，“采取某些措施把坏分子清除出收容所”，“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为收容所中的贫困者提供大米”。

19.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

所长明妮·魏特琳，位于安全区内汉口路南侧，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7年12月中旬难民曾达1万人。1938年1月5日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约5000~6000人，几乎全都是妇女和儿童，只有极少数男性老人。平均每天得到12袋大米，由中国红十字会领导的公共厨房做饭，免费向350名难民供给米饭，其他难民须以每杯3个铜板的价格买饭；另有1000名难民靠亲属送来食品。检查者认为，“收容所的领导是出色的”。

20. 五台山小学难民收容所

所长张易里（音），位于安全区内上海路西侧，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8年1月5日米尔斯、福斯特等人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1640人，不从国际委员会领取大米，难民从红卍字会得到配给的粥。检查者认为，“收容所领导得很好”。

21. 南京语言学校难民收容所

又称华言学校难民收容所，位于安全区内广州路北侧小桃源，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7年12月17日时，有难民200人。

22. 司法部难民收容所

位于安全区内广州路以北、中山路西侧，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1937年12月14日时，有难民1000人。是日，日军将难民400~500人，捆绑拖走枪杀。这里剩余的难民也于12月17日被驱赶出来，致使该收容所空置。故该收容所被国际委员会称为“失败的难民营”。

23. 最高法院难民收容所

位于安全区内山西路广场南端、中山北路西侧，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该收容所“几乎被军队（日军）扫荡一空，剩余的人也于12月17日被驱赶出来”，致使该收容所空置。这里与司法部难民收容所一道，被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称为“失败的难民营”。

24. 鼓楼西难民收容所

所长李瑞亭，位于安全区内鼓楼广场西侧，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在1938年1月13日至20日间，曾有6名日本士兵强奸了这里的7名妇女。

25. 卫青里（音）难民收容所

地址不详，由难民自行组织，建于一座大宅中，有难民数百人，受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帮助和监护。

26. 双塘难民收容所

又称美国长老会布道团难民收容所、教堂和长老会传教团学校难民收容所，所长陈罗门，位于南京城西南隅，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团的一所学校、一座教堂和一些附属建筑物组成，受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帮助和监护。该收容所居住难民曾达2000人。1938年1月4日米尔斯等前往检查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1000人，许多人只是晚上前来住宿。这里2/3的难民自行解决膳食，其余的难民身无分文，十分贫困。该收容所常被日本士兵抢掠，妇女常遭强奸。

27. 鼓楼四条巷难民收容所

位于安全区内鼓楼四条巷。1937年12月16日，日军将该收容所难民张义魁等50余人集体枪杀。

28. 陶谷新村难民收容所

位于安全区内上海路陶谷新村，原为国军第10军驻京办事处。南京沦陷时，这里有难民200人。

29. 栖霞寺难民收容所

位于南京东北郊栖霞山北千佛崖脚下，1938年1月中旬有难民1万余人，最多时达2.4万人，多为附近地区农民。

疑似是卡尔·京特先生与妻子照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丹麦友人—辛德贝格先生

30. 江南水泥厂难民收容所

位于南京东北郊栖霞山东侧江南水泥厂厂区之北侧与南侧两片。1937年12月28日时有难民4000人；此后人数不断增加，至1938年2月3日时有6000人，3月13日时达2万多人。该收容所由江南水泥厂代理厂长、德国人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格创立、领导和管理，树有德国和丹麦国旗，以保护难民不受侵犯。收容所内设有小医院，为附近受伤难民医治伤病。

31. 和记洋行难民收容所

位于下关长江边，有难民7000人，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英商希尔兹支持建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1937年12月上旬，拨给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600袋大米，以供在该收容所及江边一带施粥。

32. 宝塔桥难民收容所

位于下关煤炭港东侧，有难民7000人，被称为“无人管理的、最糟糕、最苦难”的难民收容所。

33. 慈幼院难民收容所

位于下关三汊河地区、三汊河河流之西侧，有难民6000人。该收容所与宝塔桥难民收容所一起被称为“无人管理的、最糟糕、最苦难”的难民收容所。

34. 城东南游乐地难民收容所

位于南京城东南隅，有难民1万余人。该收容所许多难民住于露天，卫生条件极差，被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麦卡勒姆称为“几乎无人管理的难民营”。据麦卡勒姆了解：红十字会在此处设有粥厂，但因米、煤困难，不能保证每天供应一次稀饭。

35. 老人堂（养老院）难民收容所

位于城东南剪子巷。1938年1月2日米尔斯前往视察时，获得的情况为：该收容所有难民约500人，内有30余名儿童。南京市政府撤离前曾给这里留下部分大米和燃煤，但至今已差不多用尽。

36. 杨将军巷难民收容所

位于鼓楼广场东南、中山路东侧之杨将军巷。1938年2月26日，伪第三区区公所曾呈请伪南京市警察厅，将该收容所防空壕内的尸体掩埋。

37. 葛塘难民收容所

位于六合县葛塘镇，有难民2000名。该收容所难民曾向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出需要救济的请求。国际委员会于1938年2月14日在《关于形势的内部报告》中称，已经收到该处难民要求救济的请求，并表示，那里“遭受了严重的战争损害”，“十分需要南京给予救济”。

安全区内的中国儿童

三．安全区内的集体屠杀

日军自1937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后的当天，便开始了在安全区的屠杀。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菲奇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午11点，安全区首次得到有关他们（进城）的报告。我与委员会两位同事开车去会见他们，正好在安全区南面进口遇见一个小分队。他们未显露敌意，尽管稍后片刻就杀了20个由于害怕他们而慌忙逃走的难民。

接着，凶残的日军便在安全区内的难民收容所中，将大批难民，警察和放下武器的军人集体屠杀。据中国军事法庭在审判战犯谷寿夫时判定：12月15日，日军“在司法院难民所内，将着制服长官一百余名，改装者三百余名，另有军民一千余人，总共二千余名，排成四队，用机枪十二架，及步枪押送至汉中门外，分别捆扎，用机枪扫射，其已死及受伤者，复用木柴汽油焚烧。”12月16日，“有难民五千余人，被日军由华侨招待所押至中山码头，用机枪集体射死。”12月18日，“将青年单耀亭等四千余人，押送到下关，用机枪射杀，无一人生还。”

12月16日这一天，发生在安全区内的集体屠杀事件就有：鼓楼四条巷市民张义魁等50余人，被集体枪杀；鼓楼五条巷4号内陈肇委，胡瑞卿，王克林等数百人，被驱集至大方巷广场，以机枪射杀；傅佐路12号平民谢来福，李小二等200余人，被押至大方巷塘边枪杀；中山北路前法官训练所旧址中平民吕发林，吕启云等100余人，被拖至四条巷塘边，以机枪射杀。鼓楼二条巷市民周永春等近百人，被射杀于阴阳营塘边。

上述中国法律文书中判定的安全区暴行，在国际委员会成员的私人日记中，也得到了印证。总干事菲奇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着：“当晚我们职员开会时有消息传来，日军将离我们总部很近的一个难民营1300人全部抓去枪毙。我们知道其中一些是以前的士兵，但拉贝在那天下午曾经得到一个日本军官保全他们性命的许诺。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他们即将被处决。人们被排列成行，并用绳索捆绑成大约百人一群，由士兵持刺刀监视；那些人戴着帽子被粗暴的毁丢在地下，凭借汽车前灯的灯光，我们看见他们走向自己的末日。”

拉贝先生则在日记中记下了12月16日发生的惨剧：“我们刚刚听说，又有数百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拖出安全区枪毙。其中有50名安全区的警察也照军法执行处决，据说是因为他们放进了中国士兵。”

12月23日，在农业专修科学校难民收容所发生了新的集体抓捕，屠杀事件。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斯迈思在一封致家人的信中写道：12月23日，“日本人从RLTS（指农业专修科学校或称农村师资训练学校）的难民营带走了200人并枪毙了他们，其中可能有军人，但据说一半以上是平民百姓。”总干事菲奇的日记中同样有所记载，他在这一天记载：“日军从我们设立的农业专修科学校难民营里抓人并处决了70人，没有任何章法—士兵可以抓走任何他们认为可疑的人”。菲奇与斯迈思在遇难人数的统计有出入，但发生在这一天的多至上百人的集体屠杀事件，是确定无疑的。

安全区中的分散屠杀，更是面广量大，遍及工人，农民，医生，学生，商人等各种不同身份的受害者。如工人周宝相，周得胜，于12月13在难民区内遇害；农民王怀祥，于12月14日在城北难民区被刺刀戳死；学生于於得明，于12月15日在金陵中学被枪杀；商人萧作梅，于12月15日在金陵神学院内被用乱刀砍死。

日军屠杀中国难民

12月下旬，日军复利用“良民登记”的办法，胁迫，欺骗一些青壮年承认自己是“中国士兵”，然后将他们予以屠杀。26日，在金陵大学登记点，有二三百名承认“当过兵”的难民，其中一部分“被缚成几队，五个十个不等，从某巨厦的第一室内鱼贯送入第二室（可能是个院子），那里正火光熊熊。每一队走进去后，外面人就可以听到呻吟和惨喊”；另一部分则被“解到汉西门外秦淮河旁，一架机关枪向他们扫射”，“致尸体横陈，满身是刺刀伤痕，恐怖万分”。

当年安全区所在之南京第六区，于1946年5月，向南京市政府呈报了“搜集日本战犯罪证材料单”，其中列有下列集体与个别屠杀资料：

据查：本区境内于二十六年划为难民区，日军将大批难民及青年学生赶至西桥塘边，用机枪扫射，死亡约一千数百人，时在二十六年腊末。

据查：云南路四条巷口塘地间，日军枪杀难民青年约六百人以上，时在二十六年腊末。

据查：云南路中塘地，日军用机枪扫射难民学生，惨死者七百人以上。

据第二十保查报，在山西路一带行路者，被日寇枪杀或无帮以刺刀刺死者百余人，姓名，住址均无法调查。

据第六保查报，该保于民国二十六年划为难民区，日军进城后，将难民赶至大方巷十四号对面塘边枪杀，约计三百余人。

据本区第五保查报，该保三甲西桥十六号居民卢长彦，于民国二十六年二十二十日被日军枪杀。

据第五保查报，该保十三甲挹华里九号居民张有名，张有信，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被日军枪杀……

仅就第六区呈报的统计材料，日军在安全区内已屠杀3000人左右。如再加上从安全区捕往别处的集体屠杀数字，将非常庞大。

我们在承认，国际友人建立，并监督，干预下的安全区，确实遏制了日军的暴行。但是，仍然发生了大量，野蛮的屠杀。当然要求一群同样手无寸铁的外国人，来挡住日本军队是不现实的。

可见日本人的残忍，疯狂的本性，以及在整个南京城内外所发生的大屠杀的规模与程度。同时正是安全区的有组织性，详细记载了日军屠杀。保留下最重要的证据和史料。

南京大屠杀性暴力幸存者李秀英（她英勇反抗日军被刺37刀，奇迹幸存）

四．安全区内的性暴行

伴随屠杀的，就是日军对安全区妇女的奸淫掳掠。虽有国际委员会及外国友人的庇护，但日军却毫无信义。在占领南京之初，平均每天都要多次侵入安全区。当场奸淫或将大批妇女掳去奸淫，或晚上越垣而入，摸索强奸。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1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昨天夜里约有1000多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

接下来的两天是周六和周日，情况仍同拉贝日记所述一样严重。国际委员会秘书斯迈思在一封致家人的信函中说：“周六，周日（指12月18日，19日）混乱至极点时，我们估计每晚和那两个白天有1000多名妇女遭到强暴，也许每天都有那么多人蒙难，而且是发生在安全区！”在安全区内尚且如此，安全区外的恐怖更是难以想像！

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美国友人—贝德士先生

国际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于1938年1月10日估计日军在安全区及南京发生的性暴力事件时指出：“能干的德国同事（指拉贝等人）估计强奸案例有2万起，我想不会少于8000起，也许还要更多。仅在金陵大学房产范围内—包括我们一些职员宿舍和现在由美国人居住的房子—我得知详细情况的就有100多例，可以确信的大约有300例。人们很难想象这种痛苦与恐怖。小至11岁的女孩和老到53岁的妇女横遭奸污。”从上列数字和记载，可以看出日军性暴力事件规模之巨大；而且毫无人性。

日本兵在强奸妇女时，均以武力胁迫，如有人阻拦，反抗，必遭杀身之祸。据《拉贝日记》记载：12月15日，一队日军在汉口路闯入民房，强奸一少妇，并掳去妇女3人，其中两名妇女的丈夫紧追求赦，竟遭他射击，两人俱死。12月20日下午，4名日军在江苏路23号附近屋内，抽出手枪，威胁屋内男人，不许声张，当即强奸3名妇女；次日下午，又来2名日本兵在该处强奸一妇女，旁观者中有一人稍事阻挠，即遭枪击。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麦卡勒姆在1937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纪律荡然无存，许多日本兵醉醺醺的。白天他们进入我们安全区（难民）中心房屋寻找中意的妇女，然后晚上就回来强暴她们。如果她们躲开，负责的男人便要就地被刺刀捅死。十一二岁的女孩和50岁的妇女都难逃此劫。反抗就要丧生，最严重的伤员来到医院。一个妇女怀孕6个月，她曾经反抗，脸上和身上有16处刀伤，有一刀刺破下腹。她失去了婴儿但自己生命得以保全。“

魏特琳女士和中国同事

日军的军官和宪兵，实际上参与了及纵容着士兵们在安全区的奸淫暴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魏特琳的中国助手程瑞芳女士在日记中写道：昨晚（12月19日）有宪兵在前面睡，晚上还是有兵进来，到五百号客厅许多人之中强奸。今日白天有两兵到五百号，房门口站一兵，里面一兵叫别人出去，留下一年轻女子强奸。

今日（12月20日）又来了许多难民，二百号三楼也睡满了。他们想这里有宪兵保护，其实宪兵还是将姑娘拖到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生，不管什么地方。今日中午，有兵来拖两个姑娘，并拿他们的东西，恰巧有一个长官来参观，华（指魏特琳，中国人称“华小姐“）叫他看他的军人做的事，他很难为情，其实也无所谓，中国人是他的仇人，华不懂这些理。

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士兵井上益男，曾参加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警备执勤，目睹了军官带领着士兵，卡车，将成批的妇女抢走进行强奸的暴行，他说：“南京沦陷后，我进金陵女子大学警备。警备有10个人，实行一周交接制。女子大学是专门收容女人的避难所。那里经常有日本的军官过来说’进去一会儿’。就进校舍带走女孩子了。军官们也是不像话的，他们是把女孩子带走强奸的。军官最多的是中队长以下的小队长级别的军人。我们虽是警备，但看到军官们带走的女孩子也无法阻止，因为他们是上司嘛。经常出入校园的不仅是33联队（指第16师团，笔者注）的，还有9师团的和16师团的30旅团。他们是开着卡车来的。白天不怎么来，一天大概来两三辆。每次来的包括军官有四五人，其中三人拿着枪。也有的时候一天五六辆，一辆大概装20个女孩子。也有不愿意而哭鼻子的女孩子，但只要被拉上卡车的载物台，从上面盖上苫布，她们就老实了。被送回的姑娘是很少的。“可见，日军之残暴，之张狂。不仅强奸，轮奸，而且残杀中国妇女，以致大部分有去无回。

日军就连难民区内外侨住宅中的妇女也不放过。据国际委员会委员，美国人里格斯报告，住在他家的两名妇女，于12月17日遭到日军强奸。12月20日，数名日军闯入外侨丹尼尔医生的住宅，将两名妇女从楼上拖到楼下，轮奸长达3小时之久。即使在白天，安全区内也不断发生日军强奸妇女的案件。据国际委员会中的外侨估计，日军强奸妇女，有三分之一在白天。12月17日白天，日军在神学院内，公然在人群中强奸妇女；又有一次白天，17名日本兵在这里连续强奸一个女人。12月20日下午，有三名日本军官闯进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办公室，强令职员离开，公然将两名妇女强奸。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在安全区强奸幼女也时有发生。12月22日，两名日兵闯入金陵大学蚕桑系校舍，强奸了一位13岁的小女孩；12月23日，三名日本兵在汉口路小学收容所强奸两名姑娘，其中一名仅13岁；12月25日，在圣经师资训练学校，两名姑娘遭到三名日军强奸其中一位年仅12岁。

许多难民区妇妇女被日军轮奸和连续强奸。12月13日，一位居住在圣经师资训练学校附近草棚区的妇女，被日军劫至城内某处，每天被强奸7-10次，至身染性病；12月14日，日军将陆军大学内7名16岁至21岁的姑娘架去，每人每天被奸六七次之多；12月底，锏银巷6号的6名妇女被日军架去，白天为日军官洗衣服，黑夜遭轮奸，年纪较大的每夜被轮奸10-20次，年轻美貌的每夜多被轮奸40次。

拉贝和其他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

进入1938年1月份后，日军在安全区内的强奸案件仍大量发生。对中国妇女的性暴力，也成为南京大屠杀期间第二大暴行。

虽然安全区未能阻挡日军的暴行，但不能抹杀国际友人对中国难民的伟大帮助。而且他们均有报告与记录保存，为揭露日军罪行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也成为今天指证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最重要的证据。但是安全区内的中国难民尚如此悲惨，难以想像安全外的中国同胞的悲惨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