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科学家遭暗杀，背后往事曝光，一条忏悔留言却扎了所有人的心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

　　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弹去历史的尘土，绝密往事该揭开了……

　　暗杀

　　伊朗“核弹之父”法赫里扎德遭暗杀刷屏。

　　遥控机枪射击、自杀式袭击、保镖甘当肉盾……曝光的现场细节，堪比灾难片。

　　看到新闻时，我有些不敢置信。

　　如此重要的核科学家，在伊朗腹地，甚至就在自己的车上，竟然明目张胆地被暗杀了。

　　但，这不是伊朗核科学家首次遭遇黑手。

2010年，粒子物理学专家马苏德·阿里·穆罕默德，被绑在摩托车上的遥控炸弹炸死。同年，另一位核科学家马基德·沙赫亚尔，死于相似的方式。2011年，核物理学家达里安·里扎内贾德，被骑摩托车的枪手射杀。2012年，穆斯塔法·艾哈迈迪－罗尚，上班路上，被摩托车杀手安置在车上的炸弹炸死。

　　伊朗为这些惨死的科学家，专门建了烈士纪念堂。

　　展出的车辆残骸，大都面目全非，废铁被烧焦，车身的弹孔密密麻麻。

　　生前，科学家被活生生地被卡在这些车里。

　　在烈焰和枪声的吞噬中，挣扎到皮开肉绽，血流成河。

　　那些画面，想来都触目惊心。

　　暗杀内幕究竟是什么？

　　一位死去的核科学家，在生前的访谈中道出了真相：

　　“他们要摧毁伊朗的核计划。”

　　那些有着顶级聪明大脑的核科学家，难逃厄运。

　　此外，还有无数掌握核心技术的科学家，都在敌对势力的攻击下，心惊肉跳、小心翼翼地活着。

　　大家也许会问，“伊朗为什么不保护好他们？”

　　实际上，伊朗为重要科学家配备了防弹车。

　　但保护靠的不仅仅是设备，还要分国家，分人。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祖国之分。

　　这几天，网上有一条忏悔留言，扎了所有人的心。

　　“以前一直以为核试验那会儿，科学家们隐姓埋名只是为了保密，还觉得国家太残忍了，原来是为了保护。”

　　这话看得人双眼一热。

　　伊朗经历的险境，上个世纪我们也走过。

　　当时如果没对科学家身份严格保密，无异于将他们置身在枪林弹雨的包围中。

　　只不过这种保护，极其悲壮，是以科学家巨大的牺牲为代价。

　　背后的绝密往事，让人泪如雨下。

　　有些细节，我们没在教科书里看到过。

　　然而，今天，我想和大家重新介绍他们。

　　牺牲

　　看一张图。这是一张令人惊艳的学历表。

　　图中的23个人，21位有留学经历，16位是博士，最终学历几乎都是国外顶尖院校顶级专业。

　　他们，就是中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

　　这里面任意一个人，或者出身名门望族，或者在国外早已功成名就。

　　他们当年是令人羡艳的学术巨擎，是风华正茂的天之骄子，有过热气腾腾的青春，梦想闪闪发光。

　　例如：

钱学森，回国前是NASA前身核心部门创始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钱三强，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郭永怀，36岁就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

　　然而，为了中国核工程，他们切断和亲人的联系，抛弃所有荣光，扎根到西北荒原和黝黑的山洞，隐姓埋名数十年。

　　古稀之年，身份才公开。

　　从做出决定的一刻起，那些昔日名声赫赫的青年才俊，名字也跟着成为绝密，消失了。

　　一同消失的，不仅是人。

　　王洛宾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歌词深邃惆怅，听完总能引起层层叠叠的悸动。

　　这首歌，让青海湖北岸一块海拔3210米的草场，成了人们心中的浪漫圣地。

　　人们记住了金银滩。

　　然而，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一部名叫《金银滩》的电影，上映几天后，

　　这部电影被突然下架，

　　“金银滩”这个地名，也在地图上神秘地消失了。

　　此后，这里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代号：221。

　　从1958年起，先后1.5万人来到这块绝密之地。

　　金银滩属于高寒缺氧地区，平均气温在零下4度，最低气温零下30度。

　　初到戈壁滩时，将军也只能住地窝棚，用黑毛毡盖顶，以土木围墙，在寒风中昏昏入睡。

　　很多士兵只能喝蚊子水。

　　因为时间一长，就会招来许多蚊子，在杯底堆成厚厚的一层。

　　如果把蚊子都捞出来，水也就所剩无几了。

　　许多科技人员，患上了浮肿病，腿上坑坑洼洼。

　　副所长彭桓武也患了浮肿病，走路奇奇怪怪，下半身肿得老粗，布鞋都穿不进去。

　　而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接下来不到10年的时间内，

　　那些被抹去名字的人，在这里研制并生产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第一颗氢弹。

　　它挑战的是世界最强大的存在。

　　那股悍然的力量，迫不及待想要扼杀发展中的民族，处心积虑要置她于死地。

　　它抗争的是世界既定秩序，早已制定好，那支大手企图压住所有反抗的力量。

　　而它，实实在在地扭转了这一切。

　　它，就是中国的核工程。

　　半个世纪过去，时间在上面镀了岁月的痕迹。

　　厂房报废了，锈迹斑斑，只是静静地立在地上，衬得周围一片荒凉。

　　一切和原子弹有关的设备，经过特殊处理后深埋地下。

　　地面只剩空荡的荒原和呼号的野风。

　　但在当年草原上星罗棋布的厂房里，凝结着巨大而强悍的灵魂。

　　依稀间，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穿着朴素工装的军人，拿着铁镐，喘着粗气干活。

　　几个手里拿着图纸的科学家，咳嗽着，苍白着脸，望着那些枯涩的数字，眉头紧皱，但像铁铸一般站着。

　　嘴里自言自语地说：

　　“外国人都行，中国人凭什么不行？核武器，我们一定要搞出来！”

　　隐忍

　　有人问，中国为什么要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发展核武器？

　　程开甲的回答掷地有声：

　　“世界上最可靠的安全，就是让敌人知难而退。”

　　程开甲：隐姓埋名40年，不屈的核司令

　　1999年9月18日，人民大会堂。

　　时年81岁的程开甲，头发花白，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颤抖着，从江泽民主席手中接过了“两弹一星”奖章。

　　直到这一刻，程开甲三个字，才终于不再是秘密。

　　他已经隐姓埋名了40年。

　　韧劲十足，用在程开甲身上再合适不过。

　　程开甲很拗，哪怕历经沧桑，花甲之年，硬要往最危险的地方走。

　　一次核试验成功后，程开甲决定进入核爆中心，实地考察。

　　发生在地下深层岩石中的核爆炸，藏着看不见的核爆现象，更藏着恐怖的污染。

　　众人焦急，乱作一团，但程开甲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他拉上几个工作人员，麻利地穿上防护服，冒着40度以上的高温，向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钻。

　　那里沾满黑液，但程开甲全然不顾遭受了核辐射。

　　生死已被他置之度外，他要将最真实鲜活的数据握在手里。

　　1996年7月29日，中国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

　　程开甲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地嚷：

　　“我永远忘不了过去中国人被人看不起、受人欺侮的滋味。

　　有了原子弹，中国人才挺起了脊梁。

　　我们为核武器儿献身，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国家能硬邦邦地站在世界人民面前。”

　　谁的生命都只有一次。

　　可总有一群人，向最危险的边缘地带冲。

　　王淦昌：以身许国，隐姓埋名17年

　　《横空出世》里有句台词，很沉重。

　　“你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吗？”

　　这几乎是所有两弹一星元勋，都要面临的抉择。

　　在投身中国的核工程之前，王淦昌在世界物理学界声誉颇高。

　　他的一项发现，帮助至少六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不难想象，如果深耕，诺奖非他莫属。

　　但当国家问王淦昌能否参与核武器研制，他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申请诺奖的机会，用一句“以身许国”，立下铮铮誓言。

　　而王淦昌这三个字，很有名气。

　　王淦昌沉吟半响，随即掏出钢笔，在手心写下王京二字。

　　此后，人间再无王淦昌，只有王京。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邓稼先拿了一壶酒，去找王京庆祝。

　　几杯酒下肚，邓稼先突然伤心地看向他，说：

　　“叫了王京同志十几年，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

　　说罢，二人抱头痛哭。

　　他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心里挤满了酸涩。

　　可在大是大非的选择上，没人喊疼。

　　郭永怀：把一生献给国

　　1968年，北京，这一年的秋天分外寒凉。

　　12月5日，首都机场附近。

　　深更半夜，人们已入睡，天空中却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不远处，“轰-”一声，一架飞机坠落，一头扎进了附近的玉米地。

　　整架飞机摔碎了，飞机残骸和尸体散落一地。

　　搜救人员清理现场的时候，发现两具尸体奇怪地缠绕在一起，用大力也无法将他们分开。

　　终于把他们掰开时，看到眼前的一幕，很多人跪在地上，脱帽痛哭。

　　一个皮质的公文包，完好地夹在二人胸部。

　　里面存放着一份有关核导弹试验数据的机密文件！

　　而誓死保护这份数据的两个人，一个是科学家郭永怀，另一个是警卫员牟方东。

　　周恩来总理听说这件事，失声落泪，良久不语，下令彻查事故原因。

　　但直到今天，谜团都没有解开。

　　牺牲的郭永怀，是唯一一位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奖章的科学家。

　　可悲，他原本有着熠熠生辉的前程。

　　他当年和钱学森一样，是美国不想轻易放走的顶级人才。

　　最后却落得无比悲惨的结局。

　　千言无语，只剩唏嘘。

　　林俊德将军：坚守罗布泊52年，葬于核基地

　　他叫林俊德，他是院士，也是将军，一辈子隐姓埋名，坚守在罗布泊。

　　他参加过我国所有的核试验。

　　个子不高，微胖，嘴唇略厚，脸圆圆的，笑起来很憨厚。

　　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老人惨白的脸上，肉都瘦没了，只剩骨头。

　　他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十几根管子，坐在办公桌前，一下一下敲打着键盘。

　　电脑里有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技术文件，藏在几万个文件中，只有他自己才能整理。

　　还有科研思考，学生的培养方案，他都要亲自整理。

　　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要快。

　　于是哪怕肚子里都是胀气和腹水，严重缺氧，眼睛渐渐看不清，手颤得握不住鼠标，

　　身子也已经歪歪斜斜，似乎随时会倒下……

　　他强撑着力气，继续工作。

　　“我不能躺下，躺下就起不来了。”

　　有人劝他。“将军，别忙了。”

　　医生在一边捂着嘴巴呜呜地哭了出来。

　　“将军，休息吧！”

　　他不听，要求、请求甚至哀求，想尽办法下床工作。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求了9次。

　　最后的5个小时里，他昏迷了，但不时，又能听到他在念“ABCD”、“1234”，这些都是他在电脑里给文件夹排的次序。

　　他安排了三个遗愿：

　　一切从简，不收礼金；

　　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把他埋在马兰。

　　最后一个，他哑着声音和罗布泊基地的司令员也说过。

　　司令员听完，转身就泪流满面。

　　铭记

　　一个金银滩原子弹研制基地，一个罗布泊核试验基地。

　　这是核试验科学家，最惦念的两个地方。

　　在那里，他们干着惊天动地的事，做着隐姓埋名的人。

　　但最艰难的时候，那些孤独的赤子，始终和祖国站在一起。

　　梁启超曾写：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这种悲壮的情感，全都融铸在了那些洒满血与泪的历史里。

　　电视剧《国家命运》，有这样真实的一幕。

　　东风导弹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孙继先，带着副司令员李福泽来到一片墓园中，李福泽暴怒：

　　“没有战争，就这么一片穷沙漠，怎么死了这么多人，你们怎么带的兵？”

　　孙继先哭着喊:

　　“你吼什么吼？跟他们的感情，老子比你深！怎么死的？

　　吃馒头噎死的！毒蚊子叮死的！拉稀拉死的！

　　你见过几万人拉稀么？

　　拉着稀还得搬铁轨、扛枕木、挑着挑子跑！馒头塞到嘴里连嚼的时间都没有，十五年的活儿老子三年就得干完，你让我怎么办？！

　　他们有的人就死在我的怀里！”

　　这正是他们的写照。

　　贫穷、艰苦、煎熬、挣扎...

　　但那群老人，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饿着肚子埋头苦干，

　　用流着鲜血和长满茧子的手，筑起了一道道为我们脚下的这方土地挡风遮雨的堡垒。

　　让国家不再遭受核讹诈，导弹落不到大地，卫星能在宇宙翱翔，火箭可以腾云揽月。

　　他们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每个孩子都能生活在和平年代，不必饱受战争之忧。

　　普通人都能扬眉吐气地做个中国人，不必饱受外国冷眼。

　　这就是当年老人们的期望。

　　最后讲一个故事。

　　黄旭华与亲人失联30年。

　　离家时，女儿1岁。

　　回家时，母亲95岁高龄，父亲已经去世。他和老母只看一眼，泪如雨下，却无语凝噎。

　　黄旭华说：

　　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儿子、不称职的丈夫、不称职的父亲。

　　23位两弹一星元勋，哪一个不是如此呢？

　　钱三强、钱骥、姚桐斌、赵九章、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周光召、杨嘉墀、陈能宽、陈芳允、吴自良、任新民、孙家栋、朱光亚、王希季、王大珩、于敏、郭永怀.....

　　忘记英雄，是时代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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