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达生》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叫梓庆的出色匠人，削刻的作品活灵活现，如有神附。鲁侯问他如何做到，他回答：我准备做工时候，都要闭门斋戒，静养心思。斋戒到三天时，已置荣辱于一旁；五天时，忘记了世俗风评；七天时，便已经超然物外，木人一体，做出来的东西，古朴而纯真，自然充满了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力量啊！
这个故事中的匠人，给人一种修仙般的神圣感，他对待工作的态度，也仿佛伯牙爱琴，王羲之写书，高洁自持，让人对“木匠”这个行业，敬意横生。
然后，当你看完木匠界的圣经——《鲁班书》，可能就会推翻这种敬意，三观俱毁。
据传《鲁班书》分上下两册，上册精深技艺与思维想象互相结合，是中国建筑与堪舆领域的集大成之作；但下册却包括万象，不仅有奇门遁甲，还有各种符咒和巫法邪术——说白了，就是教你怎么“害人”！
一面是超然物外、掌握了草木经纬的大自然“圣手”，另一面是藏人身后、阴险狠毒的暗算小人，天与地，水与火，木匠仿佛是集天使与魔鬼一体的双面人。那真实的工匠到底是怎么样的？
《鲁班书》又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
《鲁班书》的起源：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先来看看，几千年历史中，木匠是种什么样的存在。
对于重农抑商的农业历史，读者第一印象恐怕是“重农抑商”——商人似乎永远处于社会金字塔的低端。实际上，这种观念只不过是如今掌握了社会话语权的商人的翻身仗，在农业社会，有一些职业，远比商人更不受待见，这便是百工。
《师说》中，将“百工”定义为“巫医乐师”，而追溯到《礼记》中，便可知木匠在周朝，就成为了“百工”的核心部分（天子之六工：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革工，典制六材）。
而作为“百工”核心部分的工匠，其实是中国历史中是位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的命，如同被豢养的牲畜一般，不值一钱。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的身份只是奴隶，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
毕竟对于“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儒家社会来说，这些掌握了“奇技淫巧”的工匠们，不仅于事无补，还祸乱民风，必须打为社会末流！朱由校的大臣劝说皇帝放弃木匠这个爱好时，就坦言：“自古百工，匠人最贱”。
秦二世和慈禧命所有皇陵工匠陪葬，坦然不变色；铁木真和武则天将修造建筑不合意的工匠活埋，丝毫不眨眼；大魔王赫连勃勃，更是用了一千种死法，把无数工匠的尸体铸在了统万城里。
对于最上层的皇帝们而言，工匠就是一块抹布，用的时候可以擦各种脏物，用完之后就觉得肮脏碍眼，扔了最合适。为了防止这块抹布上的赃物污染了其他人，就命令工匠“世袭永充而不能脱籍”——工匠的子孙，也永远只能做工匠！贱民是世世代代的贱民！
于是上行下效，民间百姓，也对工匠们百般轻视与欺压，上至《太平广记》，下至《聊斋志异》，各类书里面都记载了工匠被辱弄、干完活拿不到钱的、甚至被反咬一口的故事。
那么作为社会上必不可少，又不受待见的一部分，工匠们何以立身呢？
孔夫子曾言“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鲁班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面对恶，阶层的差异决定难以反抗，只有用隐晦的、更令当时的信仰体系忌惮的“恶”来回报，才有震慑效果。善良从来不应给予恶人，只有让恶者心怀畏惧，顾忌后果，他们才不敢继续心安理得地为恶。
愤起
《鲁班书》里面这些奇奇怪怪、阴狠歹毒手段，在如今以科学的眼光看来很是荒诞，但在当时却是工匠们得以在乱世存活的自保手段，在被他人欺辱，被雇主欺骗后，工匠们也可以施法术来反制，惩治恶人，震慑歹人。
但同时，为了防止工匠们用这种咒语和巫术对普通人发起主动攻击，《鲁班书》也制定了严苛的“行业规则”：发动术法，是要付出代价的！敢于施术者，将会成为“鳏寡孤独残”中的一种，即断子绝孙或者变成残疾人。所以《鲁班书》下册，又被称为“缺一门”。
这种限制，无疑让工匠们戴上了道德的枷锁，报复他人和施展术法只能成为维护自己人身安全、最后“玉石倶焚”的手段，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它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安慰，让入行的工匠们有安身立命的倚仗，有反抗不公的一丝底气。
那么，说得这么神乎其神的《鲁班书》，真的有用吗？
《鲁班书》真实性与图腾崇拜
《鲁班书》和鲁班有关吗？其实看到《鲁班书》这本书书名中的“鲁班”二字，再对鲁班稍加了解，对于此书的真实性，我们就已经是晴朗天擦玻璃门——心中敞亮了。
历史上，各行业为了提高自己行业“专业著作”的权威性，都会在书名中加入本行业大牛的名字，比如兵家的《武侯全书》、《武穆遗书》，儒家的《孔丛子》、《晏子春秋》等，说难听了些，算是挂着羊头卖狗肉。这和现代作家出书后，请名人写推荐语如出一辙。《鲁班书》也如此。
鲁班此人，最早出自《墨子·公输》：楚国准备攻打宋国的时候，用鲁国匠人公输般造出云梯等各种攻城器械，后被墨子所止。自此以后，鲁班这个名字，就慢慢演变成了木匠的鼻祖，并随着后人的不断攀缘附会，慢慢变成了神通广大的形象，甚至一跃成为了诸葛武侯“木牛流马”的创始人。
比如在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就出现了鲁班的这样一个故事：
肃州敦煌人（今酒泉敦煌）鲁班在工作之余，发挥特长做了一个载人的木鸢，每天晚上乘坐它回家看望媳妇。鲁班父亲探知到原委后，对木鸢充满了好奇，于是趁儿子不注意，偷偷乘坐木鸢上天了，结果最后落在吴国都城，被人当成妖怪打死了。
鲁班得知消息后十分生气，制作了一个仙人，手指吴都，导致吴都大旱三年。后来吴国国君亲自上门赔罪，鲁班才消气，砍掉了仙人手指。吴都也终于天降大雨，脱离了困境。
如此的故事还有许多，但无一例外，都出现于《太平广记》、《酉阳杂俎》一类的神仙志怪之中，其可信度自然不高。所以将其当作坐困无聊时的谈资助兴即可，若是一本正经当成真实的历史来对待，则未免荒唐。
这些稀奇古怪的传说故事，其实也是底层百姓、尤其是工匠们的一种信念和精神寄托：现实中地位低下，活得没有尊严，就只能把希望或者说自尊，建立在鲁班这位虚无缥缈的鼻祖和“威力无穷”的《鲁班书》上，借祖宗和故事里工匠的威风，长自己志气。这既是一种职业图腾崇拜，也是乱世 之下，小人物阿Q式的自我安慰。
神乎其技之后，剖开的是宏大的历史断面中，那些被忽略的、生存的冷酷与悲凉。
后记
历史是由成功者书写，它所发出的声音也是被筛选的，文学亦然。如今看《三言两拍》、志怪小说、话本故事，可窥言外之意，曲外之声，不过当时都属末流，即便最不着痕迹的反抗，也得用这种不入流的方式来承载，也是掺进多少卑微与胆颤。
但即使工匠们已经将尊严和生活希望降低到如此之低了，他们有限的话语权也被全然剥夺，自《鲁班书》诞生以来，伴随它的就是屡屡被禁的命运。
个中原因，当然不是如一些读者所认为的、是封建统治者们出于对《鲁班书》中一些阴狠刻毒和攻城灭国之术的忌惮，而是传统的“法不传娼优皂卒、书不予巫仆百工”的思想作祟——作为一个最底层的工匠，你就老老实实做木匠活便好了，不要读书学习文化、有其他想法。
比如清朝某学者，就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明言，匠人当多劳作，而少追求。
其用意，自不言自明。
但即便如此，《鲁班书》依旧在民间流传的有声有色，其神话色彩和传播之势，并不因其被勒禁，而稍有收敛，反而在口口相传中具有了蓬勃的生命力，这概是底层民众间，共同卑微的精神向往下，心有戚戚的星火燎原吧……
所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赋敛之毒有甚于蛇，如古代统治者那般，一昧禁书和查文字，并不是什么高明之策。只有让下层百姓们，人人都平等，个个都过好日子，有了希望和盼头，这种所谓的“禁书”，才会真正失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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