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怀疑和讽刺凝望那个最糟糕的世纪 | 人物·以赛亚·伯林

以提出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两种自由概念”著称于世的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生于俄国，有犹太血统，是英国学者，俄国知识分子使他对观念本身产生了强烈兴趣，又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宽容、自由讨论和对他人的尊重，犹太教则使他懂得理性的限度，人确乎是需要归属感以及又会去服从超出本身理解力命令的本能；他出生于1909年又卒于1997年，是20世纪这个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世纪的见证者，“在这个世纪里，野蛮破坏了无辜者的生活，杀人犯的疯狂行为披上了理性的外衣。”在这个混乱而黑暗的世纪中，伯林对自己能无病无灾地幸存下来感到惊讶，这成为他永不枯竭的求索动力，也为他的雄辩蒙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

1997年11月5日，伯林与世长辞。他的传记作家、政治家兼知识分子叶礼庭在伯林最后十年中走入了他的生活，这是他所记录的，伯林最后的日子和他对自己这一生的回顾。

他以怀疑和讽刺凝望那个最糟糕的世纪

文 | [加拿大]叶礼庭

他从来没有写过日记，也不愿意考虑自传的问题。他觉得专注于自身是一种无聊的行为。他的座右铭是“在我身后任凭洪水滔天”。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努力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是在1987年作为他的传记作者进入他的生活的，我的职责是在他回忆往昔的时候对他加以协助。一开始他保持着小心翼翼的态度，只是用老套的办法讲着那些老故事，几年之后，他才脱离了那些陈腐的习惯，开始进入他始终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话题。在阿尔巴尼他的房间里那些漫长的录音过程中，我曾经向他提出了关于他的生活与作品的关系这一中心问题：一个并没有体验过生活悲剧的人怎么会如此强调悲剧性选择，又怎么会对那些深受内在矛盾折磨的人们表现出如此惊人的移情能力。他的回答十分轻快：“我的生活与我的观点是相反的……我相信所有的选择都是痛苦的，而不是说选择对我个人而言是痛苦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作品所显示的东西就不应当归功于他的生活，而应当归功于他对他人生活的想象力。
当我问起他平静、神秘的幸福生活时，他镇定而淡然地回答说，他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是一个肤浅的人。“我的生活方式比别人想象的要浅薄得多。”因此，他想让我明白，他的生活证明了活得轻松的好处。

他为自己在七十大寿前获得的耶路撒冷奖所写的文章，结果成了他在广义的学术自传方面所做的唯一一次大胆尝试，这篇文章详细地描述了拧成他的生活之绳的三条主线——俄国的、英国的和犹太的——他将这三者融为一体，形成了他独特的身份。

他所热爱的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和屠格涅夫使他对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且让他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毫不逊色于自然或是社会制度的征服力量。同样来自俄国传统的还有对知识分子本质上所具备的劝诫和道德功能的认识。他从英国方面获得的则是经验主义，亦即深信世界就是我们的感官认为它所是的那种样子。那些对英国托管有着痛苦记忆的耶路撒冷听众对此或许会觉得不高兴——他同时又将自身政治信仰的全部内容归因于英国对他的影响：宽容、自由讨论以及对他人意见的尊重。至于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主线，他对他的耶路撒冷听众们说，他的自由主义为人类寻求归属的需要提供了如此广阔的空间，这一点应当归功于犹太教。启蒙哲学家们认为人们可以按照抽象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念以及他称之为“理想但空洞的教条国际主义”来生活的想法是错误的。他接着说：“对于自然形成的关系的否定在我看来虽然高贵，却是不正确的。当人们抱怨自己孤独时，他们的意思是说没有人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理解需要有着共同的过去、共同的感受和语言、共同的设想以及进行亲密交流的可能性—简而言之，就是要具有共同的生活方式。”他说，做一个犹太人就意味着对这种孤独有着一种特殊的理解，同时也意味着了解人们是多么深切地需要属于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归属不仅仅是对于土地和国家政权的占有；它其实是被人理解这一状态本身。

他对获益于本民族的东西进行了理所应当的颂扬，但是他知道自己在以色列未必就会比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得到更真切的理解；甚至他本人未必就能特别理解以色列。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遭遇的一切让他的心情越来越困惑、愤怒和沮丧。自从1937年的皮尔委员会成立以来，他就一直相信分治是有利的，到临终时，他把自己看作一个两国制复国主义者，既承担着对以色列国的责任，又致力于与巴勒斯坦人共享土地。实际上，这种状况恰恰体现了他本人的哲学观点：相互竞争的善之间的冲突是道德生活中无法避免的。在双方具有同等效力的自决权的冲突中，除了以色列将被占领土的相当大一部分割让给巴勒斯坦政府以外，他想不出什么其他的办法。这种始终如一的信念让他站到了反对贝京和沙米尔政府一边。在采访中，在写给以色列朋友们的信里，他温和地表示赞成“目前的平静”，但是采取激烈的公开立场并非他的天性，而且无论如何，他都始终相信凡是来自外界的意见，哪怕是由一个犹太人提出来，也必定会遭到拒绝。尽管如此，觉得自己并没有明确表示立场的想法仍然让他觉得问心有愧。

在重新思考自己与以色列的关系时，他对犹太教也作了一番新的思索。他并没有改变原先的信仰，但清楚地阐述了许多原本没有明说的内容。在信仰问题上，他仍然是一个——如他的朋友杰里 · 科恩所谓的——“检验主义无神论者”，忠实于30年代牛津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信念。但与其说他是一个异教徒，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而他在表达这种极端怀疑主义的时候态度却是温和的，他对前大拉比伊曼纽尔 · 雅各波维茨保证说，自己当然愿意相信上帝和来世，只不过根本就没有证据来证明世界上存在着这样的东西。不过在他身上，对宗教的怀疑态度与对宗教习惯的遵守是和谐共存的。每到赎罪日，不管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他都会注意斋戒并且记着上犹太教堂。他母亲在世之日，他每年都在她家庆祝逾越节。她逝世以后，庆祝仪式要么在海丁顿宅举行，要么在彼得 · 奥本海默在牛津的家中举行。奥本海默是一位经济学教授，也是牛津东正教团体中的领袖人物，与在牛津的帕斯捷尔纳克家结成了姻亲，因此他和伯林之间有着犹太和俄国的双重联系。逾越节有时候会成为盛大的社交场合，罗斯柴尔德勋爵、古德曼勋爵、画家 R.B. 基塔伊和钢琴家穆雷 · 佩拉西亚都会来参加。其余的时候气氛则更为亲切，只有奥本海默一家以及艾琳的儿孙们在场。大家用希伯来文诵读和吟唱着，伯林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时时向小孩子们解释仪式中某些特征的重要性。作为犹太传统中为自由而举行的庆典，逾越节对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从来没有错过一个这样的节日。犹太新年也是如此。如果是在耶路撒冷，他就会和他的朋友阿维赛·马加利特、埃德娜·马加利特以及他们的孩子一起庆祝新年。

伯林从来没有将他的犹太教引向改革的方向，这让他的许多犹太朋友都感到很惊讶。人们认为改革运动将会除去犹太教中过时的古老成分，让它的伦理教义适应于现代社会。伯林则坚定地认为，如果要遵守宗教习惯的话，就应该遵守一种尽可能真实、传统并且接近古代信仰的宗教习惯。他开玩笑说：“传统犹太教堂我从来不进。”但是他实际上每年要进两次，并且这些庆祝活动是他的年历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仪式让他回到自己的始源，对他而言远不仅仅是祖先崇拜。尽管他怀疑一切，他对于仪式中宗教内容的尊重却是真诚的。伏尔泰式启蒙中幼稚的反教权主义让他觉得反感，他将20世纪的大部分罪恶的根源归结于对世俗理性的偶像崇拜。他曾经写道：“像石头一样冰冷的无神论者不会明白人是靠什么活下去的。”他之所以尊重犹太传统——而且总体而言也尊重宗教感情——正是因为它使人们认识到了理性的局限。在1981年写的一封评论彼得·奥本海默在牛津犹太教堂所作的关于犹太新年的“布道”的信中，伯林写道：我认为，一种宗教的有效性不应由其道德含义来决定：它是超验的、绝对的，它安排了那些按照人类的想法可能是恐怖（就像在《旧约》里的杀戮行为中频频出现的那样）、却是真正宗教态度的本质的东西……

回头看来，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当伊戈尔 · 斯特拉文斯基要他为一首宗教主题的大合唱提供蓝本的时候，伯林为什么马上就想到了以撒的受缚。这是宗教法则最专横也最不人道的时刻，然而也正是这一点赢得了伯林的尊敬。他好像亲眼看见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带到石山上献祭的地点。在这里，在犹太传统的核心当中，存在着的是terribilità（骇人），是最高贵的音乐中他所崇仰的那种令人敬畏的、无可改变的必然性，是会让那些停留在“人”这个层面上的人们相形见绌的宏伟和庄严。诚然，亚伯拉罕盲目的服从以及这个命令本身的残酷性都让他反感——但是要产生这类感情是容易的。与以往对极端陌生的思想感情产生的强烈兴趣一样，人类服从一种超出本身理解力的命令的能力也同样深深吸引了他。

扭曲的人性之材
[英] 以赛亚·伯林 / 岳秀坤 / 译林出版社 / 2014-10

可能正是这种对于必然性——对于生命中那些只能作为命令或是命运来体验的方面——的深刻理解使他免于对迟暮之年感到恼怒。确切地说，这并不是一种宗教态度，但其中的确包含着接受甚至是顺从，如果他是一个更理性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很可能会更困难。

他越来越多地想到死，还十分困惑地和好朋友们谈起死，就像是在欣赏远处的景物或是一幅费解的画。他的确承认过自己怕死，却觉得害怕死亡本身是没有道理的。八十六岁那年，他曾经对一位记者引用了伊壁鸠鲁的话：“为什么要怕死呢？你活着的时候，你还没有死。当死来临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了。那么你怕的是什么呢？”他坚持说，死——他经常引用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并不是生命中的事件。”

他觉得，认为自己的生活是计划或者命运的安排、自己只不过是在让原本潜伏着的方向或目标变得明了起来是一种荒谬的念头。这种表面上似乎存在的生活秩序只有在被人实现以后才会显现出来。尚未到来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固定的形状。它的形状是在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的。与往常的情况一样，在他临近生命终点时，他应一位中国学者的要求写了一篇文章，以将他的著作说明收入中国某部英美哲学导读。这时这些思想才得以通过题外话的形式表达出来。想到自己的作品影响远及中国，这让伯林觉得很高兴。在这篇文章里，他引用了自己热爱的赫尔岑，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像是个人信条的一番话：

“在你唱出一支歌以前，它在哪里？”真的，在哪儿呢？答案是“哪儿也不在”—是唱歌和作曲的行为使这支歌得以产生。因此，生命也一样，是由那些活着的人自己一步一步活出来的。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歌曲依然吸引着他的注意。他最喜爱的仪式之一是在海丁顿宅楼上的书房里由他的秘书帕特 · 尤特金举行的尽量提前预订音乐会入场券的“仪式”。已经八十六岁高龄的时候，他还在计划两年后的格林德包恩、萨尔茨堡或佩萨罗音乐节之行，这简直是在跟自己的寿限打赌，但是当他指示过帕特 · 尤特金，并且认真地按实际情况填写好日记之后，他就会往椅背上一靠，满意地叹口气。有一次，她从他身边走开让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回头一看，发现他坐在摇椅里，用一种既悲哀又充满欢乐的声音低声地喃喃自语：“我实在是太喜欢音乐了。”

1996 年，国家肖像馆委派给吕西安 · 弗洛伊德一项公开的任务，让他自由地选择一个人来为之画像。他问能不能画以赛亚。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是1938年10月，在梅斯菲尔德花园，当时他俩在花园里跟吕西安的父亲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一起喝茶。在吃威尼斯蛋糕的时候，吕西安告诉西格蒙德，他将会看到《罗密欧与朱丽叶》。老人笑了：“我还以为你就是你自己的罗密欧呢。”现在，在肯辛顿教堂街上一座房子的画室里，七十四岁的吕西安和八十六岁的以赛亚又见面了。为了这幅画像，他俩约见的次数不下十二次，而且都是在早上最好的那段时光。以赛亚坐在一张破旧的扶手椅中，弗洛伊德先是用铅笔为他勾出素描，然后开始用颜料着色。他俩先是聊天，接着又陷入了沉默，时间就这样过去，只有炭条落在纸上以及颜料涂在帆布上的声音打破周围的寂静。弗洛伊德工作的时候，以赛亚时睡时醒。在大约8×10英寸的炭画像上，以赛亚的眼睛是闭着的，他的头靠在扶手椅的椅背上，闭着嘴，上唇的曲线和光光的前额以及由于年寿已高而凹陷下去的双颊的形状都把握得极为完美。在不比一张普通的纸大多少的油画像中，以赛亚向后靠着，头倚在破旧的扶手椅背上。和铅笔素描不同的是，他的眼睛是睁着的。他正充满忧伤地望着左边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幅像始终没有画完。

1997年7月17日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他进了艾琳的房间。他一直在呕吐，呼吸很困难。家人叫来救护车把他送进了医院，医生们努力想办法让他恢复呼吸，并为他清除吸入肺里的呕吐物。他以前也曾经呕吐过，但是这一次他得了肺炎。他在医院里待了一个月，除了艾琳和一两个最亲近的朋友之外谁也不能见。食道剧烈的收缩使吞咽变得既痛苦又危险，因为他有可能会窒息，并把更多的液体咽到肺里去。这场病使他的体重开始减轻，心脏也因时时发作的噎气而衰弱下去。他最好的朋友们第一次发现他变得郁郁寡欢了。当帕特 · 尤特金温和地对他说除了龇牙咧嘴地忍受之外别无选择的时候，他说，自己确实是在忍受，然而要龇牙咧嘴却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心中还残存着一星亮光。伯纳德 · 威廉斯有一次来看以赛亚的时候发现他在房间里睡着了，丽妮 · 布伦德尔刚从乡下回来，还穿着骑马装，她正在看报纸，等着以赛亚醒过来。他俩在伯林睡着的时候聊了好一会儿关于他的事情。片刻之后，他们轻轻地叫醒了他。他听见他们说的话了吗？他微笑着回答：“一字不漏。”

8月份回到海丁顿宅的时候，他身体不但还很虚弱，而且极其不舒服，不能读书，除了交情最老的老朋友以外谁也不能见。在卡西米罗和克劳迪娜 ·博特略的帮助下，艾琳和他的朋友们现在试图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他们尽了全力，但是他的情绪十分低落，他对继他之后担任政治学理论齐切利教授的格里·科恩说，生活已经变得淡然无味。他的精力日渐衰弱。但他还在努力活下去，决心坚持以前那些提神的老习惯。帕特·尤特金早上还是会来继续口述仪式，而且直到10月末，他还在坚持回信。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那些经久不变的热情和话题又一次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他收到了一封来自阿赫玛托娃的朋友兼传记作者阿纳托里 · 内曼的信，其中附有关于阿赫玛托娃对但丁的热爱的思考。伯林对内曼和60 年代的那一代俄国人有种特别的感情，因为他们如此勇敢地忠于大革命前的俄国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因此他写给内曼的遗信——也是他写的最后一封信——有一种十分明显的特别的温柔。

俄国思想家

[英] 以赛亚·伯林 / 彭淮栋 / 译林出版社 / 2011-1

但是还有一些告别比这还要痛苦。自己几乎没有为那些仍然赞同割地求和的遭人围攻的以色列自由主义者做一点点事情，这让他深感苦恼。他的英雄屠格涅夫即将死于肺癌的时候，在波琳·维亚多的帮助下用口述的方式写成了《海上火灾》，为自己洗脱懦夫的骂名；像前者一样，伯林也口述了一份公开呼吁书，希望在以色列能够达成政治妥协。1997年10月16 日，他自己——没有受任何人指使——写下了一份声明，恳请以色列人民接受与巴勒斯坦人进行永久性土地分割。耶路撒冷必须继续作为犹太国的首都，但他同时又敦促以色列人同意联合国制定的一份国际保证书，以保障穆斯林进入耶路撒冷圣地的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的居住权。他告诫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只会带来双方坚持本民族第一的恐怖分子无休无止的恐怖活动以及野蛮的战争。他把这份呼吁书寄给了与他关系最好的以色列朋友阿维赛和埃德娜·马加利特夫妇。他这样做等于是在对自己的生活做一番整理，与自己的良心言归于好。

1997年10月23日，首相托尼·布莱尔给伯林写了一封关于欧洲左翼党派的未来的信。早在1991年，史蒂文·卢克斯就曾采访过他，当时伯林对于左翼党派本身到底有没有未来都深表怀疑，不过那次采访的情况只出现在《展望》杂志上，后来又于1997年9月被《周日电讯》摘录。他问道，新观念都在哪儿呢？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向来就既是兄弟又是仇敌。伯林的消极自由主义学说是在哪怕有最好初衷的社会主义家长制下为自由进行的抗辩。布莱尔在这一点上想要提出异议。首相想知道，难道不正是西方社会中“消极自由的局限性”促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寻找某种高于“放任自流”的社会模式吗？他指出，毫无疑问，“积极自由”也有其合理性，“不管它在苏联模式下产生了什么样的破坏作用”。伯林的思想仍然保持着挑衅的力量，但是现在他病得太厉害，以至于他连给首相写回信的力气都没有了。

10月的最后一周，以赛亚提出要见见我。他坐在海丁顿宅楼下书房门边的一张安乐椅里，左边的桌子上凌乱地放着几本还没有读的书刊。他瘦削而苍白，无可挑剔的花呢西服松垮地披在身上。谈话间，我帮坐在椅中的他挪挪位置，把他扶起来的时候，我十分震惊地碰到了他西服下突出的肋骨。他的身体虽然虚弱，头脑却很清醒，他身上那种强烈的兴奋是我以前与他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的。他谈了谈自己面前那几种多少有些残酷的选择。医生说，他食道的收缩和体重的减轻让他们除了在他的胃里插进一根营养管之外别无他法。这种办法令他觉得郁闷，不过他采取的是听天由命的态度：他轻轻耸了耸肩说，已经没剩下什么可行的好办法了。但他真正想说的并不是这个。我把椅子拉到他面前，我们俩的膝盖几乎碰在了一块儿。他倾过身来，兴奋地低声讲着，在自己广阔的人生场景中回环往复，纠正着关于某个细节可能发生的误解，担心我会曲解他的某些忏悔之言或题外话。想到他一直在担心自己传记的真实性，我觉得很难过。他应当把所有的精力集中起来，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但是我没法让他改换话题。他想让关于自己的记载尽可能忠实。这一点也很伤脑筋，因为这并不符合他的性格。以前他一直说自己并不介意我是如何理解他的生活的。这样，我们俩就都比较轻松。对我的工作，他小心翼翼地养成了毫不在乎的态度，这其实是一种大度的表现，一种试图为我们两人的友谊减轻压力的努力。但是现在，我们俩都面临着最后那一刻，这时语言突然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在过去的那么多个下午，时间在我们面前大步前进，壁炉架上的闹钟每到整点的时候就会敲响，他漫无边际地讲着自己一生中发生过的一切—现在，时间却短得让人害怕。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精力潮水般消退下去。他剩下的力气只够他再谈一个想法。他用只比耳语稍稍大一点的声音对我说，他有多爱艾琳，她又如何始终是他生活的中心。这是他最想让我明白的一点。我说，我明白。这时，我握住他的手，想让他放心，我一定会尽力。虽然我并没有说出来，但我的意思是，我会尽力不违背他的原意。我会报答他十年前如此宽容、如此毫不计较地对我表示的信任。直至今日，我仍然在想，他到底知不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离开的时候，我在他椅子前俯下身子，像往常一样先吻了他的双颊，然后又吻了一次。艾琳送我出来之后，我沿着车道走去，经过楼下书房的窗外，最后一次看见他坐在那儿，头垂在胸前，睡着了。

11月4日下午，他来到医院接受营养管插入手术。第二天傍晚，正处于术后恢复过程中的他再次窒息，随即与世长辞。11月7日星期五——也就是当英国每一家报纸以及北美和欧洲的多数报纸都登出了他的讣闻，而以色列各报纷纷刊载他最后的那份和平呼吁书的时候——他被葬在牛津沃尔弗柯特墓地的犹太葬区。家人和朋友铲起湿土撒在他的墓穴中，接着大拉比用希伯来语和英语祝祷：

愿他的灵魂居于永生之域。愿我们对他的怀念永为祝福。

他逝世后数天内，大西洋两岸的各家报刊均在通常用于刊登政治家讣闻的专版上给了他位置。多数讣闻的语气是反思与尊敬的，不过也有来自左右两派的一些恶毒之词，这些攻击文章进一步证实了他本人始终相信的一点：尽管他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他的立场一直比多数人以为的要狭隘，而他的自由主义也始终是身陷重围的。

自由及其背叛

[英] 以赛亚·伯林 / 赵国新 / 译林出版社 / 2019-12

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一直受到大家的爱戴，特别是在他的第二故乡英国的人民当中。他在全灵学院的同事威廉 · 沃迪格雷夫在《周日电讯》上的一篇文章中说：“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所说的理想的英国人特点是什么样子，我想请你看一看由拉脱维亚、犹太、德国以及意大利几种欧洲文化混合而成的一个人。我想请你看看以赛亚 · 伯林。”

在汉普斯特德犹太教堂、牛津的谢尔顿剧院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分别举行的纪念仪式上，他最亲近的朋友们试图说明他对他们的意义，并且纷纷回想起他身上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华盛顿，凯瑟琳 · 格雷厄姆回忆道，当别人要求他放慢说话速度好让美国人听明白他的意思时，他回答说：“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如果我真那么做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大不相同的人，一个大不相同的人。”在牛津，他来自耶路撒冷的朋友阿维赛 · 马加利特认为以赛亚是“流亡者中的王子”。诺埃尔 · 安南说，以赛亚让他学会了“更清晰地思考、更深刻地感受、满怀希望并且相信生命”。当已是白发苍苍的斯图尔特 · 汉普希尔倚在一根拐杖上，赞美他这位“给自己带来新生的朋友”的时候，他的声音突然哽咽了。伯纳德 · 威廉斯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以赛亚听音乐的样子，“身体略微前倾，歪着脑袋，倾听着，超出任何言语、任何争论、任何历史之上”。

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播放的音乐是从他过去听过的各种各样乐曲中选出来的，唱诗班领唱者的挽歌、伊萨克 · 斯特恩演奏的一首巴赫的萨拉班德舞曲、选自贝多芬的四重奏（作品第130号）的行板以及阿尔弗雷德 · 布伦德尔在寂静的汉普斯特德犹太教堂演奏的舒伯特B小调奏鸣曲里的中速行板。钢琴家对这位他曾经希望是自己父亲的人的赞美饱含着那些爱他的人们在对他的哀悼中无法表达的一切。当余音袅袅散去，教堂里的人们鱼贯走上北伦敦冬日的大街时，许多人的心都被一种共同的不祥之感攫住了—没有以赛亚对他们所作的评价，这样的事件就永远不会变得完整。我们在离开一个重大场合的时候，第一次享受不到过去在这类场合结束时必不可少的听到他的耳语声的乐趣。做出所有那些重要评判的那个人已经与世长辞了。以赛亚八十五岁那年，我曾经问过他，生活中什么事情最让他感到吃惊。“在这么多的恐怖当中，我居然如此平静而幸福地活过来了，这一点是最让我吃惊的。”身为幸存者的罪恶感始终是他幸福生活中的阴影。他怎么能够忘掉黑暗呢？它就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里，野蛮破坏了无辜者的生活，杀人犯的疯狂行为披上了理性的外衣。正是对包围着他的黑暗的这种认识赋予了他最好的作品以一种带着忧郁感的雄辩，并且使他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充满热情。但是他并没有允许这个时代对自己的天性发号施令。传记是独一无二的人的艺术，而他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声音和头脑以及这两者的戏谑和顽皮，他生存方式的轻松还有他最优秀的那些思想的严肃，都是那么与众不同。在一个黑暗的世纪里，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才智的人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充满怀疑精神与讽刺意味，不偏不倚，并且无拘无束。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经译林出版社授权发布）

【相关图书】

伯林传
[加拿大] 叶礼庭 / 罗妍莉 / 译林出版社 / 2019-10

以赛亚·伯林有着多重身份和传奇的经历：生于俄国，犹太血统，英国学者。作为20世纪重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与各界的许多名人都有交往。这本根据大量资料和伯林自己口述写成《伯林传》，记述了他如何在复杂动荡的历史环境中走出自己的生活道路，并对自由和多元主义等重要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传记作者（亦为著名学者）叶礼庭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度，欣赏伯林的思想，但对其弱点也不加回避。正是伯林身上这种人性的真实让这本书和这个人散发出永久的魅力。

自1987年9月始的十年里，叶礼庭定期拜访伯林，同他一起回忆人生，重新经历他在俄国度过的童年、牛津的求学岁月、美国的外交生涯、对苏联的访问，以及不曾远离思想前线的学术生活。这不是一部用文献堆砌而成的人物评述，而是用伯林自己的回忆写成的思想传记。在本书中，你会看到伯林如何经历暴风骤雨的20世纪，度过诚实且负责任的一生，并且从这个世纪的灾难和成就中提炼出他回响至今的原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