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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占比，在经历十几年的连续下降后，2019年为27.2%，与发达国家相比，德国为19.4%、日本为19.5%，我国这个数据还要高一些。“十四五”规划特别强调“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传递着怎样的信号？是否意味着当前比重已经到达稳定点？
1、“制造业占比”有没有国际经验？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成长为世界强国无一不是靠制造业的强大，大规模和高比例的制造业曾作为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世界强国的发展支撑。
发达国家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表明，发展本土强大的制造业才是国家富强的根基。
——英国：18世纪末，英国制造业遥遥领先，推动其成为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强国，也是首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美国：“制造业立国”的思想从美国建国之初就已提出，188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超过英、德两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
——德国：1870-1913年间，德国工业总产量世界占比升至15.7%，居世界第二，而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德国二产产值比重更是上升至50%以上。
——日本：利用后发优势，日本实施“赶超”战略，在1955年至1970年间第二产业产值占比由33.7%上升至43.1%。
美日德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后工业化时代，世界强国牢牢占据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服务业比重也持续上升，其制造业比重经历一段时间下降后，基本保持稳定，进入新的平衡点。
尽管已进入服务化社会，美国、德国、日本等世界工业强国仍高度重视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201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1.1%，德国为19.4%，日本为19.5%，英国为8.6%。通过不断强化技术先发优势，设定产业标准，并利用全球化的生产和组织模式，发达国家占据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和分工体系。
保持制造业的比例并没有一刀切的标准，这与其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比较优势及发展策略相关。可以肯定的是，制造业推动大国早期崛起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保持一定比例的制造业，在后期对维持强国地位，同样至关重要。
2、大城市要不要制造业占比红线？
制造业随着城市的发展都有一个急剧下降的阶段， 但不论是纽约，还是伦敦，制造业比例不仅“企稳”还得到“回升”。为给“新制造”创造机会，纽约市设立了21个IBZ（工业商务区），保障工业用地不允许建设普通住宅，要形成以制造业为导向，有就业、有税收，代表科技的区域。
纽约市IBZ（工业商务区）分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深圳、上海也都较早提出“保持一定制造业比例”。
北上广深中四个一线城市，尽管深圳面积最小，但制造业比重最高。2019年制造业占比达35.6%，而上海和广州在24%左右，北京接近10%。
自2016年以来，深圳出台了《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深圳市关于印发工业区块线管理办法的通知》等一系列鼓励制造业发展、确保工业用地供给的政策措施，包括推出工业增加值增量奖励，提出确保中长期工业用地总规模和占比、增设M0用地类型、调整容积率提高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等内容。
3、保持制造业合理占比事关重大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从2006年的32.5%降至2019年的27.2%。尽管制造业占比下降是工业化的规律，但在还未高端化的现实下，我国制造业占比下降“过早”、“过快”需警惕。
一是“大国经济”决定必须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
2019年排名前15的国家（地区）GDP占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制造业是全社会基础物质生产和产业创新的“脊梁”，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唯有实体经济，方是富国之基；唯有制造业，方是强国之本。
制造业提供人民生活必需，提供产业生产资料，提供国防武器装备，创造精神文明物质条件。发达的制造业为服务业提供先进的工具、装备和载体。先进信息及通信设备带动了年增加值约3.27万亿元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汽车制造业带动2倍于汽车售价的汽车后服务业。
制造业在拉动就业岗位上拥有倍增效应。根据MAPI数据，每增加1个制造业装配线上的岗位，便能刺激增加6个供应链的岗位以及3个其他行业的岗位。如此之高的倍增系数，在其他行业实不多见。
二是工业“由大变强”要求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
当前，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问题仍然突出。 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3.9万亿美元，比美国和日本的总和还多。尽管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完善体系，但关键技术自给率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重大装备和关键材料等仍需大量进口。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硬科技存在短板。
2019年我国主要工业品进口总额及增速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2019年，我国进口排名靠前的产品以高新技术产品最为突出，分别是集成电路、初级形状塑料、汽车及零配件、计量检测分析自控仪器及器具、医药品等，其中进出最多的集成电路进口额达到2.1万亿元； 尽管我国是世界第一大机床生产国，但高档机床数控系统仍依赖进口。
从体现生产效率和产业价值链水平等相关指标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率一般在35%左右，美国、德国甚至超过了40%，而我国只有21.4%（2010年）；劳动生产率方面，2019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30948.4美元/人，仅为美国的20.5%、日本和德国33.2%和德国的33.1%，英国的38.1%。
2019年主要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率对比（%）
当然，我国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基本特点，决定了我国制造业要满足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要求，需要在产业链、供应链“断点”、“堵点”问题的解决中下更大的力气，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三是全球化要求必须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
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制造业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提出包括“不可过分依赖中国”、“重振国内制造业”、“经济主权回归”等各种方案，在新的力量平衡构建过程中，我国制造业高度承压。
同时，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体现成本优势，制造业向外转移的挑战严峻。如，三星已经将几乎所有手机产能从中国搬到了越南，微软将诺基亚北京工厂迁往河内，耐克、阿迪达斯的产品已有50%来自越南。
中国制造依然拥有产业链完整、配套便捷等比较优势，也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难得的窗口期。因此，在这样情况下提出稳定制造业比重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
4、如何保持合理的制造业占比？
一是制造业要守成更要突围。 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提升配置效率，并依托完善的产业体系及庞大的内需市场，守住现有制造业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创新驱动来实现转型升级，加强核心关键技术的突围，提高制造业附加值。
二是制造业要补链更要长链强链。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和链条。在优势产业领域，更要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增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
三是制造业要升级更要与服务业融合互促。制造业升级体现在生产效率、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全面提升。制造业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在新技术新模式下，产业价值链发展重大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高度融合促进的趋势更为明显。
2004年以来制造业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变化
四是制造业要营商环境和更多资本支持。 要改善营商环境，特别是针对中西部及北方区域，以释放后发地区制造业发展潜力。同时，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政策调节、监管规范等手段，解决我国制造业在企业融资成本、融资便利性、资本市场支撑性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来源：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编辑：詹晓东
审核：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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