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种参如同赌博”，揭开80年代人参发展史

在中国，人参似乎仍是以奢侈品般的现实存在。

人参对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味神圣不可方物的灵药。在世界人参主产区之一的中国东北地区，人参甚至被称为“地精”“神草”“百草之王”。

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人参，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

正因笃信人参的神奇，千百年来，无数采参人毕生守候在长白山中，有的人还把命丢在了那里。疯狂的挖掘一直不曾停止，野参已几近殆尽。

之后，人参进入种植时代，而关于其药用价值的神奇传说依旧在延续。硬币总有正反面。这个神奇的光环也成为中国人参发展的一个残酷束缚。

在中国，人参始终是药更甚于食——许多人坚信人参稍微过量服用便会引发流鼻血。

在上世纪90年代前，国家曾允许部分人参制品当作食品销售。而2002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则将人参列入保健食品名单，规定凡是以人参为原料的制品，不能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

这或许套住了人参的产业化步伐。

尽管中国人参的产量一直居于世界前列——仅吉林一省的人参产量便占到全球人参总产量的70%以上，但中国人参的总产值却不足韩国人参的10%。

韩国人参产业发展的重点就是食品，目前已开发出400多种产品，该国90%以上的人参是以食品形式消费掉——人参糖、人参咖啡、人参面，等等。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下游食品开发的市场无法打开，而上游的种植业却因对市场的严重误判而导致产量严重过剩。

上世纪80年代，长白山区的人参每斤能卖到30~40元左右，这个价钱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半个多月的工资。这样的行情令吉林抚松掀起了全民种参的热潮，每个乡镇、村子都有自己的参厂，连县里的机关单位、学校都有自办参厂。

然而，过剩的产量令参价大跌，众多参农因无力偿还债务而破产，甚至有人自杀。

当时，一些韩国企业从吉林大量收购人参，甚至在国际市场上打出“买高丽参，送中国人参”的促销活动，让中国人参沦为外国消费者眼中的便宜货。

为打破这种困局，吉林从2005年开始屡次向当时的卫生部说明情况，希望放开人参进入食品领域的限制。终于在2012年9月，卫生部正式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人参被允许进入食品领域。

药食同源的放开，激发了市场活力。不仅人参销量大幅上涨，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这一领域。

而最关键的，还有消费者这一关——他们要像韩国民众那样收起对人参的敬畏，将其作为一种具有滋补价值的普通食品，这条产业链才能彻底打通，中国人参产业也才能彻底解放。

80年代人参发展历程

人参采挖到种植

1976年，在吉林省东南部的偏远小城抚松，我们的祖辈加入了人参采挖的大军。在一望无际的长白山区，寻找人参就像是大海捞针。

采参人一般需花费数月才能找到人参。这期间，他们要经历大山的重重考验，有些人甚至永远留在了山里。 　　

每到采挖旺季，村子里的青年男子都要跟着老人去山里采参，只留下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留守家中。

疯狂的采挖使得长白山区的野山参产量日益减少，近乎绝迹。野山参已被列为国家一类保护植物，严禁挖掘。

于是人们将不足年限的人参移植到大树下培植，数年后再挖出。长此以往，这种更省时省力的人参种植方式开始受到追捧，在民间兴起。

一斤参＝半月工资

新中国成立后，吉林各地的人参种植开始逐渐恢复。当地政府为扶持人参种植，还专门发放贷款给参农。

1982年，吉林一些人参种植区推出参业生产承包制模式，把参地承包给村民，但需保证一定的产量。彼时，政府并未放开人参种植，所有的种植仍按照需求进行。 　　

那时，长白山区的人参能卖到每斤30~40元左右，这个价钱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半个多月的工资。为了卖到更高的价钱，当地参农甚至还不远千里将人参带到上海、浙江一带售卖。 　

“但这是6年的收成，不是一年的收成。”遇到干旱等自然灾害或者病虫害，就有可能颗粒无收。守着3丈地大半年都睡在参地边的窝棚里，半夜起来上厕所都要看一眼人参。 　　

全民疯狂种参

在那个经济困难的年代，参农们却可以发家致富，有些甚至成了“万元户”。 这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种参热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人参交易更加自由，此前被压抑的市场需求陡升。得益于一系列助推因素，长白山区的参地面积大幅增加，越来越多人开始种参。 　　

据数据统计更能显示这一时期的疯狂程度：1986年吉林全省的人参种植面积是1983年的3倍，到1989年全省的人参种植面积已经是1986年的8~10倍。

1991~1995年间，吉林全省的人参种植面积仍在不断增加，最高时达到8000万平方米。

没人要的“香饽饽”

但是，危机也随之而来。1989年，吉林出现种参高峰后的第一个产参高峰，年产量达到1986年的30多倍。“产量达到高峰，但市场消费还局限于制药企业，市场明显供过于求。”

人们正在乐滋滋地估量着自家的收成，想着能够大赚一笔。不多久，村里人就发现了异样，往年人参还没采摘就来蹲守的收购商们此时却不见踪影。 　　

“不光是一个村，全县都没人来收人参了。”往年熙熙攘攘的村子一下子冷清起来，参农们个个愁眉不展。这时参农们才慌张起来，到处打听哪有买人参的。

人参开始大量积压。尽管最后来了一批收购商，但给出的价格却让参农们大跌眼镜，以往每斤30元左右的人参已经低至每斤10元。到1991年，吉林的人参价格更是一路狂跌至每斤4元。 　　

过去看参农脸色的收购商们摇身一变成了“爷”，参农们连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 　　

这一时期，吉林全省的人参收购价格普遍下跌了6倍左右，为历史最低水平。

产业瘫痪 一落千丈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价格大跌中，吉林参农的损失保守估计也在25亿元左右。

为了稳定市场，吉林省政府号召省内的国有企业大量收购人参作为储备，但效果并不理想，一些企业甚至因负担过重而破产。 　

滞销的人参和不断下跌的价格让参农们崩溃。悲痛的情绪开始在整个吉林蔓延。他们不知该如何把成千上万斤人参卖掉。

“即使价格再低也要卖。”因国内参价大跌，一些韩国企业从吉林大量收购人参运回国内加工成成品后售卖。

还有一些韩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打出“买高丽参，送中国人参”的促销活动，让中国人参沦为外国消费者眼中的便宜货。 　

巨额负债 生死攸关

原本指望卖完人参就能过上好日子的参农们，如今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如何偿还那些当初从银行借回来的贷款。 　　

这些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元的贷款让一些参农不堪重负。每个夜里，村里的有人便因无力偿还贷款上吊自杀。

一些人扔掉等待下次开垦的参地远走他乡，挣钱还债；一些人重新拾起锄头，回到田里；还有一些像王玉成那样选择仍然留在山里的参农则过上了浑浑噩噩的生活，思考着要不要坚持下去。 　

“最后仍然坚持种参的只有20%，而这其中有80%的人选择远走他乡。”

跌跌浮浮 心悬一线

国内人参价格在此后近10年时间一路下滑。据《中国现代中药》统计，2001年人参价格下跌至每斤14.5元，到了2002~2006年，人参更是出现量价齐跌的现象，最低时价格只有每斤5~6元。

人们认为人参价格下跌只是暂时的，没想到这一过程持续了十几年。曾经欠下的几万元贷款还上了，却又借了更多的贷款，“总是借了又还，还了再借。”　　

直到2010年，全国人参价格才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小幅回升，从上市时的每斤18元上涨到每斤30多元，优质人参价格最高时达每斤40元，达到上世纪80年代水平。此后，这一价格逐渐走高，到2013年最高时能达到每斤100元。

价格的回升让参农兴奋不已，但更多人则像变得更加保守，他们总觉得这种好光景可能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万一又回到那次的萝卜价怎么办？” 　

“种参就像赌博，根本不知道会赢还是会输。”

如今人参产业发展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从种植到加工，人参就地转化，变成产品卖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翻开人参产业的发展历史，不仅仅是时代的缩影，更是中华民族对困难的顽强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