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碑刻铭文美学，探究宋朝与南诏大理国文化的关系！

摘要：碑刻铭文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南诏大理碑刻铭文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深刻反映了南诏大理国民族文化深受内地文化的影响，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唐宋时期内地的儒释道文化、佛教文化并与之融合，赋予民族文化新的内涵，呈现出兼收并蓄的特征，这种文化的兼容性、和谐性充分反映了当时南诏大理国与唐宋朝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碑刻铭文；唐宋朝；南诏大理国；文化关系

碑刻铭文作为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古代少数民族地区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结晶，不仅对我国深入研究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南诏大理的铭刻碑文就是其中最具有典型的代表之一，它详细记录了当时南诏大理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生产、生活状况。

南诏大理国与唐宋朝基本处于同一历史发展时期[唐朝（618—907）、宋朝（960—1279）、南诏（649—902）、大理国（937—1254）]，是对我国西南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达到了当时云南地区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其民族文化深受唐宋朝内地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兼容与和谐的特征。南诏大理国文化与唐宋朝内地文化的碰撞、融合和适应，其过程最终为南诏大理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得南诏大理文化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唐时期南诏民族文化的土著特征

唐初期，南诏文化土族（原生居民）色彩较为浓郁，这一时期南诏经济社会发展还较为落后，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意识还停留在祭神巫鬼、图腾崇拜的阶段。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征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部落众多，大小不一，信奉巫鬼。唐朝初期，在南诏洱海地区已经分布着数百上千、大小不一的部落，据贞观二十五年（646年）《东洱海风土记》记载：“方圆千里，其地有数十百余部落，大小不一，各部落各据山川，互不往来”。在这样的部落族群分布状态下，各部落族群原始的祭神拜鬼风气日益兴盛，巫师文化充溢在部落族群之间。

各部落族群的首领一般被称为鬼主，大部落有大鬼主，小部落有小鬼主，各部落族群首领均有部落内年长者且具较高威望的人担任，《南中志》记载，“信巫鬼、好盟誓”是当时南诏洱海地区部落族群文化的显著特征。这些部落族群的首领通常用念咒、祷告等巫术作为对部落和族群实施领导与统治的主要方式，在部落族群的群众中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权威性[1]。

王仁球碑

（二）各部落族群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唐朝初期的洱海区域，各部落族群之间不相互役属，不存在服从、统治关系，不相互往来，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和单位性，与唐朝时期的内地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相比差距十分明显。然而，在这些不同部落族群之间，南诏白族等先民受唐朝文化的影响，并且影响较为深远，当时南诏白族等先民的部落已经学习吸收了汉族的文字与历法，甚至接受了唐朝的汉文化，采用汉姓。比如，《王仁球碑》中的许多字体采用了武则天年代颁布、流行的字体，由此可以看出，南诏深受唐朝文化的影响。

（三）唐初期南诏本土文化的局限性不利于社会稳定与民族和睦。唐朝初期的南诏洱海地区，方圆百里之内数百部落族群共同存在，各部落族群之间各自占据山川河流，不通往来，不相役属，这种部落族群分散的状况，严重阻碍了南诏国的少数民族融合与一体化进程。同时，由于各部落各自占据山川河流，相互之间难免会发生激烈的矛盾与冲突，甚至爆发惨烈的战争，对各部落族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存带来严重的威胁和影响。

因此，各部落族群为寻找政治与精神上的共同寄托，维护部落族群的延续与发展，需要学习借鉴先进的外来文化对本族文化进行整合，以适应社会发展必要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中原地区的儒学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继传入南诏，并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融合发展，对促进当时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加快民族融合进程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相当重要作用。这种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当时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的整合发展，原有的依靠血缘关系维系的族群关系从此被打破，由此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发展与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培育。

（四）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区受不同宗教文化、不同政治集团利益影响下，差异也较大。以9世纪中叶南诏与吐蕃联盟关系的破裂而转向与唐朝关系的恢复为例。当时，在我国西部的吐蕃地区，随着奴隶主阶层势力的不断崛起，吐蕃地盘的不断扩大，唐朝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和冲击，甚至处在两面受敌的危险境地。唐王朝竭尽所能，与南诏使者会盟，恢复双方关系，并对会盟进行了盟誓，双方向神明发誓不得互相背叛，需共同对抗吐蕃。然而到南诏后半期，唐朝和南诏的关系再次转折，走向下坡，甚至频频出现战争。且南诏的冲突还指向缅甸北部的骠国。这与南诏王蒙氏的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南诏国力的强大，使其力图国土板块的扩张。由上述可见，同一地区的民族受政治集团利益的影响，趋利避害，摇摆不定。

二、唐宋朝汉地儒学文化对南诏乃至大理国文化的影响

儒学文化作为汉文化的核心，自传入南诏后，不仅对当地社会稳定与民族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南诏与唐朝之间的政治关系起到了调和整饬的作用，儒学文化倡导的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成为维系南诏少数民族政权与内地王朝、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动力。据《南诏仁化求碑》记载：“南诏大臣凤迦异以贞观入朝，受封鸿胪对南诏统治阶级而言，受制于当时本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较于滞后于唐王朝内地的现状，要想巩固自身统治地位，需要借鉴唐王朝的治国理政理念与文化思想。而被唐朝统治者视为正统的儒家文化自然而然地成为南诏学习吸收的首选。通过对碑刻铭文研究发现，南诏在吸收唐朝儒家文化方面的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

（一）对儒家的“中、和”思想的推崇。《南诏仁化碑》中记载，“我王气受中和，德才兼备，辩称世雄”，“事协神衷，有如天启，故能攻城挫敌，取胜如神”。从这些碑刻铭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南诏对儒家“中、和”思想的认同与尊崇，并将这种“中、和”思想贯穿到治国理政中，极力宣称南诏国王吸收的就是“中、和”之气。“中和”之气是一种崇高的美德与精神内涵，因为南诏国王世世代代都具备这种“中和”之气，所以才能开拓千秋大业，稳固江山社稷。

（二）对儒家“忠、孝、仁、仪”道德伦理思想的推崇。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由盛转衰，不复从前，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断下降，但南诏受中原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始终保持把唐朝奉为宗主的情感寄托。儒家思想观念对南诏政治社会的影响在“贞元会盟”、南诏从政治上归入唐朝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得以体现，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儒家思想影响的深入，儒家思想逐渐从王室到平民中间不断传播，人人皆重礼仪，是南诏社会风气胜似内地唐王朝盛世景象。在儒家思想文化道德的影响之下，促成了南诏国整个社会文明风气的上升。随着社会的发展，从南诏至大理国时期，各阶层人民诵读儒家经典著作的行为已经蔚然成风。

（三）将儒家“仁、礼”思想相结合贯穿于统治过程中。“仁、礼”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和主要标志，在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社会稳定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儒家学说倡导推崇的这些思想极为符合南诏统治阶层的统治目的与利益。因此，在学习吸收儒家思想的过程中，南诏的统治阶层学习吸收儒家“仁、礼”思想，并将其灵活运用到政治统治中，一方面用“仁”的思想体恤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行为上使其服从统治；另一方面极力宣扬“礼”的思想，严格等级划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这也充分表明了南诏统治阶级的统治手段与方法日益成熟、高明，从而使南诏结束了千五百里，数百部落，各据山川，不相役属的局面[3]。

《南诏仁化碑》中记载，“随世运机，观宜扶众”，虽然是对南诏国王阁罗凤的赞美，但也反映了南诏统治阶层的务实灵活之风。《南诏仁化碑》中记载“诏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义”，“耀以威武，喻以文辞”，这样恩威并济，使得其他少数民族的实力不断被削弱，南诏疆域不断扩大。唐天宝年间，南诏国王阁罗凤命部下于昆城东拓石筑城，“威慑埠头，恩收曲靖，颁诏所及，欣然俯从”。南诏国王在加强武力征服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同时，对统治区内的人民群众实行仁政，安抚民众、收服人心，对巩固自身统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南诏还建立了严明的等级制度和官职制度，对于强化王权，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也为日后大理国统治奠定了社会、文化、制度等基础。

三、南诏大理国文化对唐宋朝时期佛教文化的吸纳、兼收与发展

（一）唐宋朝时期佛教文化的传入与南诏大理本土文化碰撞产生出新的教派。《南诏图化碑》记载了佛教从内地传入南诏大理之初，梵僧曾遭遇当地本土巫教教派的围攻，二者之间发生了相当激烈的冲突，但最终结果是佛教教派征服了巫教教派，但并不是将巫教教派消灭殆尽，而是这两种教派之间逐步碰撞、吸收、融合，达到和谐相处的状态。后来经过佛教密宗的影响，不断演变发展，巫教本主出现形成了新的神祀和偶像，并逐步在各村进行供奉，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来每个村都有自己的供奉活动和供奉本主，这就使得佛教密宗很好地融入巫教文化之中，导致由原来的巫术崇拜发展为本主崇拜。

《大灵庙碑》中对此有详细记载：“罗氏迪啰摩柯迦罗大黑天神，立庙以忌之，其像赫然，至今滇人无间远尔，每遇天灾旱涝疾疫，数众跪而拜之”。大黑天神即为佛教密宗的大护法，被南诏大理各族人民群众供奉，并在本主庙受朝拜。与此同时，密宗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吸收当地巫教教派中的一些仪式和咒语，以适应当地土著居民文化习俗的需要。密宗的这种适应性很好地满足了南诏大理国上层统治者的治国理政的需求和人民群众的心理诉求，不仅促进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还使密宗与本土巫教教派顺利实现了融合与整合，加速了地方化的进程，后来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演变成颇具南诏大理国地域特色的阿叱力教派，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唐宋朝时期佛教文化在南诏大理时期的发展状况。随着佛教在南诏国内的影响日益深远，从南诏晚期开始至大理国，佛教发展成为南诏的国教。举国之内，寺庙林立，僧徒众多，佛教成为南诏大理统治阶级倚重的重要意识形态。上至君主下到黎民百姓都信奉佛教，以致南诏大理国内出现了无山不建寺、无人不信佛的场景。《张外龙造像》等摩崖石刻记述了施主造弥勒佛，供奉弥勒佛之事。从该石刻的铭文记录中可以考证佛教传入南诏大理国的时间、路线、宗派等情况。产生于唐朝武则天时期的《王仁求碑》，从碑刻雕像和碑刻铭文中可以考证佛教已在唐朝初期就传入南诏，这是中原佛教最早传入云南地区的已发现的最早记载。

从现如今保存较为完整的《铜业达摩佛祖铭文》中可以看出，佛教密宗在当时对南诏大理国上层统治阶级思想意识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按照密宗教派的习俗，凡是信奉密宗的人们死后都要为其立梵文碑刻，现存的《大理国释氏戒净建绘高兴兰若篆烛碑》上面就明显地刻有几个梵文字体。在云南省博物馆内，现在完好保存有一定数量的梵文碑刻以及一些梵文字母的密宗经文，经研究发现，佛教密宗认为，梵文经文能超度众生死后摆脱疾病、疾苦、免下地狱等，可以普度众生，因此便有了人死后要为其立梵文碑刻[4]。佛教密宗宣扬的这种精神思想正好符合了当时普通人民群众的精神寄托与需求，于是很快从上层社会传入民间，并与当地的风俗民情相互结合，在当时南诏大理地区出现数量众多的铭文碑刻。如《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兴宝寺德化铭》《董氏家谱碑》等，这些碑刻铭文已成为研究当时南诏大理国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发展的重要的参考资料。

四、南诏大理国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促进了“儒释”群体的出现

南诏大理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群体——“儒释”群体，这一群体的出现充分体现了南诏本土文化与儒学、佛教文化相融合的发展程度。“儒释”群体不仅通晓佛教义理，而且深谙儒学文化，对南诏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儒释”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是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文化与中原儒学文化传入该地区后与南诏大理国本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作用的结果，是既具有汉地文化特征又独具南诏特色的文化现象的推动者。现存的南诏大理国一些碑刻中的内容既有对孔圣大义的记载，又有对佛教文化的释义，“圣人约法，君子用之……大义孔圣，敬向释尊，酬恩报德”，可见当时南诏大理国的统治阶层乃至皇室贵族——段氏对儒家文化、思想及佛教文化、思想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堪称儒释文化大师。

当时南诏大理国官僚阶层中也出现了对儒家文化、思想与佛教文化、思想有相当研究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出现加速了儒学与密宗和当地本土文化的融合进程。儒释文化知识群体成为文化的使者、宗教的布道者，他们将自己的文化思想运用到对国家社会群众的统治中去，并对统治者的治国理政思想和措施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唐王朝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南诏大理也开始效仿唐朝采取科举取士的政策，考试内容主要以儒家经典和佛教密宗教义等有关，这与儒释文化在当地的传播与融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大理国郭松年著的《大理行记》中出现了“师僧”的称呼，所谓师，即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所谓僧，即指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阿叱力教的具有一定知识的僧人。从中可以看出，儒释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参与国家管理活动，还使儒教文化、思想与佛教文化、思想从统治阶层向下层群众传播、推广，并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教育引导作用，促进了当时南诏大理国民族融合的进程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

特别是那些对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本土文化具有深厚造诣的名家大师，将儒释本土文化修行于一身，通晓佛经、儒学、梵文、梵语等，他们的活动遍布各处各地，其言行对当时的社会群众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儒释来讲，由于基础坚实，地位稳固，家族承袭现象普遍，因此儒释知识群体一直沿袭到明清时期，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5]。明代碑刻铭文《元故先生杨俊墓志铭》中对杨氏家族的记载就反映了这一点。杨氏家族从南诏大理国至明初长达六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三十多代都学习儒释义理。

现保存较为完整的《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的碑刻铭文文体富于儒学经典与佛家哲理，是儒释结合的经典之作。在《故颍川郡处士陈公墓志碑铭》中对陈氏家族在南诏大理时期的繁盛状况进行了详细记载。如“彼盛隆时，德行勤修，呼吸阴阳，不可殚论”。随着陈氏家族的发展，到陈实这一代已发展成为精通儒、释、梵文、梵咒等多种文化并存，是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人物。

综上所述，南诏大理国前后延续了五六百年的历史，深受唐宋朝时期中原儒学文化、佛教文化的影响，凭借着善于学习的积极态度和有容乃大的开阔胸襟，其对唐宋朝时期的中原汉地文化进行吸收、借鉴、学习，并与本土文化进行碰撞融合，发展产生了适应当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兼具儒释文化，又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加速了云南地区各民族的一体化进程，提高了社会的文明程度，使南诏大理国迎来了云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明的高度。南诏大理国少数民族文化与唐宋王朝的儒学文化、佛教文化三者相互适应融合，相辅相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创造了南诏大理文化的多元性，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气质和魅力，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且熠熠生辉。——朱香

参考文献：

[1]李东红，杨利美.苍洱五百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212-213.

[2]赵金元，饶清翠，凡丽.白族文化的包容性及其现实意义[J].中国发展，2014（3）：80-85.

[3]段金录，张锡禄.大理历代名碑[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153-155.

[4]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176-178.

[5]张泽洪.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云南道教：以南诏大理时期为中心[J].贵州民族研究，2012（5）：125-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