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中古采煤图
耒阳曾是湖南著名的煤都。早在明代，当地采煤活动就十分兴旺。祟祯十年（1637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游历湘南时，曾目睹耒水中运载煤炭的大舟鳞次栉比，一片繁忙景象。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所编《湖南通志·物产》中亦记载：“煤，耒阳、衡山皆出，湖北、江南市之。”意思是，耒阳、衡山一带出产煤炭，销往湖北及江南各地。至清光绪年间，耒阳大小煤窑有数百处。
然而，晚清时期耒阳煤窑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许多骇人听闻的罪恶，令人发指。当时耒阳的煤窑，大多由地方豪强把持。地方豪强又与当地黑帮青龙会沆瀣一气，诱骗甚至绑架穷苦百姓下井做苦力，并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每年有成百上千的窑奴被摧残致死。
耒阳煤窑多为掘井采煤。由于长期开采，越挖越深，矿井积水现象严重。要继续采煤，就得排出积水。那时没有抽水泵，矿井排水完全依靠人力，于是产生了车水工这个工种。车水工通常是用水车或水斗，一级级接力提水，最后将积水排出井口。由于车水工是煤窑最苦最累的工作，没人愿意干，窑主便将车水任务外包。承包人通常是当地的流氓地痞，却美其名曰“水承行”。这些流氓地痞多系当地黑帮组织青龙会的成员。青龙会先是以开设赌局、贩卖鸦片等各种手段引诱民众入其圈套，等到民众负债累累无法偿还时，便逼其卖身为窑奴，充当车水工。除此之外，哄骗、强捉外地人充当车水工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天工开物》中古采煤图
“水承行”对车水工实行封闭式管控。他们在煤窑附近建有阴森的地堡，四周用栅栏隔离，只在煤窑入口处留有一出入口。车水工一旦进入其中，便与外界完全隔绝，他们被称为“水虾蟆”。由于矿井需要不间断排水，车水工实行轮班作业，昼夜不休。车水工进入煤窑作业时，不准穿衣服和鞋子，只能穿一条短裤。作业过程中，车水工稍有松懈，就会遭皮鞭抽打。有些车水工试图逃跑，被抓回来后就会被流氓地痞用刀刺伤其脚，以防止再逃。由于车水工劳动强度大，且常年浸泡在水中，体质羸弱的人往往不到半月就被折磨致死，体质强壮者坚持数月后也必定足烂腹肿。车水工没有休息日，生病了也不给医治，只能坐以待毙，其状惨不忍睹。
湖南地区每年春季雨水较多，耒阳煤窑因排水困难必须停工。可停工期间，“水承行”也禁止车水工外出，仍将他们囚禁在地堡中，以备开工后有人手可用。失去了人身自由的车水工，也就永远没有归期。每一处煤窑每年受害致死的车水工，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整个耒阳县境内，每年死于非命的车水工多达数千人。这些人死后即被扔进山窟中掩埋。死者亲属无从知晓，也无法报官。
对于煤窑及“水承行”惨无人道的罪行，地方官府并非不知情。据说当地官府曾多次明令禁止，但窑主及“水承行”包头都是当地豪强，经常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规避，因而屡禁不止。
蜡像：古代采煤
光绪七年（1881年），这事终于引起了御史萧韶的关注。萧韶上奏朝廷，请求查处。当年九月，朝廷命湖南巡抚李明墀核查此事。李明墀则交衡州府查办。衡州知府翁曾桂于是派熟悉煤窑情况的绅士谭炳章、欧阳霖前往耒阳，协同耒阳知县展开调查。经过一年多的调查，陆续解救出被关禁的车水工140余人。以往每年有数千人被虐致死，如今却只解救出百余人，可见官府仍在敷衍了事，行动并不彻底。而且，那些丧心病狂的“水承行”包头，无一人受到惩罚。地方官府中也无人为监管失职承担责任。
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时任湖南巡抚卞宝第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该县煤窿积弊已久，此时若欲一一追究，其势有所不能。唯当设法历禁，宽其既往，严其将来，冀以挽颓风而恤民命。”意思是，耒阳窑奴现象是个长期积累的老大难问题，无法一个个追究，只能采取既往不咎，下不为例的处理方式，希望通过完善法规，来扭转这种局面。显然，地方官员已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由于官员的包庇和纵容，耒阳窑奴现象一直到清朝政府垮台都未能根除。
有人说，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只会迟到。可填埋在耒阳山窟中的累累白骨，始终没有等到正义的到来。正义要有以人道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作保障，否则就会缺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腐朽的清朝，公平正义根本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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