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海瑞是同时期的历史名臣，他们为万历皇帝撑起一片“万历中兴”。奇怪的是，海瑞是万历皇帝的能臣干将，张居正是大明王朝的首辅，二人却“老死不相往来”，张居正始终拒绝重用海瑞，这是为何。不妨先从“酷吏”与“循吏”说起。
司马迁写史记，将古代官吏分为“循吏”和“酷吏”。所谓“循吏”是指那些踏实办事、老成持重，依仗道德教化为主的官吏；所谓“酷吏”则表现为嫉恶如仇，以办事雷厉风行、以喜好酷法为能事的大臣。
从张居正与海瑞的办事风格来看，张居正偏向于选用循吏，喜欢那些务实的人才。海瑞是清流，永远把道德放在第一位，遇事喜欢评头论足，缺少具体可行的方法和策略。海瑞虽有青天的美名，只能作为一种道德标杆存在。很多明史爱好者为海瑞鸣不平，觉得张居正有刻意压制海瑞的用心。笔者认为，张居正对待海瑞的态度，却是一种高超用人智慧的体现——好人未必做好事。
海瑞的一生主要以清正廉洁闻名历史，仕途贡献寥寥无几。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地方，不过是他抬着棺材向嘉靖皇帝上《治安疏》，气得嘉靖皇帝捶胸顿足，海瑞正是凭借这次“死谏”一战成名，却也因此锒铛入狱。
嘉靖皇帝驾崩，新上任的首辅大臣徐阶正是用人之际，便再次起用海瑞，给他“应天府巡抚”一职，总领南京各州郡。听说海瑞要来应天府，当地名门望族纷纷四散而逃。不到两年时间，应天府的赋税锐减七成。
海瑞不但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反而变得更加“仇富”。办事断案完全按照自己一厢情愿，只要有穷人与富人发生纠纷，不问对错都是穷人赢。海瑞的做法确实很有成效，一时间应天府民风淳朴，穷人纷纷奔走相告海青天的事迹。问题是海瑞嫉“富”如仇，不问青红皂白地压制富人，使得大量的富人像躲“瘟神”一样迁往外地。面对“赋税减少，富人远走”的情况，海瑞是怎么做的呢，撂下一句“满天下都是妇人”，随后辞官而去。
张居正接任首辅后，吸取徐阶的教训。他认同海瑞的道德水准，欣赏他是素养修为，然而好人未必能做好事 。张居正眼中“做好事”便是要让朝廷省心，既能增加朝廷的收入，又能让天下苍生安居乐业。海瑞的做法显然不符合标准，他做人做事严于律己，但缺少一定的心胸和方法。
张居正前后辅佐过三任帝王，也是经久官场的三朝元老。海瑞身上种种利与弊，张居正显然看得一清二楚。若像徐阶那样重新起用海瑞，必须给海瑞更高的职位，否则显示不出自己重用人才。若是真那么做，依照海瑞的性格必然还会坚持过去的那一套，弄不好又会出现应天府那样的事情。所以，张居正思来想去决定不再起用海瑞。
平心而论，张居正拒绝重用海瑞是正确的选择。因为明朝经过嘉靖皇帝后期的折腾，各种问题都已经暴露出来，绝不是依靠海瑞那样的道德教化所能扭转乾坤。
同样是张居正选人用人一事，明朝另一位大臣汪伯昆与海瑞的经历相似。汪伯昆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大文学家，张居正升任首辅后，将他从湖北巡抚召回朝廷做兵部侍郎。张居正派他前往蓟辽察看，与蓟辽总兵戚继光研究边关防御。汪伯昆来到蓟辽后，没有直接找戚继光，而是与一群文人士大夫饮酒赋诗。
返回京师后，汪伯昆发挥文学专长，写出一份措辞优美的奏折。张居正看后，只是简短地批复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涂”。言外之意是说，汪伯昆的写作水平很高，却不是务实的人才，军国大事岂能是吟诗作赋的儿戏，随后便把汪伯昆从兵部侍郎的职位上撤换下来。
把张居正与海瑞放在一起对比来看，张居正是脚踏实地的实用家，他能洞察问题并解决问题，所以由他推行的“庆历新政”是继商鞅以来，古代最成功的变法，远在王安石和李鸿章之上。
海瑞一生洁身自好，更加注重品德的修养，似乎有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味道，对于大明王朝来说，海瑞只是看到表面问题，他所奉行的“清流”是很难中兴社稷、造福苍生。
这也是为什么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评价海瑞说“他是古怪的模范官僚，是这种年代的产物，其结果是以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社稷和技术之短”。
真正对明史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一本《万历十五年》读一下。读史汇觉得，这部书不同于“束之高阁”的二十四史，它向读者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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