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涌入，改写欧洲历史的一年，祝愿世界和平吧

五年前，有一百多万人越境进入欧洲。他们中的许多人冒着巨大的风险，踏上了危险的旅程，试图逃避冲突，寻找更好的生活。

但是，难民的突然涌入引发了一场人道主义和政治危机，欧洲正在努力应对。数以千计的人在试图抵达其海岸时丧生，一些国家张开了双臂，而另一些国家则竖起了围墙并关闭了边界。

这种大规模移民的影响到今天仍然存在。在此，专家们和亲身经历过这次旅程的人们回顾了那个戏剧性的时刻。它是如何改变欧洲的生活的?

“我知道我们没有未来。”

叙利亚教师劳拉: 2011年战争前我的生活非常好。我是阿勒颇的一名数学老师，有两个孩子。但当战争开始时，我知道我们在这个国家没有未来。我过去常常开车去上班，看到路边的尸体。所以我逃到了土耳其——这在当时是最简单的选择。

马克土耳其记者：叙利亚战争把土耳其推到了移民问题的前沿。它与希腊和保加利亚接壤，因此在很多方面它成了欧盟的候诊室。2015年，大量人口从叙利亚流向土耳其，然后又流向希腊。

记者朱利安：但在意大利，移民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大问题。它靠近北非，使它成为那些愿意冒险穿越地中海的人的首选目的地，许多人也这样做了。

巴尔干记者：那年夏天在塞尔维亚街头经常可以看到从中东来的人。他们走的是巴尔干路线，这条路线向北经过希腊和北马其顿，最后到达德国等国家。

叙利亚教师劳拉：我的两个姐妹已经住在德国了。我意识到土耳其并不是我和我的孩子想要的未来，所以我决定去那里旅行，寻找更好的机会。

柏林记者珍妮：德国一直在接收逃离战争和迫害的难民，而且它是一个受欢迎的国家。但在2015年9月初，当数千人抵达时，一群人手持手绘标语迎接他们，并向下火车疲惫不堪的人们赠送礼物。他们自发地爆发出掌声和欢呼——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

难民乘坐火车抵达慕尼黑，围观群众的欢呼中表示欢迎

叙利亚教师劳拉：经过一段漫长而复杂的旅程，我到达了慕尼黑。下着倾盆大雨!对我来说，这是我注意到的第一件奇怪的事情……夏天下雨!但我遇到了非常好的人，他们对难民非常开放。

瑞典记者曼迪：同样，在瑞典，当时的气氛是，瑞典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家之一。在车站，人们举着写有“欢迎难民”的横幅，一年前，首相发表演讲，要求瑞典人对移民敞开心扉。

萨马尔·贾比尔(约旦工程专业毕业生)：在大学时，他们总是谈论瑞典是如何欢迎难民的，所以我逃离了约旦。我别无选择，因为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我姐姐已经在瑞典了，我们终于团聚了。当我到达时，我以为我终于自由了。

欧盟回应说:“我们可以处理好的。”

巴尔干记者：马其顿北部警方向试图越过希腊边境的人们发射催泪弹，这一重大转变发生了。当局说他们不知所措。欧洲似乎突然强烈地意识到一个一直隐藏在眼前的问题。

中欧记者尼克：在匈牙利，政府宣布将在边境设置围栏。警方还封锁了布达佩斯的主要火车站，以阻止人们继续前行。但这些措施只会迫使人们落入走私者和不法分子之手。

奥地利记者贝瑟尼：后来在一辆从匈牙利开往奥地利的卡车后面发现了数十名移民的尸体。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时刻，突出了人口走私问题和陷入危机的人们的绝望。

柏林记者珍妮：默克尔和我们所有人一样，被卡车的发现吓坏了。这似乎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天后，她又说，当年可能会有至少80万人在德国寻求庇护。她第一次使用了后来成为她的口头语:“wir schaffen das”——我们会做到的。

一名库尔德移民的棺材，这名库尔德移民2015年在奥地利和其他移民一起死在一辆卡车里

叙利亚教师劳拉：我到达慕尼黑后，在被转移到黑森的一个小镇之前，我去过两个难民营。我们遇到了一些德国人，他们想与难民取得联系，帮助我们融入社会。他们在每个阶段都非常支持我，我现在还住在那里。

柏林记者珍妮：德国的做法是试图确保新移民在全国各地都有住所；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应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事实上，管理成了当地市长和当局的重要工作之一。

瑞典记者曼迪：在瑞典，移民家庭通常都住在偏远的地方，或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的临时住所。虽然对新来者的开放是常态，但随着资源的紧张变得更加明显，这种情况开始发生转变。

巴尔干半岛记者：最终，这条巴尔干航线于2016年3月宣布关闭。这有助于减少人口流动。

土耳其记者马克：欧盟和土耳其在几周后达成的协议被证明非常有效。土耳其同意接收抵达希腊岛屿的叙利亚难民，欧盟将给予土耳其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它导致了欧洲难民数量的大幅下降。

工作和住房:“他们认为终于有着落了”

萨马尔（约旦工程专业毕业生）：瑞典一开始非常艰苦，在我获得难民身份之前，人们试图利用我。我现在有了合法身份，我想用我的学位，但我意识到他们这里不接受外国学历。

瑞典记者曼迪：很多人认为瑞典将是天堂，但现实却带来了比他们预期更多的挑战。即使是英语水平很高、受过高等教育的难民，也很难取得进步，因为他们的资格证书是无效的。

2015年，移民们越过奥地利和德国边境，来到德国联邦警察的第一个登记点

萨马尔：我已经申请了大约100份工作，但从来没有被邀请去面试。所以现在我决定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我正在学习一个瑞典的文凭。我想建立未来，我想独立，但六年过去了，我什么都没有。

瑞典记者曼迪：住房和就业一直是最大的两个问题。瑞典主要城市的住宿非常紧张。除非你已经为社会福利住房排了好几年的队，否则你要依靠人脉。在就业问题上，外国出生的失业率为21.2%，而本国出生的失业率为5.5%。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新来的人不要从事黑市工作，是否应该放宽规定，让他们更容易工作，这一直是一场争论。

萨马尔：你不会感到稳定。感觉好像我每做一件事就会被要求做另一件事！你以为我愿意呆在家里不去工作吗？我们都想工作。但没有什么。

柏林记者珍妮：德国人口老龄化，一些人认为新移民是解决熟练工人短缺问题的办法——西门子等大公司开始提供学徒制。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移民问题多年来一直主导着社会。

政治后果:“同情疲劳”已根深蒂固

柏林记者珍妮：难民犯下的罪行占据了新闻头条。在2015年新年前夜的科隆，一名男子袭击了年轻女性——这引发了德国人对主要来自北非的难民的愤怒。

瑞典记者曼迪：犯罪问题也成为了移民争论的一部分。虽然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但警方会告诉你，在某些移民人数较多的地区，犯罪主要不是来自新近移民，而是来自犯罪网络和帮派。

柏林记者珍妮：默克尔的“我们可以管理”政策遭到强烈反对，随着反移民的德国新选择党(AfD)的支持率上升，她很快放弃了这个口号。“难民政治”(Fluchtlingspolitik)分化了社会。

左翼活动人士在2015年抗议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uer Deutschland)的支持者

记者朱利安：在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利用了危机期间欧盟和其他欧洲国家缺乏合作的现象。他们表达了反移民的情绪，这一信息引起了许多意大利人的共鸣。此后，民族主义者在这里的选举中无疑取得了成功。

欧洲政治学教授达芙妮：我们在欧洲看到的趋势是从经济危机开始，接着是移民危机，是主流政策的萎缩和民族主义政策的兴起。

瑞典记者曼迪：自危机发生以来，民族主义的瑞典民主党在这里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也越来越受欢迎。表达反移民观点变得更容易被接受，中左翼引入甚至采纳了人数限制政策。

奥地利记者贝瑟尼：这场危机给奥地利政治带来了重大变化。反对移民一直是总理塞巴斯蒂安的一大主题。他的反移民言论帮助他赢得了两次选举，并抢走了极右翼的选票。这仍然是他的保守党的主要问题。

欧洲政治教授达芙妮：实际的移民数字通常与人们投票给某一特定政党并不相符。更重要的是选民如何看待这场危机，以及如何描绘这场危机。通过这种方式，政党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主流政治。

巴尔干记者：一些民族主义政客试图利用这次危机来激起支持。总的来说，人们对那些从巴尔干半岛上来的难民的同情似乎有所减少。人们正在抗议避难中心，同情疲劳已经根深蒂固。

融入学校:“我想在这里生活”

移民教授：在瑞典和德国等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他们面临的是一种不那么有序的解决融合问题的方法。但有一个巨大的，草根的志愿工作，这是一个最积极的事情来摆脱这种情况。

瑞典记者曼迪：但是对移民来说，想要爬得更高还是很困难的。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来到美国的孩子们即将进入就业市场。

移民教授珍妮：这将是瑞典知道其应对措施是否成功的时刻。瑞典人口日趋老龄化，因此突然接受4万名年轻有能力的人的注射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一名妇女抱着她的孩子和其他难民一起抵达希腊莱斯博斯岛的海岸

柏林记者珍妮：在德国，学校会招聘额外的教师，而其他行业的人也会通过快速培训来增加人数。还为语言不通的孩子开设了额外的课程。

叙利亚教师劳拉：我女儿在这里的学校表现很好。我们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有很多朋友。她很有抱负，我希望她能比我做得更好。

柏林记者珍妮：很多移民已经融入当地社会，学会了当地的语言，并开始了新的生活。这绝不是完美的，仍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成千上万的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许多其他的人——正在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