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廖婵娥”三个字背后的那个人——她究竟是谁？

　　采访前，我对“廖婵娥”这个名字背后的人有过各种想象：

　　她可能是个严肃的人、干练的人、传统意义上的女强人，她可能正经谨慎，少言寡语，她可能根本和我们聊不了两句。

　　结果走进会议室的她笑呵呵的，亲切幽默，怎么看都和我在悉尼华人区会擦肩而过的普通家庭女性毫无区别。

　　她的确和所有来澳拼搏的普通人走过一样的路、吃过相似的苦，如今却站在了这样不太一样的位置上，我决定从她的脸上找出一点和普罗大众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啊…我喜欢当第一个去做事的人。这件事还没人做过？好的，那我来第一个做。”

　　廖婵娥这样说。

　　廖婵娥，英文名，Gladys Liu，1985年来澳，现任澳洲联邦国会奇泽姆（Chisholm）选区议员，是第一位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的华裔女性，也是澳洲历史上首位同时讲广东话与普通话的联邦国会议员。

　　要用什么身份来定义廖婵娥，这是我最想问的问题。

　　她曾是留学生、也是在澳移民，她是华人、也是女性，她曾是创业者、也一直是母亲，如今的她，成了一位坚毅的澳洲从政者，在以上所有的身份里，她又是如何定义自己的？

　　“Gladys，我的英文名字Gladys，是我自己取的。当年刚来澳洲的时候，看到这个词，一查，Glad的意思是快乐和开心，我马上就决定用这个名字了！因为我自己一直都是个快乐开心的人嘛。”

　　廖婵娥参与交流活动

　　1.快乐的人

　　没想到廖婵娥自己选择的第一个身份，是“快乐的人”。

　　这挺难想象的，在廖婵娥的人生中，要常年保持快乐的心态其实并不是容易的事。

　　7岁的时候，父母在距离家里很远的地方经营便利店，廖婵娥经常被留在家里照顾弟妹。早年就承担着“照看者”的责任，这让她变得十分早熟。

　　青少年时期，廖婵娥在学校里被同学排斥，因为她“高傲冷漠不合群”，同学跟她打招呼她都毫无反应。廖婵娥没有告诉同学，有时候她不能立刻回应大家并不是她在故作清高，而是因为她真的没有听到——廖婵娥的左耳是完全失聪的。

　　小时候的廖婵娥自卑，不太愿意将自己的残疾告诉别人，多年后她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说，在很多亚洲文化里，激烈的竞争环境让青少年难以将自己的残缺说出口，生怕表现得与众不同，但我们应该说出来的，应该勇敢地表达然后去做真正的自己。

　　青少年们所缺少的其实是勇气，而她想成为一个可以给他们这样勇气的人。

　　这大概就是廖婵娥会成为一个言语治疗师的原因。

　　多年之后，廖婵娥只身来到墨尔本拉筹伯大学学习言语病理学，这个在中国尚属新兴学科的专业，在澳洲已经有很成熟的发展。言语病理学家的工作主要涉及估计、诊断、治疗和预防言语障碍，而言语障碍有时候与听力问题有很强的关联性。

　　廖婵娥的童年深受左耳失聪的影响，她知道帮助可能具有同样问题的孩子是多么重要的工作。

　　和所有的留学生一样，刚刚来到澳洲的廖婵娥英文不够好，人生地不熟，一切都要从头打拼，言语病理学是对英文水平要求非常高的专业，廖婵娥要不断地挑战自我，终于，她从磕磕绊绊地讲英语、到成为了去纠正别人英文语言的治疗师，这之间的成长不是一点半点。

　　2000年，廖婵娥开办了一家私人言语治疗诊所，那也是澳大利亚第一家中英双语的言语治疗诊所。

　　“我做了中英文的言语治疗师，要为那么多孩子负责啊，我必须把英语说好。”

　　廖婵娥说。

　　言语治疗就和其他康复医学一样，它不仅要帮患者治病，还要处理患者患病期间和康复之后独立生活和投入社会的能力。一个有沟通障碍却没有得到确诊和治疗的儿童，很可能在学习上遇到各种困难，还会被同学排挤，被家人认为是“笨小孩”。

　　“我们通常将说话沟通看做理所当然的能力，但是想象一下，假如有一天你起床后，突然无法跟身边的人沟通了，别人也完全不理解你的苦衷，只是用奇怪的眼光打量你，这种感觉一定非常痛苦。”

　　廖婵娥能够与这些患者深深链接，她本人就是从这些感受中走过来的，她理解这些患病孩子所受的痛苦。

　　而在体会了这些之后，廖婵娥还是将自己定位成了一个“快乐的人”。

　　这快乐是不容易的，是博大的，是可以容纳很多能量的——正是有了这份能量，才让她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2.能够帮助别人的人

　　海外华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各个国家生活了很多年，可能关注着文娱、生活、环境等各种各样的事，却唯独不怎么关注政治。这和我们华人文化的传统有关，也和新移民在海外建立生活的困难度有关。

　　廖婵娥与莫里森总理

　　在澳大利亚，对比移民澳洲的其他少数族裔，多少年来，华人从政的比例都不高。廖婵娥认为，“从政”两个字听起来就很坚硬，我们很少意识到，一个人是否要从政，其核心问题，是一个人“是否有心力去为更多的人服务”，而在有这样的心力之前，人可能会选择独善其身。

　　只有当一个人自己的生活是稳定的充盈的，他才有富余的力量去关注别人。

　　有一句更通俗的话是这么说的：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那些最终选择和长期坚持从政的人，其实都拥有更宽大的心，以及更大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看，原本是言语治疗师的廖婵娥，走上了从政之路，也是顺理成章。

　　早年经朋友介绍，加入了澳洲自由党的廖婵娥，惊讶地发现，澳洲原来有那么多的政策和福祉都与在澳华人息息相关，可真正了解这些事的华人却很少，在生活里吃了不少亏。她急切地想把这些信息分享给更多华人，她想要在澳华人更了解自己所生活的环境与国家，于是她开始主动将自己接触到新的政策所见所闻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华人常看的报刊上。她希望这些文章能起到交流沟通的作用，能帮助大家得到切实的利益。

　　起初，她完全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义务地发表文章。 没想到，正是她这个“想要帮助更多人”的业余之举，被当时的自由党领袖百鲁注意到了。百鲁邀请廖婵娥将这份工作从业余变成职业。那一刻，也正式标志着原本遥远的澳洲政党，开始和当地华人社区逐渐靠近了。

　　2007年，廖婵娥从一名普通党员，升格成了在党内最高办公室里工作的成员。

　　廖婵娥自然有自己的长处，她不是最能言善道的、也不是靠打辩论博眼球的那种政客，她是诚恳的、务实的，她从底层走来，从一个英语不流畅的华人女留学生、打工者，慢慢确认了自己的职业路线，以言语矫正师的身份帮助有缺陷的孩子们，然后又帮助更多的在澳华人了解国家政策，再然后，她才彻底走上了这条坚毅的路——她深知这一路走来的所有不易，所以才能真正帮到那些同样走在这条路上的人。

　　廖婵娥于2019年，在艰难的选战中胜出，当选了墨尔本东区奇泽姆选区(Chisholm)的议员。

　　奇泽姆选区的名字，译自Chisholm，来自19世纪的人道主义者Caroline Chisholm，一名移民女性权益倡导者。给这个地区取这个名字，就是为了纪念百余年前的这位女性为澳大利亚的女性移民所做的一切。

　　廖婵娥当选

　　谁也没想到，百余年后的今天，也是在这个选区，诞生了澳大利亚第一个华裔女性移民议员。

　　3. 贯彻始终的人

　　廖婵娥亲身体会着在澳华裔与非华裔之间的碰撞与磨合。走上政途之后，她意识到很多的碰撞与磨合不过是出于缺乏交流。华人习惯性地压抑自己，不太表达自己真正的意愿，这样让偶尔一次的表达显得突兀激烈，也让那些误以为“华裔本身喜欢沉默”的其他人惊愕不解。

　　廖婵娥想让两组人真正地融合起来，而且要加速这种融合，她要让他们听见彼此的声音。

　　多元文化是澳洲社会的基石，也是廖婵娥一切努力的平台。

　　“不仅为华裔，我为我的选区中的所有人服务，我为大家的生活能够更加融洽幸福而服务。”

　　在就职演讲中，廖婵娥表示希望自己能为澳中关系做出贡献。她有很多愿景和规划，如今她也正在一一实践着。

　　我问她，你知道疫情期到了现在，其实在澳华人还是很关注留学生返澳的问题。

　　她说，我自己就是从留学生那一步走过来的，所有留学生的困境我都比别人更明白。年初，一出留学生返澳问题的时候，我马上就和总理通了电话。我们一直很关注这个问题，紧绷着神经，就等每个州、整个国家的疫情控制得到位的那一刻到来。我多想疫情控制得好啊，你看，新州就做得特别好，你们的州长做得真的好。维州现在终于解封了，这是全体维州人民在牺牲小我的情况下坚持出的胜利，维州人民也很了不起。我们随时随地准备着，只要全国疫情一有好的迹象，马上就发动留学生返澳试点。就是要找到在疫情控制和不耽误学生学业之间的那个平衡点。如今，留学生试点返澳计划终于开启了，从南澳和北领地开始，一点点复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也算落下了。

　　关于在澳的中小企业，经历了疫情的重创，在后期的复苏阶段，廖婵娥也给出了她的建议。

　　“我又要说那句话了——我非常非常地理解他们。你看，很多年前我曾做过餐饮生意，真心不容易，后来也没能做下去，但也正因为我有过这份经历，就像我理解留学生一样，我也理解中小企业主的心情。我太明白他们的辛苦了。”

　　正因此，说到要给中小企业主一些建议的时候，廖婵娥语重心长。

　　“讲直接一点，现在是复苏的好时机，不要沮丧，不要错过机会！比如，快趁现在去给企业本身买点东西吧，中小企业现在买东西可以抵税，是大家买买买的好时机！”

　　廖婵娥在这里提到的是政府为了帮助和鼓励大家投资创业，而向企业提供的“全额资产支出扣税”（Instant Total Asset Write Off）政策：

　　创业者能在一年内报销全部资产成本，而不是让资产在几年内折旧贬值。这个计划完全就是为了中小企业创业者（营业额低于50亿澳元的所有生意）量身定制的，“超过99%的企业都能报销为其业务购买的任何符合条件的资产的全部价值。”

　　这是今年联邦政府提前公布的新财年联邦预算案中的一项，有人形容这份预算案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才能打碎的储蓄罐。

　　联邦政府为了帮助大家度过艰难的后疫情时期，提供了各种超大幅的减税政策。

　　廖婵娥提到，联邦储备银行的利息下降了10个点，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6减到25，我们普通的打工人也减税，年收入4.5万澳元以下人士每赚一澳元所缴纳的税最多只有19澳分，年收入超过4.5万、低于12万的部分就按照32.5%的税率交税。

　　廖婵娥仍然记得她当年为什么会加入自由党——澳洲自由党是个奖励劳动人民的政党，他们反对不劳而获，反对掠夺或寄生，并且提倡自食其力与多劳多得。减税和创造更多就业，一直是自由党的工作方向。而我们很多澳洲华人都是这一方向的最大受益者。

　　当如今的联邦政府大力鼓励年轻人在后疫情时代去开拓创新，廖婵娥就站在吹动号角的最前沿。

　　她记得自己的初衷，也坚定不移地要将其贯彻始终。

　　4.陪伴孩子成长的人

　　廖婵娥最引以为傲的身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我26岁毕业结婚，28岁生了第一个小孩，30岁有了第二个孩子。回忆我自己的30岁，我记得那时候真的非常的忙碌，可是不管我有多忙，都坚持亲自带我的小孩，我要自己陪伴他们长大，决不能假他人之手。”

　　30岁左右的廖婵娥，一周里5天做妈妈，2天出门去工作，这是她计算好的生活平衡，最初的时候，做妈妈的那几天更艰苦更难，2天的工作时间其实就是一周之内的休假，再往后，慢慢地杠杆开始倾斜，孩子们逐渐长大，做全职妈妈的日子缩减，工作的时间增多。

　　但无论这个杠杆怎么移动，只有一个原则她始终坚守：

　　她要做一个陪伴孩子成长的母亲。

　　她想要的东西很多，学业事业都很重要，母亲的身份同样重要。

　　“我不能错过孩子长大的那些瞬间。那些年我是没有帮手的，就我一个人。”

　　廖婵娥那时候已经离婚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甚至连父母兄弟姐妹，都是多年后来澳洲探望她的时候才知道的。当年的她面对无数压力，却从未缺乏勇气。

　　她从两个孩子那里得到了坚持的力量。

　　廖婵娥与儿女

　　“我的两个孩子，是相互竞争着长大的，儿子先考上了莫纳什大学的工程商科双学位，女儿就不服气，很快就考去了普林斯顿，儿子一看，那我也要去更好的学校，然后就考去了哈佛读MBA。”

　　“两个人还在各项运动赛事里竞争，赛跑、游泳、国际象棋、飞盘、不是你更厉害就是我比你强，一定要超过对方才可以，结果就是，两个人拿回来一大堆奖杯奖牌奖状。”

　　做两个孩子的职业单身母亲，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廖婵娥不仅做到了，还做得很好。她和两个孩子如同朋友一样地相处着。

　　儿女们的奖杯

　　当被问到想要给如今的30岁女性什么建议的时候，廖婵娥笑了，她说自己30岁的时候其实还傻乎乎的，真正明白这世界也是很多年以后了。对今天30岁的女性来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拘泥于与其他人一样的形式，按照自己最合适的方式来，这就是最重要的。

　　“而如果你已经决定生孩子做妈妈的话，”廖婵娥笑道，“那就拥有两个孩子吧。两个孩子彼此之间形成的关爱照应与可爱的竞争关系，会让生活多姿多彩起来。他们也会成为彼此生命中最大的依靠。”

　　5. 结语

　　采访到最后，回到我最初的问题：

　　要用什么身份来定义廖婵娥呢。

　　她曾是留学生、也是在澳移民，她是华人、也是女性，她曾是创业者、也一直是母亲，如今的她，则成了一位坚毅的澳洲从政者——

　　或许不用选择任何一个身份，正是以上所有的身份融合在一起、彼此辅助和影响，才塑造了眼前这个面对利刃依然笑容可掬的人。

　　廖婵娥骨子里的坚毅和执着，让她绝不会轻易倒下，她可以不说漂亮话，但她一定会做实事。

　　就像她自我介绍时说的那样：

　　“正能量、做实事，替您发言、为您服务。共同凝聚力量，改写澳洲政治历史。我是自由党联邦议会Chisholm选区议员，廖婵娥。”

　　附注：

　　本次采访是在“后疫情时代的民生与企业创新”交流活动中进行的，特别感谢活动主办方ALDI企业家联盟、以及协办方“天乩事诚”公司对亿忆网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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