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处世方圆有度，才能圆润通达，玩转乾坤！

内方外圆才是人生至高境界。“只圆不方”的人，没有原则，没有操守，没有底线，属于世故小人。“只方不圆”的人，说话不看场合，让对方下不来台，又很容易得罪人。内方外圆”的人，既不让人难堪，又给予别人如沐春风的温暖，实是内方外圆的至高境界。

方与圆是中国哲学和文化中特有的概念。"方圆"之说源于我国古代的钱币，外部是圆形，内部是方孔，看似朴实无华，但蕴含着人生哲理。 做人也应当像这铜钱一般，能圆能方，虽未能熠熠生辉，但也有存在的意义。早有“ 天圆地方”之说，意指天地的自然形态，后经演变，古代先贤赋予了方与圆更为复杂、更具内涵的哲学意义。在方圆之道中，方是原则，是目标，是做人之本；圆是策略，是手段，是处世之道。千百年来，“方圆有致”被公认为是*适合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成功心法，成大事者的奥秘正在于方与圆的完美结合。

做事要方 ,方不是执拗，方是一种正直与坚韧，更是一种做人的根本，亦是做人的气节和原则。人在世间，又有谁能尽善尽美，心中有尺，行事有度，一辈子问心无愧，能活出自己向往的自由，如此便好。 圆不是圆滑，圆是一种周全、一种宽厚与通融，更是一种大智若愚的人生智慧。有智慧的人，历经生活艰辛，依然内心向暖。其深谙“沉舟侧畔千帆过，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道理，生活虽然曲折不畅，但仍心胸坦荡，情趣风生。饱经世故，仍能保持方圆，做到知世故而不世故，明世俗而不受世俗浸染，历圆滑而弥天真，这才是对困苦岁月最好的回答。

乾隆年间的纪晓岚认为，“处世圆滑，内心中正，不同流合污而为人谦和”，是对内方外圆的最佳理解。 “内方”是指做人的原则；“外圆”是指与人相处技巧，二者结合，才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纪晓岚守正规正、刚正不阿、为官清廉，是为官者中的清流。敢于直面指正对错，凡事按规办事，但如此中规中矩便少了变通和灵活机动，放在现在的时代应该就是少了创新精神。和珅圆活灵通懂得变通，能将已有的条件创造再生。将赈灾的粮食换成糟糠，原本只够一个人吃的粮食却可以让八个人吃饱。虽然降低了粮食的口感，但以温饱为前提的情况下，还是糟糠更为适宜，节省了国库的支出，还解决了灾情。这足以证明和珅是个有聪明才智的人，但他又过于精明，喜欢钻空子，依仗乾隆的宠爱贪污腐败，成为一个让百姓唾骂，后世不耻之人。 二人一正一圆、一规一灵、一清一腐 ，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这或许也就是乾隆重用二人，又让二人互相牵制的原因吧！如果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学习纪晓岚做一个正直无私的人，在做事方法上又能学习到和珅灵活应变多方考虑，那我们就离优秀越来越近了。

北宋苏轼早年也是渴望为朝廷做些实事的，无奈一生多次被贬谪，所做有限。 当王安石做宰相引领改革派进行改革时，他是反对派，写诗讽喻改革中的问题，于是被打击，被贬官。 若干年后，司马光做宰相，全面否定王安石。苏东坡却站出来说王安石的政策并非一无是处，有些是可取的，转而攻击司马光，于是他又被打击，被贬到了海南。 世人皆知苏东坡是个胖子，有一次苏东坡拍着大肚子问家人：“你们说，我这肚子里都是什么？”小丫鬟说是诗文，小书僮说是学问，苏东坡都摇头。 这时侍妾朝云笑道：“我看老爷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苏东坡确实是不合时宜的人。 他独立思考、个性强、情绪化、天真、率直、忧国忧民、疾恶如仇、遇不平事则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虽然本质上不是个坏人，甚至还是为国家考虑的良才，但这种性格注定了他只能以文学而非政治才能名留青史。

晚清的曾国藩则是另一种情况，他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吐露心声：“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 曾国藩同样对于很多官场风气深恶痛绝，但是“势之所处，求退不能”，面上还是要随大溜，一个不字也不讲。 因为曾国藩能“随方就圆”，所以做事成功，成为有大事功的人物。

如果一个人过于刚正，锱铢必较，遇事遇人毫无谦让，必将碰得头破血流，处处受碍。 如果一个人八面玲珑，圆滑透顶，总是想要损人利己，也必然会使别人处处提防，最终众叛亲离。圆行方”被古人当作境界极高的人生道德和智慧，许多人以此为治家之道。黄炎培曾教育儿子： “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意为做人要像古代的钱币一样，外圆内方，体现了为人之道和处世之道的至高学问和通达智慧。做人要有脊梁、有血性，要有金戈铁马、挥斥方道的志向和气度，但又不可墨守成规，拘泥于形式，要有圆融处世、适应社会潮流的柔韧。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方圆有度，该方时方，该圆时圆，才能圆润通达，玩转乾坤。可以说，方圆智慧是为人处世的永恒智慧。

一根筋，认死理，钻牛角尖，事事计较，处处摩擦，往往只会碰得头破血流，一败涂地。只有“随方就圆”才是智慧与通达的成功之道。 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内方外圆，就像是四处棱角、静止不动的“口”字，毫无运动的可能，善于做事的人，会把那“口”字的外围变成圆，使它滚动起来，同时内里本质不变。这就是内方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