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凌：左翼话语的革命动员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丨燕京访谈

作者 | 傅小黛

全文共 11628 字，阅读大约需要 11 分钟

在中西文化交织碰撞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话语如何通过声音与节奏进行革命动员？ 在近代革命中扮演了怎样的文化角色？ 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起到了什么影响？ 又如何理解鲁迅在左翼阵营的角色？

《诗经·国风·芣苢》记载了古人采集车前子的劳动场景，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着歌谣：“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撷之。”虽然现在与诗歌搭配的音乐和舞蹈都已经失传，但重章叠句、回环复沓的特点，仍能让人感受到诗歌的节奏与情感。

《诗经·毛诗序》中提到，人的情感是诗歌的起源，“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无论是劳动，还是节奏与情感，诗歌的起源本身就与“身体”有密切的关系，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会催生诗歌的创作实践。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诗歌创作，也或多或少地延续了“身体”的传统。

在《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中，康凌探讨了左翼诗人的革命身体观。这里的“身体”，不仅指肉身和生理的运作机制，更包括了知觉和感官体验的层面。此书的关键，并不是众所周知的“左翼诗歌是政治化的”这一结论，而是左翼诗歌革命身体观的实践：在中西文化交织碰撞的上世纪30年代，在自觉地选择了能够调动大众的身体感官经验的诗歌创作方式之后，左翼诗人以阶级和劳动的概念为核心的革命身体观，是如何在对现代性知识理论体系的转译和改造的基础上被构建起来，并被转化为有效的文艺实践策略与文本创作成果的。

康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著有《读后》，译有《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静默》《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冷战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瓶花与匕首》等。

在诗歌创作和革命动员之间，左翼诗人到底如何实现诗歌语言和大众身体的关联？康凌还原了左翼诗人群体面临的受众困境以及思考的“心灵历程”：“作为从事文学运动的人，写出来的东西怎么让大众看到？大部分老百姓不识字怎么办？只能读给他们听。读的过程中你怎么抓住他们？如果出现很多理论性的概念，大众听了不能理解，可能就走了。这就需要在表演上进行精细地准备，一方面依靠经验，另一方面就需要阅读各种材料，包括跟声音、节奏有关的理论文本，从中去学习什么样的节奏能够更加有效地抓住听众。”

在大部分人的理解中，左翼诗歌在宣传和革命动员层面的意义远远大于在文学层面的意义。康凌戏谑地坦言，研究“左翼”其实是很不讨巧的，也容易引起误解。但是，回到历史现场，左翼诗歌创作所依靠的丰富的理论基础很少被关注和讨论。在写作本书之前，康凌曾系统地研究左联的历史。在研究过程中，康凌发现很多研究重视左翼文学的思想内容，但在形式上，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而声音与节奏是左翼文学形式研究中的重要部分，也是康凌在《有声的左翼》中探讨的关键。

除了对左联历史本身的关注，英语世界中对于声音的研究，也唤醒了康凌阅读的中文史料和文本，为理解左翼诗歌节奏形式的历史起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比如，以德国经济学者卡尔·毕歇尔（Karl Bücher）为代表的“节奏学”经典论述，如何在西方和中国“生长出了不同的样子”？经比较，康凌分析：左翼诗歌“对于‘集体劳动’的再三致意，与其说是历史考古的结果，毋宁说是左翼自身的政治关怀与政治理念在历史中的投射。”

虽然《有声的左翼》一书主要探讨的是诗歌，但是书中对于“身体技术”的探讨，也表现在音乐、电影、戏剧表演等文化形式中。在接受《燕京书评》采访时，康凌也提到了“有声的左翼”这个题目本应涵盖，但却未能来得及细致讨论的对象：“当时包括吕骥、聂耳在内的音乐小组开展了新音乐运动；戏剧界也深度参与进了上海刚刚兴起的电影工业，在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洪深写的《戏的念词与和诗的朗诵》中，可以发现在发声技术和训练方式上，戏剧和诗歌分享了大量共同的东西；不同的文化形式彼此之间也经常交流。”

尽管在康凌看来《有声的左翼》是“试水之作”，但实际上在阅读中去发现书中很多处埋下的线索像是捉迷藏式的“寻宝游戏”，这些线索也可以成为一个新话题的起源。燕京书评专访了康凌，访谈内容可以作为阅读原著过程中的辅助和背景资料。

《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

康凌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

一、左翼诗歌的中西维度

燕京书评：在左翼诗歌研究方面，大体有哪些方向？你如何看待以往的左翼诗歌研究？

康凌：在诗歌研究和左翼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左翼诗歌这块可能是进展比较缓慢的。因为左翼诗歌的文本本身比较简单，少有隐微的表达与复杂的意象，和废名、戴望舒、穆旦这样的诗人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因此，从纯粹的文本解读来说，左翼诗歌给学者提供的阐释空间不大。目前所能见到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是对左翼诗歌的主题内容和思想倾向的讨论，包括这些作品如何为工人农民发声、表达对底层的共情、反抗压抑性的政治结构等。与之相关的，很多文章会讨论这种表达过程里的发声主体，如何从“我”变成了“我们”，从个人变成集体。

第二是个别重要诗人比如郭沫若、胡风、彭燕郊等，联系他们的生平、思想以及其他文体的作品来做通盘的研究。这个部分大概还可以加上对一些“转向”诗人的研究，像是何其芳、艾青、徐迟这些，原来偏向于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的诗人的“左转”，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

第三个部分的讨论，其实来自一些研究现代主义诗歌的学者，他们会关注现代主义的诗人如何去回应左翼诗歌提出的某种挑战，如何在一个对话的结构当中形成自己的诗歌论述。譬如张松建对抒情主义的研究，就涉及抒情诗人如何试图从自己的脉络出发，回应民族形式的问题、大众化的问题等这些左翼的主题。当然，这可能不算对左翼诗歌本身的研究。

就左翼诗歌来讲，目前的研究整体上数量比较少，也比较零散，在具体的讨论对象上都提出了不少可资借鉴的东西，但整体上或许没有达到学界对抒情诗或者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水平。

燕京书评：之所以没有达到抒情主义的研究规模，除了文本比较简单、当下已经脱离了革命语境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

康凌：原因很多，譬如在史料文本的发掘方面可能就有些遗漏，因为很多左翼小诗人后来或是因为跑去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或是牺牲了，不再从事诗歌创作，后来整理史料的时候就容易漏过这些声名不彰的作家或作品，自然也就没有带出更系统的研究。

此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与我们新时期以来形成的关于“什么叫诗歌”的总体认识有关。我们日常所习惯的诗歌，从小接受到的诗歌教育，更多地把诗歌作为一种个人表达、个人抒情的媒介，作为阅读的文本来理解。这本身无可厚非，只不过在这样的视野下，左翼诗歌的实践方式确实很难进入这个脉络，我们在经验上也不太能接触到这样的诗歌实践方式。这种经验的距离在学术研究上也自然会有所反映。

燕京书评：这次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诗人路易斯·格丽克的颁奖词中提到了“使个体的存在获得普遍性”（makes individual existence universal），这与你在本书中论述的左翼诗人营造的“大众歌调”议题是否有种对抗性？

康凌：路易斯·格丽克的作品我没有读过，对她的诗歌主张也不了解。不过，左翼诗人在论述中确实经常会提到“个体”或“个人主义”之类的概念，它们指代的是像戴望舒这样的现代派诗人及其作品。在这类论述当中，倒是的确能够体现你提到的对抗性。对抗性的冲突点正在于，在左翼诗人看来，强调个体、强调个人主义的诗歌，它的普遍性是有问题的。

在他们看来，这些诗歌比较强调对于语言的经营、对于新鲜形式的创制，并且无意去触及更为普遍的读者；当然，在左翼那里，“普遍的读者”有明确的定义，就是劳动大众。而劳动大众不仅对诗歌的传统、意象与修辞习惯不熟悉，没有办法真正进入这些文本；同时，更实际的问题是，其中很多人是不识字的，于是当然没有办法接触到这样一些以文本阅读为主要媒介的诗歌。在这种情境下，诗歌对“普遍性”的声言就会出现问题，会遇到自身的一个限度。

我们可以说，左翼与现代主义诗人对于“普遍性”本身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由于这样的不同理解，所展开的具体的诗歌实践方式当然就有非常大的区别。对于左翼诗人来说，真正的“普遍性”当然应该包含最基本的读者群体的扩大，当然要去纳入那些原本不被纳入“文学”这一再现领域中，原本不具有再现或是被再现之权利的人群。

在这样的尺度下，现代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诗歌方向显然就会成为一个靶子，成为一个负面的例子：在左翼诗歌的阶级论述的框架下，这些诗歌被认为没有办法到达广大的读者，它们在个人内部、在语言创制中发现的普遍性没有办法向更广大的阶级进行延展。而左翼诗人试图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于“普遍性”的主张以及实现这种普遍性的方法。对他们来说，将一个以文本阅读或者写作为核心的诗歌概念扩大到成为某种包括声音、表演在内的概念，是为诗歌创作赋予更深远的影响力和政治能动性的一种方式。

燕京书评：诺奖代表的诗歌方向和上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诗人所试图推动的诗歌方向，如何因二者所处的历史和空间不同而发生区别？

康凌：我其实不知道诺奖方向是一个什么方向，但左翼诗歌有它非常独特的历史语境，其中的核心命题：一个是阶级动员，一个是解放战争。在这样的语境下，不仅对于诗歌的写作方式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什么叫作诗歌”“什么构成诗”这样更为根本的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受到新的历史环境的冲击，他们认为原有的那些个人化的诗歌成了精英化的语言游戏，失效了，无法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触及人心，没有办法回应他们所面对的历史危机，因此呼吁要有新的实践方式的出现。左翼诗歌，当然就是各种各样的新的探索当中的一种。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激进政治的触动之下，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先锋艺术实践。民族革命与阶级动员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一个殖民战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当中出现的普遍现象，欧洲、日本、俄国都出现了各种具有强烈政治品格的先锋艺术形式，他们共享某种对于老旧的精英主义、个人主义的创作方式的不满，认为那样的创作方式没有办法回应当时的历史语境。

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也曾颁发给一些文本创作内部包含有强烈的政治品格的作家和作品，比如辛克莱·刘易斯、达里奥·福，乃至我们非常熟悉的萨特这样的作家。这些人的先锋实验戏剧或者具有更强烈的思辨性质的作品，共同分享着对于某种既定的文学体制的不满，以及对支撑这种文学体制的政治运作方式的不满。诺奖自身的评价体系和指向，可能也不是单一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可能有它的偶然性。我们可能很难说有诺奖方向和左翼方向的分野，或许是时代变化造成的对于诗歌的不同理解。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代表作《大街》《巴比特》，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二、左翼诗歌的“身体革命观”是诗人自觉的选择

燕京书评：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并非左翼与革命关系的结论，而是新鲜的论证方式，令人意想不到，和之前的左翼文学研究很不一样。可否谈谈你以这种方式论述的初衷是什么？

康凌：可能是因为我所讨论的对象本身和之前的研究或许有所区别，所以它也要求有一种不同的论述方式来展开这样的讨论。之前的左翼文学研究，更多地会关注左翼的政治理念在文本中的显现，或是它们的辩证幽微之处，或是它们与当下的关切性。

相比而言，我要处理的，不仅有意识形态政治的一面，还有感官经验的一面。我的讨论最后落实到“身体技术”这样一个概念上，是想去问左翼当时是怎么理解人的身体的，怎么理解人的感官运作的方式的，怎么理解人的身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的？只有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他们才有可能去判断说，哪样的诗歌写作与表演是有效的，哪样是无效的。这些判断标准有一个认识论的基础。而在追溯这个认识论基础的过程当中，很多以前不重视的东西自然就会出现。

在这本书里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线索，就是节奏学，其中有位核心人物是毕歇尔。节奏学和毕歇尔帮我串联起很多之前想象不到的历史关系。这时你会发现，左翼不仅在跟革命运动对话，不仅回应历史的变动和国家的危机；在回应的过程中，他们也接续了很多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知识资源。

燕京书评：提到新诗歌谣化时，你以《小放牛》为例，将歌谣的形式维度剥离出来，分析“形式抽空内容”的现象。这首诗的改写是使用现成的作品简单改编以进行大众传播的较为简单的操作方式，或许作者改写时也未必考虑了形式和内容的问题。这首诗的创作初衷是否有这么多的考虑？

康凌：事实上我做这个研究之前，大概跟你有类似的想法，有些作家作品好像以现在的标准看来是比较单薄的，是不是创作的背后真的多么深刻复杂的思考？是不是有时候，是学者把自己后来的理论，反过来投射到了他们身上？但在阅读了很多当时留下来的材料之后，这样的想法有一种被颠覆的感觉。简单地说，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目前被我们简单地归纳为“宣传文学”的这些左翼作家的阅读量有时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对他们所接受到的思想和知识资源的了解，恐怕还远远不够。我的感觉是，他们阅读范围是远远超过当代学者的，我们有可能把他们想得简单了。

比如说我书里面提到的穆木天，他不仅对左翼的资源很清楚，而且他的写作呈现出来他对整个西方诗歌的脉络也非常熟悉。当然，鲁迅就更典型，他从日本时开始阅读量就非常庞大。在丰富的知识基础上，他们对欧洲的、中国的个人主义的、抒情的文学脉络的理解，达到的程度是相当深入的。他们作出的批判工作，或者在批判后提出的新的实践方式，也是在上述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可能需要换一个方式去看待。

在这些思想资源中，最典型的当然是苏俄的文艺理论，上世纪20年代开始就大量地译介到汉语世界当中来，一部分通过日译本，一部分通过英语、俄语译介。再比如说朗诵诗的创作所受到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朗诵诗实践。此外，一些留欧的学者或作家，也由于亲身经验过，所以也会将这部分的经验带回来。这些来源庞杂的知识和实践，汇总到一个危机状况之下互相冲撞，左翼诗人从中摘取、转化出他们认为比较有用的资源。

陈思和老师曾提出过“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的概念，意思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不是一个彼此独立、然后互相影响的关系，而是“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对象的内部就包含了世界文学的成分。我们借用这样的思路去理解中国左翼文学的历史生成，就应当强调一种内在的比较文学的、跨语际实践的路径，中西理论和文本的碰撞是内在于中国左翼文学的形成过程的，而不是学者们用后来的理论去投射到当时的左翼作家中，去发掘、或强加上一些好像原来不具有的特色或者可能性。

陈思和，复旦大学教授，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主编。

更进一步说，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从左翼文学当时接收到的思想资源和他们在那些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可能性出发，反过来挑战我们现在接受到的关于“何为文学”、“何为左翼”的定义，反过来质疑现在我们头脑当中一些固有的概念。

燕京书评：穆木天是否能代表左翼诗人群体中的大部分？

康凌：有一些人长于创作，有一些人长于理论的分析、译介、话语的建构。他们同属于中国诗歌会，成员彼此之间也经常互动。穆木天的文章，发在诗歌会的刊物上，从事诗歌创作的人也会读到，所以至少有一部分人了解他的理论，了解后再进行创作，然后再对创作进行归纳总结讨论，做理论分析，再从理论回到文本创作，是一个不断来回的动态的历史过程。此外，译介过来的大量的左翼文艺理论著作，很多诗人和作家也会去阅读，因为这些在当时也被视为是最前沿的理解文学、理解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的材料。

燕京书评：根据你的观察，20年代末大量译介到汉语世界的文学或文艺理论，对你本书所探讨的左翼文学影响较大的有哪些？

康凌：比如说有一套非常有名的丛书叫“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计划有十二本，当然后来没出完，因为在当时出这样的书还是比较有风险的。当然还有很多类似的丛书，选取了很多来自苏俄、日本的左翼理论家，影响都很大。自然鲁迅、冯雪峰这样的人物参与丛书的编辑、翻译，在当时也有一种带动的效应，意味着这是很重要的作品，会带动很多人都会去阅读。

此外，创造社三期有一批留日的青年作家、理论家，他们在日本时就接触了日本的左翼文艺运动，上世纪20年代末他们陆续回国之后，也带回了非常多的当时在日本流行的左翼文艺理论并把它们翻译成中文，同时也会介绍日本左翼文艺界的一些论争；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的左翼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所以可以说，因为人员的流动、书籍的翻译出版，共同形成了一个氛围，具体的左翼文学运动是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展开的，这是促成了左翼文学理论的传播的大致历史背景。

燕京书评：很多左翼诗人有着相当丰富的理论经验和知识基础，对于诗歌创作应该也有很多的探索。为什么选择去进行这样的美感缺失的创作？

康凌：这种“美感缺失”，有时候是他们自觉的追求，这不只是现在我们的感受，当时他们自己也都知道。他们也知道自己写的东西和戴望舒、穆旦这样的诗人所做的那种对人类情感精微之处的捕捉和表达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不知道有另外的诗歌创作方式，但他们还是这么干了。像之后的艾青、何其芳就更典型，会有一个明显的转向过程。在这种转向里，有一些我们以自身的固有概念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我上面的回答也尝试解释了一部分，但我们怎么样进一步把这些东西打开，有可能里面有什么，是需要继续思考的。

三、左翼话语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

燕京书评：左翼诗歌调动大众身体参与的实践，在现实的历史现场对大众对革命运动的理解实际发生了什么程度的影响？

康凌：我在第六章第二节的自我批评的部分谈到了这个问题，这正是我这本小书所没有完成的重要工作。我的解释是这样，简单地说，在史料的层面上，去对“实际影响”做实证的研究确实存在它的困难，因为左翼诗人试图影响和动员的对象，恰恰是不会留下文字材料的那些人，是不识字的、不会写作的一个群体。不过我们也能看到一些侧面的材料，证明大众化或者是歌谣化的诗歌在群众中确实产生了一些实际的影响。比如我书中提到的艾青的回忆谈到了诗朗诵的现场效果，蒲风的回忆则提到他们在几年后回到江西时，发现早先创作的一些“旧瓶装新酒”的新歌谣，还是有当地老百姓会记得，会念诵，诸如此类。

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左翼文学本质是地下文学，是时刻面临查禁逮捕的威胁的。虽然左翼诗朗诵陆陆续续一直试图展开，但在群众中的实际影响比较有限。到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一方面，早先聚集在上海的一些诗人分散去了全国各地，引领各处的朗诵活动；另一方面，抗战的环境也产生了更加直接的动员的需求。因此，诗朗诵慢慢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实践，各地都开始有诗朗诵的群体性运动。自此之后，材料就比较多了。在重庆、武汉、昆明都有大量的诗朗诵的表演，影响是非常大的，有很多这方面的记录。此外，在延安，它一度成为一种受到官方肯定的文艺形式，一些朗诵诗人也试图将其与更加地方化的文艺表达形式结合，去创造新的诗歌，这些努力也成为了整个延安文艺活动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燕京书评：左翼话语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方面，大致表现有哪些行为与特征？

康凌：这个问题特别大，也是近些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很难说清楚，我简单提两个大方向吧。

一个方向是，中国的左翼文艺话语确实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根本上，我们的共和国是以革命立国的，左翼话语当中一些非常根本的理念，比如说大众化、人民文艺、现实主义等，后来成为共和国的文化体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我们要追溯革命文艺的历史过程，要把“革命”一词历史化，就需要去了解中国左翼文艺的文化政治。

另一个方向是，左翼话语中的某些内容，与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基本体制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和冲突，这种紧张关系构成了共和国文化建构的一种持续内在特征。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既维系民族国家、维系“国民”这一统一而均质的共同体，又同时去处理这一共同体内部的阶级分野？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既在政治上、在认同上以民族国家的范围来确立边界，确立自我与他者的分野，又坚持国际主义的革命，坚持无产阶级的跨国连带？这些紧张关系在文学文本当中、在现实历史当中都曾出现过，也促使我们思考左翼话语与民族国家文化体制之间的更复杂的关系。

燕京书评：左翼话语意在团结人民群众的政治立场，那么就必定存在着它的“公共性”，那么它的“公共性”主要表现为哪些特征？

康凌：“公共性”这个词比较不好说清楚。我这样说吧，左翼话语的一个特征是：它始终是在一个阶级斗争的框架中理解要团结的对象，所以它的“公共性”始终是一个阶级革命的公共性，或者说始终是一个对抗和斗争过程当中的公共性。

在这个特征的前提下，我的《有声的左翼》要处理的是，左翼的公共性与团结，不仅仅建立在对于压迫关系的思想认同和理解之上，同时也建立在由压迫关系所导致的共通的身体经验上。受压迫的身体的感官经验有一种独特性，左翼诗歌试图把这种独特性提炼出来，凝结成为自身的诗歌形式，并且通过诗歌实践唤醒人们对这种共通的感官体验的意识，唤醒你说的公共性的意识。

燕京书评：你在书中说，“诗学的政治”要求我们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回到“政治的诗学”，回到“政治的诗艺”，及其技艺的基建土壤之上。这句话该如何去理解？

康凌：我提到“诗学的政治”和“政治的诗学”这一区分，更多地是说与之前的左翼文学研究方式的区分。

“诗学的政治”是研究左翼诗人如何通过诗歌表达政治观点，即左翼诗歌的主题、情感、政治修辞的这一层面。这部分学者们已经做得不错。那么，怎么继续推进左翼诗歌的研究？我觉得可以回到诗学和诗艺的部分。

“政治的诗学”不是强调诗所表达的内容，而是强调表达内容的方式。不是解读诗歌文本、分析诗歌表达的政治观点、意象的选择与经营、主语是“我”还是“我们”、写到的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而是去讨论在不同的政治框架中，对于“什么是诗歌”的理解方式是不是也可能不一样，这就是所谓诗学部分。而“诗艺”是指组织一首诗所涉及到诗歌的分行、韵律、节奏的经营。“技艺的基建土壤”，则是指结构一首诗的思考背后的知识论基础。不把诗歌技艺视为个人的天才的发明，而是视为特定目标下的不断地研习的结果。在特定的知识论的基础上，左翼诗人才得以去判断怎么做是有用的。

燕京书评：为什么话语的“言成肉身”在20世纪的中国才完成？左翼话语在这方面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康凌：这确实很难讲清楚，我大概没有表达过“言成肉身”在20世纪的中国才完成这个意思。可能我更习惯的表达是，在左翼的脉络当中，在追寻“言成肉身”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我很难做出一个判断说它完成或者是不完成。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构建新的现代的主体。它可以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主体、一个阶级革命的主体等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或者在不同的文化政治脉络中，对现代主体的想象都不尽相同。但在这些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运动中，文学始终是塑造现代主体的非常核心的一种实践方式。在现代中国，文学要做的，不仅是表达或再现，而是一种“以言行事”，是使得人们在表达和再现的过程中，确立自己作为“现代人”的自我认同。也就是说，要通过文学的实践，完成主体化的过程，要主体在言说中显现，这就是“言成肉身”。

从五四文学到共和国文学，甚至包括国民党文艺，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中的这种对于文学与主体化过程的关系的想象一以贯之。左翼文学，一方面身在其中，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行动方式和行动脉络。

我在书里面想要强调的就是，左翼诗朗诵试图打开一种可能性：在诗歌的聆听和朗诵的过程当中，人们有可能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主体、作为一个受压迫的主体。至于它是不是完成了？或者它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很难给出一个确定性的标准。

燕京书评：如果没有左翼话语，这个过程会是什么样的走向？

康凌：我们现在大概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左翼文学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国现代史。

一方面，如果没有左翼话语，可能不仅左翼文艺会消失，很多我们现在认为的非左翼的文艺作品和言说方式可能也会消失，因为它们是在一个结构性关系当中、在不断的互动和协商过程中出现的。我一开始提到，现代主义诗人也会思考和回应左翼文艺界提出的命题。如果左翼话语消失了，不仅是左翼文艺的样貌会改变，它的对立面也会改变，大概整个中国文学就都不一样了。

另一方面，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将左翼话语剥离出来？我们必须记得，左翼文艺不是革命、大众化的起始点和原动力，它自身是一个结果，是革命历史和群众政治进程当中出现的现象。在经历了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之后，当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斗争和解放成为全球历史运动的主潮，恐怕很难避免在文艺层面出现与之呼应的思潮。要拿掉左翼话语和左翼运动的历史的话，大概不得不继续拿掉革命的历史，不得不继续拿掉现代史。

四、鲁迅、瞿秋白和左翼作家联盟

燕京书评：刚才提到左翼文学的理论背景时，你提到鲁迅。但鲁迅跟左翼的关系一直是无法清晰界定的。以夏志清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为例，他提到鲁迅是“个人主义者”，绝不是“左联”运动的领导者，并“在多次在演讲中发表言论，反对当时在学生群中流行的革命文学，他认为文学不应该隶属于爱国宣传，热衷于革命的学生应该担负更艰巨的任务，而不应只吹嘘革命文学”，鲁迅“一刻也不肯”让左翼作家“故意假借艺术之名作宣传”。

康凌：鲁迅是左联的“盟主”，但他对左联内部的一些运作方式，尤其是后期出现的一些比较官僚气的一些人不是很喜欢，因此也会表达一些对于左联的不满，这是确实的。但是，以此去否定鲁迅作为自觉的左翼作家这一身份，恐怕也是矫枉过正。最简单地说，他虽然对于个别左翼作家有不满，但他同时也培养支持了大量的左翼青年。

在左联的实际运作中，鲁迅不仅提供思想上的指引，政治上的支持，有时甚至还在经济上为左联的运作提供帮助。当然，因为鲁迅很独特，在任何意义上都很独特，所以把他归入某一类标签好像都有不太合适的地方。但回到历史语境当中，鲁迅对左翼这一进步力量的认同和支持，大概很难否认，他对整个左翼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的影响，就更是非常明显。他写的、翻译的、推荐的文章和书，在左翼文学界中都是作用非常大的。

夏志清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成书比较早，很多论述有待商榷，不仅是因为观念立场有差异，同时也因为一些史料上的问题。举例来说，上世纪20年代末左联成立前不同文学社团之间的关系以及之后的整合过程，对于理解左翼文学非常重要；但这一部分的历史，有很多后来出现的材料他没有看到过。至少在这个层面上，他对于左翼文学的判断，我想可以姑妄听之。

燕京书评：夏志清也提到，“鲁迅绝不是‘左联’运动的领导者。有三年之久，‘左联’的领导责任落在共产党领袖瞿秋白肩上。”

康凌：左联的具体领导架构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也有很多严肃的学者对此进行过考订，但夏志清的这个说法大概不能算进去；这种刻意的切割，其实蛮无聊的。

鲁迅和瞿秋白是非常好的朋友，鲁迅那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就是送给瞿秋白的。他们不仅是在工作上互相合作的关系，也在理念上互相认同。如果真的在乎瞿秋白和鲁迅以及左联的关系，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瞿秋白本人的创作和翻译，在左翼文学运动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第二，瞿秋白是鲁迅和中共之间互相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也中介、塑造了两方对彼此的理解；第三，瞿秋白在鲁迅的阐释史上也提供了一个影响非常大的说法，他在《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里提出把鲁迅分成两个历史阶段：一个叫进化论的鲁迅，一个叫阶级论的鲁迅。

鲁迅在30年代的转向，也因此是从进化论向阶级论的转化，是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向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的转化。这个说法在日后的鲁迅阐释史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很长时间内塑造了人们对鲁迅思想演变轨迹的看法。

鲁迅在左翼文学运动当中的位置当然非常特殊，但如果没有瞿秋白，整个左翼文学史的面貌恐怕也会是不一样的。他在左翼文学发展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和鲁迅的关系当中、在对鲁迅的阐释的历史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把不同的层面分开来看，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燕京书评：从打动情感的角度来看新诗的优势不如音乐，在本书中，你也提到了左翼诗人“以声音绕开语言”的尝试，并提到左翼诗歌试图唤起的“劳动呼声”，“在语言与前语言之间的游动”。这是否造成了“新诗”的尴尬地位？

康凌：这个问题可以这么看：首先，在当时，文体之间的边界其实没有现在这么清晰，比如洪深写《戏的念词和诗的朗诵》、比如左翼诗人创作“诗剧”的尝试，都说明戏剧和诗朗诵之间的互相借鉴参照。此外，很多诗人后来也参与了大众歌咏，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方式来从事革命文艺形式的创造。其次，就我所讨论的中国诗歌会来说，他们是诗人，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作为诗人，在新的历史环境之下怎么寻找新的写作方式？当然，就此不做诗人也是一个方式，但如果还是要继续做诗人，在自己的实践领域中怎么突破？怎么寻找可能性？这是他们面对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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