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问管仲富国之策,并建议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管仲一一否定之后,郑重提出了自己的富国策:“唯官山海为可耳”。
管仲由此首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盐铁专卖制度,盐铁国有化传承影响数千年,齐国财力之富,富在资产国有化和垄断经营上,富甲天下。
“官海”即齐国政府明确规定食盐属于国有,但在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最后齐国政府设置盐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官山”与此类似,国家把铁矿开采交给百姓承包,并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
《管子·海王》记载,“官山海”让财富迅速积累到齐国君主手中,为桓公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仅食盐专卖一项,管仲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一个具有万辆兵车的大国,1000万的总人口中应纳税的人约100万,每人每月征收30钱,一个月也就3000万钱;但只要每升盐加价2钱,因为食盐销售严格按照户籍实行“计口售盐”,每月即可多得6000万钱,远超过每月30钱高额人头税带来的收入。
简单的横征暴敛容易激起民变,“官山海”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征税,不会引起人民的任何抱怨,达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是很高明的国家财政方式。
盐铁专营可以说倍受后世官方欢迎!而且越来越痴迷。比如汉代实行盐铁酒专营,唐朝加了茶叶,明朝加了丝绸,瓷器。
管仲的盐铁专卖思想传承至今,影响深远,成为春秋以后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国家专卖制度的滥觞,后世因此尊管仲为“盐宗”。
盐铁专营好还是不好,历史上有著名的桑弘羊之问。
公元前八十一年,大汉的朝堂上发生了一场划时代的辩论,辩论的一方是大汉第一经济学家兼农业部部长桑弘羊及农业部官员,另一方是全国顶尖的贤能多学之士。辩题是国企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群儒反对这一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民间经济的萧条。二是官办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恶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贤良、文学们描述说,“政府铸造的铁器,大多是大的器皿,非常不合适小老百姓使用”、“政府做出来的铁器,大多质量低劣,售价却很昂贵,还强买强卖,老百姓不得不改用木器耕作。”三是盐铁政策造成老百姓“逐末弃本”,整个社会民俗败坏不堪。
桑弘羊反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
以国家的名义一切都是正当的,中央集权的体制没有改变,也许是个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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