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问管仲富国之策，并建议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管仲一一否定之后，郑重提出了自己的富国策：“唯官山海为可耳”。
管仲由此首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盐铁专卖制度，盐铁国有化传承影响数千年，齐国财力之富，富在资产国有化和垄断经营上，富甲天下。
“官海”即齐国政府明确规定食盐属于国有，但在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最后齐国政府设置盐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官山”与此类似，国家把铁矿开采交给百姓承包，并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
《管子·海王》记载，“官山海”让财富迅速积累到齐国君主手中，为桓公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仅食盐专卖一项，管仲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一个具有万辆兵车的大国，1000万的总人口中应纳税的人约100万，每人每月征收30钱，一个月也就3000万钱；但只要每升盐加价2钱，因为食盐销售严格按照户籍实行“计口售盐”，每月即可多得6000万钱，远超过每月30钱高额人头税带来的收入。
简单的横征暴敛容易激起民变，“官山海”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征税，不会引起人民的任何抱怨，达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是很高明的国家财政方式。
盐铁专营可以说倍受后世官方欢迎！而且越来越痴迷。比如汉代实行盐铁酒专营，唐朝加了茶叶，明朝加了丝绸，瓷器。
管仲的盐铁专卖思想传承至今，影响深远，成为春秋以后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国家专卖制度的滥觞，后世因此尊管仲为“盐宗”。
盐铁专营好还是不好，历史上有著名的桑弘羊之问。
公元前八十一年，大汉的朝堂上发生了一场划时代的辩论，辩论的一方是大汉第一经济学家兼农业部部长桑弘羊及农业部官员，另一方是全国顶尖的贤能多学之士。辩题是国企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群儒反对这一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民间经济的萧条。二是官办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恶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贤良、文学们描述说，“政府铸造的铁器，大多是大的器皿，非常不合适小老百姓使用”、“政府做出来的铁器，大多质量低劣，售价却很昂贵，还强买强卖，老百姓不得不改用木器耕作。”三是盐铁政策造成老百姓“逐末弃本”，整个社会民俗败坏不堪。
桑弘羊反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
以国家的名义一切都是正当的，中央集权的体制没有改变，也许是个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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