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法律途径”成免责挡箭牌，只因违法成本过低

　　“走法律途径”，是现代文明社会解决矛盾纠纷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当下更具有特殊意义。

　　然而，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人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对走法律这条路望而却步，只因“走法律途径”这一说法时常被一些人用来搪塞避责，成为增加群众维权难度、制造群众维权障碍的挡箭牌。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当矛盾纠纷发生后，本该担负起责任的一方主动提出“走法律途径”正在成为一种现象。

　　在一些矛盾纠纷中，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抛出“走法律途径”的话语，不见得是真心希望寻求公平正义，他们往往心里打着另一副“小算盘”：抓住普通群众维权的短板，逼其知难而退。对滥用法律途径行为监管缺位，也是“走法律途径实则走不通”的重要原因。有的责任方不作为，躲避问题，其心理往往是“你嫌麻烦就放弃权益，不嫌麻烦你就去告，费时费力不说，即便告赢了，也不过是回到问题的原点而已”。对于一些责任方而言，等法院宣判了再解决问题没有任何损失或者麻烦，甚至还能把事情拖一拖再解决，“至于维权群众是否满意、感受如何，也没人关心”。

　　面对一些“走法律途径”异化成侵权者能拖就拖的战术，多位受访人士反映 “法律程序复杂、耗时长，老百姓还要自己认真学习各项条款，请个律师又不划算”的原因。（《半月谈》2020年第20期 ）

　　混迹在法学界30年了，无论是当年在法院还是行政机关工作，还是现在从事专职律师工作，这样的体会真是越来越深。

　　我们当然不愿意怂恿、挑拨当事人，毕竟调词架讼向来是国人之耻，我们也不愿意啊，但不打官司能解决问题么？

　　一是现在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内部监管越来越严，大家都不敢拍板。遇到事情了，你协调处理，就有道德风险。当年在政府工作，一位领导动用各种资源，终于调解了一起争议，将政府方应当承担的几千万元损失最终以1000万元解决，这本来是件大好事，但在政府常务会议上，有部门、有领导说“为什么是1000万元而不是更少一点”，惹得这位领导当场拍桌子，因为这样的说法真是让干活的人伤心，如果你有本事干脆让对方放弃债权得了？再说，果真如此，那谈何公平合理，正义安在？

　　二是鼓励当事人打官司。政府最怕的是老百姓信访，但老百姓也知道信访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潜规则，但信访这条路也不容易，因为没有法律救济途径，导致信访全凭“运气”。于是有一部分群众信仰法治，开始走司法途径，更有政府为群众请律师来告政府，这或许也可谓中国特色。但我们说好的“耻讼”文化呢？鼓励打官司真的是政府应该干的事么？再说，拿了政府钱的律师告政府，怎么看怎么都不是那么回事儿。

　　三是法律程序复杂、耗时长，不但诉讼前的立案程序繁琐，而且开庭、一审、二审这样的程序往往超出了正常人的忍受极限。一方面是法院法官的超负荷办案量，一方面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要，这就是天然的矛盾。

　　四靠自学打赢官司几乎不太可能。尽管我们中国人讲久病成医，打个官司就成了半个律师，其实很多早年的法律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就是因为自己的官司，最终走上了法律之路，开始为别人代理官司。但现在是2020年，与1990年代没有几部法律相比，民法典一法出九法废，靠自学何其难也。我每次在书店的法律书架前看到那些埋头拿着法条、明显看是遇上了事儿的读者，总是很为他们担心：这样只看法条能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吗？

　　五是请律师要花费金钱。许多人遇到问题，第一想法是找律师，但一咨询，律师一报价，就没有了然后，因为律师费确实是笔不菲的花费。但一分价钱一分货，律师服务更是这样，物美价廉几乎不存在，除非你长得美。其实就是支付律师费后，效果也不一定就予以保证，毕竟司法公正是一个综合评价指数。

　　六是司法对违法者的成本承担不合理。突出就是体现在律师费上，现在打官司几乎人人都请律师，尽管律师费用不一，但不请专业律师辅助让普通老百姓打官司确实不现实，但许多法院往往对因为维权支付的律师费不予支持，理由之一就是不一定必须要请律师。这个观念不改，违法人、侵权人、不法人都在偷偷地笑，因为打了官司，还是那个赔偿数额，但至少时间上、花费上都大幅度增长。

　　老百姓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不是万不得已，谁还打官司，于是老百姓信访不信法。

　　这些大家都知道的问题，怎么就不想点解决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