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现代人的思维来理解，反弹琵琶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在“炫技”。即使穿越回大唐，这样的可能性也是不能排除的。
飞天和弹琵琶都是敦煌文化中非常有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飞天在梵文中被称为香音神，在佛经中称为“天人”，她们通常会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活动在佛的周围，要么护佛，要么听候佛的差遣，由于长着翅膀，办事效率可能比较高。
我国汉代壁画的飞天形象还长着翅膀，到了唐朝翅膀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古典特色的飞舞的飘带，且有了唐人特色，体态丰腴，头朝下从天上蜿蜒而下，彩带飘飘，流云落花衬托，动感十足。它象征着自由、快乐、吉祥和幸福，深得画家们的喜爱，张大千就画了不少飞天形象的画，尽管争议也不小。
除了飞天，弹琵琶这一技艺也是敦煌壁画中反复出现的艺术形象。反弹琵琶在壁画中并不止一次出现。它在涉及五代时期、盛唐、中唐时期和宋代时期的窟画中均出现过，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
从舞蹈动作来看
反弹琵琶，很显然这是一种亦舞亦奏的表演形式，舞者左手高扬按弦，右手反抬拨弦，左足踏地，右足吸腿反抬，身体以腰部为中心呈S型。
从壁画上舞蹈动作，很明显可以看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古典舞或民间舞，而是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异域文化。
中国的传统舞蹈大多是谦逊保守的，很少有脚部动作，习惯运用上肢语言表达，手部动作在舞蹈中几乎占据百分之五十，夸张而实质性的富有跳跃感的动作并不多。
简言之，中国传统舞蹈姿态在很多情况下所体现的是一种内在的美感，动作的韵律和形神之美。且舞蹈服装也相对比较保守，不会直接展露人体肌肤。其东方艺术魅力在于“寓露于藏，藏中透露”。
西方舞蹈的共同特性则主要表现在对性情的表达上，舞者所展示的是体态上的形式美感，一般没有特别的精神寓意，展示更多的是一种个体的性情美感，渴望自由与飞翔的豪放情感。比如芭蕾、华尔兹、弗拉门戈、布鲁斯等。
但殊途同归，东西方的舞蹈都受到各自独特历史文化的影响。反弹琵琶作为一个舞蹈动作，正是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特点。
首先，从舞蹈服饰来看，舞者上半身几乎是裸露的，下半身则配有裤饰，到脚又是裸露在外。舞蹈形象并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保守形象，但是舞者身上的彩带却是具有古典特色的。
其次，从舞者的动作来看，呈现S型的线条。“欲前先后”、“逢左必右”是中国舞蹈运用比较多的动律。东方古典舞蹈的瞬间姿态美，一般要兼顾头、肩、胸、胯、膝和踝的异向扭动，从而形成S 线条。壁画中的舞者肢体呈曲线，单腿立地支撑，斜出胯而另一脚收勾，整体都在突出一个“圆”字，包括道具。
再者，我们看舞者膝盖以下的装饰，还有脖子上头上的项饰，都是佛门图案莲花的标识。耳朵及耳朵上的饰物，包括舞者的神态，饰品颜色的搭配，都充满了浓浓的佛教文化。而且裸露上半身，在佛教文化中也有着相对应的宗教故事。
因此，可以说，通过反弹琵琶这个舞蹈动作，恰好见证了唐朝文化的高度开放性，融合性，以及唐朝人的包容性。反弹琵琶是大唐文化一个永恒的符号“反手拨弦自在弹，盛唐流韵袅千年”。
工匠们摆脱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在艺术上进行了再创作，融合了印度、西域、中原飞天的文化，与舞者相比，琵琶在此起到一种陪衬的作用。
从弹奏乐器来看
作为舞蹈道具，琵琶频繁出现在北朝到隋唐的汉地窟画中，舞蹈者或怀抱琵琶，或侧身倒弹，或昂首斜弹，而唐朝诗人咏琵琶的名诗也不少，如白居易的《琵琶行》，王昌龄的“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说明琵琶这种乐器在唐朝非常流行。言外之意，唐人使用这种乐器的技艺也是相当高的，反弹琵琶确实有“炫技”的成分。
琵琶作为拨弦类的鸣乐器，也是由印度经龟兹传入内地，龟兹位于丝绸之路的新疆段，也是政治文化重镇，经济也发达，这个地方的石窟艺术更加久远。敦煌莫高窟也有参考借鉴吸收转化的成分。
在汉传大乘佛教中有四尊守法天神，名曰四大天王，其中东方持国天王也是手持琵琶，持国意为慈悲为怀，护国土护众生。琵琶发出的法音则寓意来护住众生。
因此，工匠们将常见的流行乐器并带有宗教色彩的琵琶引入壁画中，同时将唐人在琵琶上的高超技艺反弹琵琶绘入其中，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总之，反弹琵琶作为一种又奏乐又跳舞的表演形式，集高超的弹奏技艺、绝妙的舞蹈本领、优雅迷人的姿态，宗教色彩和东西文化，都集中在了舞者的肩上，显得劲健而舒展，迅疾而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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