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迷失——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历史心理学探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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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人民能够真正地认识自己，理性地处理国家事务，不再迷失自我，这不仅是德国人民的幸运，更是世界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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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群体心理——民众的集体力量

　　西方旧史学一度风行把个别杰出人物夸大为主宰历史的“伟人”，这种理论已被史学界渐渐冷落。从心理学来看：“群体是联系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政治体系的媒介和过程......群体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的参与诉求以及个体与政治发生联系的方式和个体诉求的实现方式。”群体心理对于理解人类行为必不可少，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都无法忽视群体心理的影响。

　　一战前夕，德国民众迸发出了激烈的情绪，德国民众、军队、爱国团体、媒体以及大学生纷纷散布战争言论。德国工人最喜欢唱的不是《国际歌》，而是“年轻人再也不回家，他们将战死疆场”。工人和平民一样喜欢当兵，而平民又和容克地主一样喜欢当兵。当时的德国正处于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也是走向非理性的年代，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德国民意对外交事务的发言权迅速增大，最终使政府的战略决策不得不“顺应”民意，沿着“强硬路线”方向一路走下去，将寻常的冲突升级为国家之间的战争。这场狂暴思潮看似反常，但仔细分析当时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它的缘由。

　　1898年，威廉二世对奥斯曼帝国进行国事访问

　　第一，经济社会发展助长民族自信。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德国社会和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很多人相信德国即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并且愿意为此做出贡献。德国一位著名作家的妻子在50年后的回忆可以代表当时大多数德国人的心声：

　　我的思绪经常回到那个我们共同为一个美好的事业努力的时刻：为了更伟大的德国、为了在近东的和平扩张与文化活动而工作......汉堡是通向大海和其他大陆的大门......我们逻辑井然的思想应转化为技术和事业，以及对我们的承认。(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

　　在俾斯麦领导国家统一后，战争被视为德国必须尽力避免的危险，而当德国制造业和国际贸易不断发展壮大时，德意志民族开始相信自己是被上帝赋予了重塑世界的使命的“特权种族”，战争成为德国进一步夺取世界霸权的理想途径，变成了德国人民期望的对象。

　　第二，政治体制造就特殊参政路径。19世纪末，民主政治已成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强大潮流，但颇为吊诡的是，那些并非因为传统而诞生的形式上的民主国家反而容易被一时之民意所左右，而那些已经建立完备宪政民主的国家反而对滔滔的民意具有免疫能力。与英、法等西方国家不一样的是，德国民主立宪是虚，君主专制是实，德国的政治体制对疏导和利用民众的政治能量和热情缺乏有效的手段和能力。德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可以看作是参政需求未能满足的一种替代品。在英国等民主国家中，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多多少少被其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所消耗，而在德国，人们的政治参与愿望只能落实在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批评上面，从上层的容克地主、伯爵到下层的仆人都要求更强硬的外交立场、占领更多的殖民地，对于外交中任何的“软弱”都越来越不能容忍。

　　德国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称帝，宣告近代德国的统一

　　第三，社会意识形态推动强硬民意。威廉二世统治后期，德国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进一步发展，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得更加紧密，表现为明显的极端化倾向的“爱国主义”。比如：

　　1891 年成立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泛德意志协会”主张所有德意志民族形成一个大的德意志国家，指出 1871 年德国的统一只是大德意志道路上的短暂停顿，同时也鼓吹以战争手段解决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问题。(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

　　除了这些极端主义者，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高知阶层也在极力鼓吹“爱国主义”。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爱国主义”作为一种鼓吹对外扩张的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并不仅仅是皇帝和政府引导的一股思潮，而是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的，包括从政府到垄断集团、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的一种全社会的意识形态。

　　(三)个人心理与群体心理互动

　　人们对个人心理的关注由来已久，但对群体心理尤其是群体心理与个人心理互动作用的研究却远逊于对个体心理的研究。美国心理学大师戴维·迈尔斯认为：“有效的领导风格更强调‘我们’而非‘我’。”领导者往往代表群体同一性，是群体意识的代表和维护者。

　　事实上，群体也会影响他们的领导者。有时候，那些站在群众最前方的人已经察觉到了事态的走向。......明智的领导者通常与多数派站在一起，并且谨慎地施加自己的影响。([美]戴维 · 迈尔斯《社会心理学》)

　　一战前夕的德国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威廉二世政府与民意并非绝对的领导和服从的关系，而是复杂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

　　古斯塔夫·勒庞指出：“群体情感由于往往欠缺实践性，因此常常将希望当作主要的养分。它还受到神秘主义浸润，因此需要领袖并往往将其神化。”威廉二世固然常常冲动、缺乏节制，但社会氛围也促使他自我封闭，盲目行事。如果威廉二世没有被德国人的阿谀奉承捧得飘飘然，他或许可以展现更高的政治水平。数十年以来，报纸只让皇帝知道赞扬他的报道，皇帝对大使报告的评语也被转告驻外大使，以便他们可以发回更符合皇帝口味的报告。在国际环境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威廉二世成为德国公共舆论的引导者、代言人和追随者，是集体意志的体现，其言行代表了大众的意愿和情绪。

　　图3-12威廉二世与巴登大公、黑塞大公爵、梅克伦堡施瓦林公爵、巴伐利亚亲王等人视察战前军事演习，1909年

　　当个人身处群体中时，其心理与孤立状态时是绝不相同的。

　　集体心理几乎完全不受理性的影响，而由集体逻辑主导，这是一种仅仅为集体独有的逻辑形式。群体在智力水平上总表现得稍逊于个人，但在情感上却可能优于个人。......群体的情感不仅更加强烈，而且变化无常，能够急速从崇拜转为仇恨。(古斯塔夫·勒庞《心理学统治世界3——战争篇·理性操控》)

　　俾斯麦卸任后，新皇帝和新宰相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碌碌无为使德国人逐渐认清了皇帝的真实水平，于是更加怀念俾斯麦，甚至神化他的政策和功绩来向现政府抗议。

　　俾斯麦在统一中所花费的巨大心血被简化为进行三次王朝战争的“决心”，而统一后在外交的建树又被简化为坚持一条“强硬路线”，其他无数的妥协、达到目标前的隐忍以及精细而又灵活的谋划则被通通忽略了。(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

　　俾斯麦留下了很多名言，但反复传诵的似乎只有三句：

　　一是“如果我们不设法成为铁锤，那么我们就将成为铁砧”；

　　第二句就是“重大的问题不是靠演说和表决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靠铁和血”；

　　第三句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德国人除了上帝以外，谁也不怕”。其中第三句的引用最能说明问题，因为当时大多数德国人只知道这一句内容，而不知道通常被裁减掉的下半句话：“正因为这种对上帝的敬畏，使我们珍爱并维护和平。”(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

　　所以在德国民众对俾斯麦缅怀和尊崇的表象下，俾斯麦的政治遗产却逐渐偏离他的本意，成为德国民意中“强硬路线”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成为各个政党和民众抨击政府的有力武器。一战前夕，威廉二世、政府与民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德国“过度强硬”、四面出击，不可挽救地一步步走向一战的深渊。

　　柏林俾斯麦纪念雕像

　　BerntRostad 摄

　　有人说《浮士德》是德意志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总汇。从浮士德身上我们看到德国人的矛盾特征，正如浮士德的自我解剖：“有两种精神寓于我的心胸”，一个“执着尘世”，“沉溺于爱欲之中”，一个则要“超离凡尘”，“向那崇高的精神境界飞升”，一生挣扎于天使和魔鬼之间，游走于理性与迷失之际。二战后，德国以对历史的深刻反省和务实勤勉重新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德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分量也越来越重。德国人民能够真正地认识自己，理性地处理国家事务，不再迷失自我，这不仅是德国人民的幸运，更是世界人民的福祉。

　　- 未完待续 -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历史·拾陆》

　　（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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