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的甲骨人生

一、篆刻郎遇到贵人

“堂堂堂堂，郭董罗王”，说的是“甲骨四堂”。20世纪前半叶，甲骨学勃然兴起，成为学术界的一门显学。一批饮誉海内外的大学者应运而生，其中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四人成就卓著，恰巧他们的字均有一个“堂”，分别为“鼎堂”、“彦堂”、“雪堂”、“观堂”，随之，“甲骨四堂”之说便广为流传。钱玄同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他首先将郭董罗王并列，赞扬他们在甲骨文研究中的成就。“四堂”之中，终生专注于甲骨学，用力最勤、成就最多的，当推“彦堂”董作宾。

董作宾，原名作仁，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祖籍河南温县。因家乡遭灾，董家青年董士魁背井离乡，只身到南阳谋生，先是打短工，后到一家店铺当店员。店主没有儿子，看士魁孤身一人勤奋能干，就将女儿嫁给了他。后来，夫妻两人就经营这家小店。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仲春，长春街一座临街小店的住宅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婴儿即董作宾，婴父董士魁此时已过不惑之年。

董作宾6岁入私塾学习，他聪颖过人，又刻苦努力，先后博览《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学说。这时，甲骨文字刚刚被发现，董作宾毫不知晓。他与甲骨之间的缘分，还很遥远，不过，冥冥之中发生的事情，似乎有某种暗示。当时与其家杂货店为临的是一个叫“吉祥斋”的刻字店，店主周文金技艺高超，闻名宛城。少年董作宾常到周文金的刻字店去玩，细心观察各种雕刻技法，久而久之，迷上了篆刻。10来岁时，董作宾开始手痒，没有石料，他就捡些厚而密实的瓦片，磨成小方印形状，拿母亲纳鞋底的铁锥子“剜之”，竟然能“粗成文理”，颇有点意趣。 周先生喜欢上了这个与自己有同好的孩子，尽力教他一些技法。周家有本《篆字汇》，董作宾时常借来观摩，沉浸其中。

12岁的时候，董作宾转了个私塾，与比他年长两岁的郭宝钧成为同学。两个孩子一见相悦，结交为最好的朋友。后来董作宾到安阳做第一次考古发掘时，在河南省教育厅工作的郭宝钧出面帮他协调地方官员，并与他一起进行发掘，后来也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

14岁的时候，董作宾刻章技艺逐渐娴熟，在附近已小有名气。因家境窘迫，他在课余常帮助父亲干活，每到腊月，就写春联卖了挣钱。在家门口支摊给人刻印章，每个字收四个铜板。

董作宾先后读了10年私塾，1910年，他进入当地元宗小学堂学习。一年后，他的弟弟董作义不幸夭折，父亲担心家里商业后继无人，令他弃学经商。董作宾虽有失落，他很快找到了新的乐趣：有了杂货店的进货权，他就进些寿山石经营。挣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可以从中“择其美者，餍己之欲”，拿来试手。除了经营寿山石，这位小老板还开创了一项新业务：卖书。不过这项业务他也是别有目的，每进新书，他都“先读而后售之”。那时，南阳长春街来往的人，常可以在街头看到一位刻章的青年，有生意时，他潜心刻章，没生意时，他埋头读书。这位好学的青年，引起了长春街一位贵人的注意，他的生命轨迹因此改变。

董作宾先后得到两位南阳名流的提携。第一位叫张嘉谋，清末民初河南著名教育家。张嘉谋也是长春街人氏，1874年生人，自幼聪颖勤奋，23岁考中举人，一时声名鹊起，与通许胡石青、巩县王抟沙、商丘井伟生、信阳刘邃真等合称“中州八大名流”。1905年，新式学堂兴起，张嘉谋在家乡创办南都小学堂和敬业小学堂，并担任宛南中学堂（南阳市第一高中前身）总教习。1907年，张嘉谋被清廷委以内阁中书，并出任河南学务公所议绅，协助李时灿议长掌管河南省教育行政。当年，他就和李时灿共同创办了河南省第一所女子中等学堂——中州女学堂。三年后，又与同仁一起将该学堂改办为河南女子师范学堂，为推动河南女子教育做出重大的贡献。民国初年，张嘉谋主要在省会开封生活，偶尔回乡，发现了好学聪颖的董作宾，顿生爱才之心，出面劝说他报考南阳县立师范，董士魁被说服，同意儿子前去报考，结果董作宾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1916年冬，董作宾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被留在学堂任教。这时他父亲已病逝，董作宾将杂货店委托给别人经营，自己专心当起了教师。

张嘉谋认为董作宾应该有更大的空间、更大的作为。一年多后，他征得董母同意，将董作宾带到开封。这年董作宾已24岁，第一次远离家乡，走向广阔的世界。张嘉谋安排董作宾在家管书房兼办家务，实际上先给他一个落脚点，不久即引荐他进入河南育才馆读书。育才馆是当时河南督军赵倜开办，目的是为地方政府培养文秘人员。开始的课程还比较全面，也网罗了一些名流任教，其中就有“尤嗜金石之学”的时经训先生。时先生担任地理，以河南地理为讲授重点，其中就详细介绍了他所擅长的安阳甲骨文。当时资料难得，研究甲骨文的人很少了，从时经训的课堂上，董作宾第一次知道了甲骨文，产生了初步的兴趣。

育才馆毕业后，董作宾没有回乡谋个一官半职。在开封，他与同学一起创办了一份《新豫报》，一度颇有影响。而这时，张嘉谋被选举为国会议员，全家移居北京，1922年，他来信邀董作宾前往北京。董作宾再次听从了恩师的召唤，结束了为期两年的报人生涯。在张嘉谋家，董作宾结识了北大教授、南阳唐河人徐旭生。徐先生是著名的古史专家，几次接触，他发现董作宾天分极高，又为人诚恳，肯吃苦，会办事，即请他为自己创办的《猛进》杂志做校对、发行，并请他到自己家辅导儿女功课。经徐旭生介绍，董作宾进入北大旁听，他对沈兼士、钱玄同的文字学课尤感兴趣，用一年时间自修了两位先生所有的课程。

1923年，北大国学门研究所招生，在徐旭生的引荐下，董作宾顺利考取了该所研究生。当时学术界非常重视民间歌谣，蔡元培、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发起征集全国歌谣，并创办《歌谣周刊》。受这种潮流的影响，董作宾选择民歌民谣和方言为研究方向，并兼任《歌谣周刊》的编校，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北大学习。在专业学习之外，甲骨文开始在他心中显现出巨大的魅力。当时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出版不久，他对此书爱不释手，常用油纸影印摹写殷商文字。由于有篆刻功底，他很快学会了那些甲骨文字。一个新的梦想，在他心中逐渐清晰起来。

自左至右董作宾、梁思永、傅斯年

二、殷墟发掘第一人

1925年春，已过而立之年的董作宾从北大研究所毕业，获史学硕士学位，被破格聘任为福州任福建协和大学国文系教授，开始了以后数年的教书生涯。1926年，回到河南，受聘中州大学(河南大学的前身)文学院教授，讲授语言学和史学两门课程。1927年暑假过后，董作宾应聘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干事，从事方言和民歌民谣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反军阀的暴虐统治，遭到北京大学和各校师生强烈反对，各校教授纷纷南下。董作宾与师友相携南下广州，应聘为中山大学副教授，结识了傅斯年。不久，突然接到家乡南阳捎来的书信，母亲病重瘫痪卧床不起，他心急如焚立即请假返乡照顾母亲。在此期间，他应聘担任南阳第五中学的国文教员，一边照顾母亲，一边教课。

1928年４月，傅斯年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写信给董作宾，聘他为通信员。后历史语言所正式成立，他又被聘为编辑员。同年暑假，母亲身体有所好转，在南阳第五中学的学期教学也已完成，他便接受了恩师张嘉谋先生之约，一起去洛阳调查三体石经，并经温县、辉县等地转赴安阳，调查殷墟甲骨的出土情况。

当时，由于人们普遍认为殷墟甲骨在经过清末及民国初年的大肆盗掘和古董商人的收购之后，已所剩无几。董作宾在到达殷墟之后，经过详细认真的调查及测量发现殷墟的甲骨还在不断出土。于是得出了“甲骨挖掘未尽”的结论。他认为对殷墟的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便向史语所作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调查》的报告。他的报告得到了史语所的高度重视。经过研究便委派董作宾主持殷墟的发掘工作。这次发掘还得到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并特批一千银圆发掘经费。据考古学家李济回忆：

“中研院特别委派他主持这次重大发掘的原因是第一因为他是最早到安阳的；

第二因他是一位河南学者，他的意见对河南省会教育界及乡镇人土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中央研究院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以前，北平学术界曾在河南及其它地方尝试过好多次发掘工作，但都失败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地方人土强烈反对，所以在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前后这一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说服地方学术界与中央合作。”

(转引自李济《南阳董作宾与近代考古学》)

1928年10月，在董作宾的主持下，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殷墟的科学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这次发掘人员除了董作宾之外，还有河南省政府派出的郭宝钧、王湘(董作宾表弟)等人。董作宾在事前还先拟出发掘计划和方法。他们把小屯遗址分为三区，采用平起、递填的方式，探得甲骨在地下的大致轮廓后，分三步实施大规模的发掘。通过发掘，他们在殷墟的心脏——小屯，发掘三个区域，挖掘了40个坑，面积达280平方米，出土了陶、骨、铜、玉等各种器物近3000件。

首次发掘即获得大量的甲骨具有重大意义：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的真实性。在殷墟科学发掘以前，讲甲骨文的真实性还是假定的，学术界始终有一部分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有了殷墟的科学发掘，甲骨文材料的真实性得以证明。至此“就是最善疑古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另外，由于造假的盛行，传世的甲骨文真假难辨，就是有经验的收藏家也往往上当受骗。殷墟科学发掘甲骨文资料，可以作为辨别真伪的标准，伪造的甲骨文就容易被识别出来。

1929年3月李济率中央研究院历史所考古团来到殷墟，再次对殷墟进行发掘。于这年10月开始进行第三次发掘，可这次发掘没进行多久就遭到河南地方当局的层层阻挠，这是因为中央研究院为了研究之便，将所发掘出土的器物运出河南，这并没有与河南地方政府事先达成共识，引起了地方政府的不满。双方争执不下，互不相让。当时的安阳县长知道后也只能站在双方中间，不敢袒护。后来双方只好各自向上司发电报，以争取支持。李济和董作宾随后即刻前往北京，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时任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傅斯年跟他们一起来到安阳调解。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也呈请国民政府，并奉当局的命令，发电报给河南省府，要求保护中研院的发掘工作。在双方的努力下，河南省政府与中央研究院以科研为重，从大局出发，彼此达成几项协议，才使这次发掘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在殷墟进行了15次的大规模发掘，在这15次的发掘中，董作宾除了主持第1、5、9三次的发掘，参与2、3、4、6、7次的发掘外，还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委托，监察了第11、13次发掘。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殷墟的中心小屯、以及侯家庄、后冈等发掘出土了几万片甲骨和青铜器、玉器陶器等许多重要的器物。

董作宾与安阳殷墟结下不解之缘，10年之中安阳殷墟成为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自始至终参加殷墟发掘的石璋如在《董作宾先生与殷墟发掘》一文中说：

“大家都知道，董作宾先生是殷墟发掘的开山，是殷墟发掘的台柱。前七次发掘每次必与，后八次的发掘，也常往参加。他向前走一步，殷墟发掘则向前迈进一步，并且扩大一次。”

在十数次的发掘整理中他付出的心血最多。不管是访殷墟、拟计划、试掘采、还是在摹绘拓印、整理编写等一系列的具体工作中他都必须身体力行。严一萍将他与东汉的张衡相提并论：

“后汉人文，宛者为盛，而张子平尤擅一代高名，文史哲思，固已抗节前贤，星历制作，又称东京之绝技。吾友董彦堂先生，今之南阳贤士也，是能识仓颉之奇文，诵丘聚之纬书，发冢以求诗礼于孔丘之前，推步而证合朔于姬公之先，使平子在，宜曰后来可谓矣。”(《董作宾先生全集·序》，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

除了殷墟的发掘外，他还和李济等同仁一起发掘了位于山东济南的城子崖遗址（1930）。经过两次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等器物，在这些陶器当中最精致的是黑色陶器，其主要类型有鼎、鬲、盆、杯等。经过研究他们提出了这些黑陶文化即为“龙山文化”的新观点。这在当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在后来为我国史学界所接受。

三、甲骨学大师

董作宾在“史语所”成立至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中的主要学术工作，是整理、研究“史语所”发掘所得的殷墟甲骨。他的甲骨文断代学说就是在这一整理研究过程中形成的。1933年发表著名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奠定了他在甲骨学界的地位。该著作创立了后来被长期使用的甲骨文断代体系的“十项标准”和“五期”说，被公认是中国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名著。

抗战爆发后，董作宾随史语所内迁，转战长沙、桂林、昆明、南溪等地。在流亡奔波的艰苦条件下，始终坚持他的甲骨文研究及考古学事业。1944至1946年，曾代理“史语所”所长职务。在抗战期间，他的主要学术工作是根据甲骨文资料研究殷代年历。其研究成果《殷历谱》由他手写成清稿付印，出版于1945年。

《殷历谱》是董作宾根据甲骨卜辞记日、旬、月、年的资料编纂的一部著作，也是他用时最长、费力最多、苦心经营的一部著作。从1930年开始，董作宾就注意甲骨文中的殷历，尔后，不断汇集资料，细心整理，到1935年初步理出头绪。深入研究是在战乱流离中。1940年冬，日军封锁滇缅路，云南告急，史语所又迁四川南溪李庄板栗坳。大迁移，让人疲惫不堪，心神难定，再加生活清苦，不少人另谋生计，留下来的人也很难把精力集中到学术研究上。蔡元培先生常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话勉励研究院学人。但不管迁到哪里，只要能放下书桌，董作宾就投入工作。董作宾家庭人口多，薪水少，时有断炊之虞，但他仍不放弃研究殷历。《殷历谱》虽系历谱，却涉及许多方面的知识。为求精确，董作宾向高平子、李钟鸣、竺可桢等人请教，发奋攻读天文历法方面的书籍。书的内容涉及大量数字，仅推算一项，足以让无恒心、少毅力的人望而生叹。《殷历谱》出版后，国民党政府为其颁发嘉勉令。胡适、陈寅恪、马衡、徐炳旭等著名学者都纷纷致函道贺。陈寅恪推为“抗战八年，学术著作第一”，感叹“唯有合掌赞叹而已”。傅斯年说《殷历谱》使“中国信史向上增益300年”。李济称《殷历谱》是：“一部划时代的大贡献”“是学术界的一件伟大的创举”。

“甲骨四堂”之一的“鼎堂”郭沫若与董作宾神交己久，一直没有机会谋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弃子只身由日本返回祖国参加抗战，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职。1942年4月，在重庆的中央研究院召开院务会议，病中的傅斯年安排董作宾代替自己出席。董作宾到重庆专程拜访了郭沫若。郭沫若欣喜异常，设宴款待，泼墨挥毫赋诗相赠：

卜辞屡载征尸方，

帝乙帝辛费考虑。

万蜡千牛推索遍，

独君功力迈观堂。

给予董作宾极高的评价。尸方是商代的一个方国，这里泛指商代周边方国部族。帝乙帝辛即殷纣王父子，蜡即龟这里指甲骨文。郭赞誉董作宾超过了观堂王国维。董连连谦让说，不敢当；郭笑着说，当之无愧！。

1947年，他应美国芝加哥大学之邀到该校讲学，并被聘为客座教授，在该校讲授甲骨文及金文等课程。1948年底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并在同年当选为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董作宾所编的着录第一至九次殷墟发掘所获甲骨文的《殷墟文字甲编》，以及着录第十三至十五次殷墟发掘所获甲骨文的《殷墟文字乙编》的上辑，也都于同年出版(《乙编》中辑于1949年出版，下辑于1953年在台北出版）。《甲编》在1936年就已编成付印，由于战争的影响，拖延到10余年后才得以出版。《甲编》、《乙编》二书共着录甲骨13000余片，“史语所”发掘所获有字甲骨绝大多数已包括在内。

1949年，董作宾受命随中央研究院和自己相伴多年而不忍心分开的大批文物迁往台湾。随后他受聘担任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为该院中文系讲授古文字学，并为历史系讲授殷商史。1951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52年，出版《西周年历谱》。1953年，参加在菲律宾召开的第八次太平洋科学会议。1955年应邀赴韩国汉城讲学，同时被汉城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同年8月辞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应聘至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任研究员，从事中国年历的编写工作，同时担任香港大学的名誉史学教授。不久他编着的《中国年历总谱》由香港大学出版部印行。同年出版《甲骨学五十年》（后由严一萍扩编为《甲骨学六十年》）。后来又相继担任崇基、新亚、珠海三书院教授。1958年重回台湾大学，担任该校考古人类学系专任教授。

董作宾去台后日夜关注着故土，并打算有机会就回大陆，回家乡看看。但事不遂人愿，1963年12月因病在台北去世。一个多月后，1964年初，在印度举行的第26届东方学会年会上，德国汉学家福安柯提议，为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董作宾默哀一分钟。这一提议得到与会者的普遍响应。会场气氛庄严肃穆，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这位闻名世界的甲骨学大师。

世所公认，董作宾是甲骨文研究中少有的几个大师级学者之一。与大多堪称大师的学者不同，董作宾既不属于书香门第，也未出国留学过。他是先取得重大成就，后走向世界的。与他共事多年的著名学者李济先生说：董作宾是“旧社会产生出来的一位奋发自修的学人。”

董作宾的学术论文共计约200篇，内容除甲骨学外，涉及商代历史的许多方面。台北世界书局和艺文印书馆出版有《董作宾学术论著》和《平庐文存》。1978年艺文印书馆出版有《董作宾先生全集》，分甲、乙编，共12册。董作宾书法及篆刻作品今存《平庐印存》一册。

其它作品有:《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1924)、《卜辞中所见之殷历》(1931)、《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殷墟文字甲编》(1937)、《殷历谱》(1943年)、《西周年历谱》和《殷墟文字乙编》(1951)、《中国年历总谱》(1956，中英文对照)、《中国上古史年代》(1957)。1958年4月19日，台湾出现“日环食”。查《中国年历总谱》下编693页3排右栏，明确记载着阴历三月初一（4月19日）有日食。可见《总谱》对天象推算的精确度，经得起时间检验。

石璋如曾总结出董作宾10大学术贡献，并用14字联语概括：

“侯测周总论文集，断谱甲乙六十年”。

“侯”是安阳殷墟发掘中侯家庄出土的文物；“测”是《登封周公测影台调查报告》；“周”是《西周年历谱》；“总”是《中国年历总谱》；“论文集”是《董作宾学术论文集》；“断”是《甲骨文断代例》；“谱”是《殷历谱》；“甲”是《殷墟文字甲编》，“乙”是《殷墟文字乙编》；“六十年”是董先生写的《甲骨学六十年》。

在董作宾逝世近40年之际，甲骨文出土地安阳师范学院成立了“董作宾甲骨学研究中心”，并专设董作宾作品展室，以此来纪念和弘扬他的治学精神，推动甲骨学及殷商文化研究。

董作宾先后有两任夫人，共生育4个女儿6个儿子，分散在大陆、台湾和美国等地，在各领域均有建树。只有次子董玉京继承了父亲，他是台湾著名心脏专科医师，台湾甲骨文学会名誉理事，甲骨文书法家，着有《甲骨文书法集》《甲骨文成语初集与续集》《甲骨文书法艺术》等书。

2014年10月，“凿破鸿蒙——董作宾大师生平及研究特别展”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拉开帷幕，展期长达3个月。展览精选董作宾的珍贵手稿、考古资料、考古工具、遗物、艺术作品等200余件，其中许多展品为首次对外展出。

四、入古不泥古

董作宾在研究甲骨文的同时，渐渐迷恋上甲骨文书法，最终成为杰出的甲骨文书法家。

说起“甲骨四堂”，可谓是个个精擅书法，雪堂擅篆、观堂擅楷、鼎堂则擅行。尽管他们几位也都能写甲骨文书法，而其中真正以殷墟甲骨文书法为宗的，似乎只有彦堂董作宾。最早写甲骨文书法的是雪堂罗振玉，大概在1921年前后。他集甲骨文字用毛笔写成楹联。他说：

“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为偶语。三日夕得百联，存之巾笥，用佐临池。”

后来以《集殷墟文字楹联》为书名付印。然而有评论家认为，罗振玉的甲骨文书法虽佳却是小篆用笔而不是甲骨文用笔，其弟子商承祚写甲骨文也是如此。

董作宾写甲骨文书法完全有自己的理解和写法。1922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他就以油纸影写甲骨文，不过那时只是学习契文，还谈不上甲骨文书法创作。1928年以后，他因为长期参加殷墟科学发掘并从事甲骨文的整理工作，是接触甲骨文实物和摩写甲骨文最多的人，曾摹写过甲骨原片达万余片以上。接触多了自然领会其神韵，因此董作宾的甲骨文书法形象真切，最能得甲骨文的形似与神似。他在行笔书写时如对神明，用笔如刀，起笔藏锋，收笔出锋，笔致秀朗，端丽典雅。既有笔墨趣味，又保留了甲骨文犀利劲峭的锲刻特点，将殷商武丁时期甲骨卜辞笔画的遒丽挺拔，姿态的圆润婀娜，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与罗振玉用小篆之法书写甲骨文截然不同。罗氏甲骨文书法是吸收篆意而雅化，起笔藏铎，间用侧铎，收笔斩齐，虽笔画圆泽，隽雅质朴，但却改变了甲骨刻恣肆放纵，劲峭挺拔之风。董作宾所书甲骨卜辞在章法布白上得甲骨原刻参差错落，自然生成之神韵，扇面小字，灵活飞动，契意浓郁，令人爱不释手。对联大字布局均称，疏密得体，刚劲壮丽，凛凛英姿，浑然天成。为了辨认方便，他还在作品的旁边注出释文。在构思、布局、笔墨、落款与用印等方面均恰如其分、独具匠心，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看后给人以美的感受，也使好多人从此对甲骨文这样的“天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关于论甲骨文入书，董作宾主张“旧瓶新酒”，“用古文字，作新篇章”。他在《甲骨文与中国文字》一文中说：

“书法只是美术品之一，不能用学术立场加以限制。现在甲骨可写的字，虽有一千五百字，可是，不绝对可靠的还不少。即如可靠，古今用法不同，有些字须借用‘初文’；有些字须借用‘假借’；有些字须只从一家之言。”

董作宾晚年曾有一本自刻印谱《平庐印存》，此乃53至60岁间自镌印之结集，收印90余方，皆印艺娴熟时期精品。有得甲骨情致，有取法金文，有古玺之遗风，也有直入汉人铸印堂奥。除此，尚有《西厢印谱》，盖47岁前所作，惜已不传。董作宾的篆刻作品，线条挺劲，气息高古。他在自序中写道：

年轻时“常梦得许多石印，极良，喜出望外，醒则又懊丧无端。其嗜之至深如此。”

这种对篆刻的认知、兴趣，无疑对他后来的甲骨文书法创作起到了奠基之功。

“平庐”是董作宾的书斋名。1938年，“史语所”由桂林迁昆明。董作宾居昆明郊外龙头镇。1940年，新居落成，迁之时董作宾请傅斯年题辞，傅特用篆书题写“平庐”，并题长跋相赠。傅斯年列举了董作宾在甲骨文研究、经史文献的考证及天文历法等方面的成就，将之与张平子（张衡，字平子，南阳人）相提并论。董作宾对此颇为看重。50岁后，自号“平庐老人”，在书写的甲骨文书法中也常使用“平庐老人”的印章。后来，他在四川李庄的住室称作“栗峰平庐”，他在北美讲学的住所冠之以“海外平庐”，他的文集名为《平庐文存》，他的影集名为《平庐影谱》……

尽管甲骨文书法曲高和寡，识者不多，但董作宾时常乐意为朋友学生作书，所写联扇屏幅，无所不具。他曾集甲骨文字书一对联：

“自传即是合传，旧闻又成新闻”，

赠予三十年代的著名学者、语言学家赵元任夫妇；另外，他的好友音乐家李抱忱、夫人姓崔，取夫妇姓氏的部首“山木”颜其斋号，故以“山木斋”求董作宾题匾。董先生用甲骨书法题完斋号后，意犹未尽，说：“你们夫妇的姓氏下面一个是子，一个为佳，合起来不正是‘才子佳人’么？”于是另外又题了四句：

“崔巍浓郁，桃李竞春；山木斋下，才子佳人。”

题写者的文字学养与不凡趣味，跃然纸上。在美国讲学期间，他的甲骨文书法作品也走向了世界。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创作甲骨文书法作品并分送新老朋友，有时候写得多了就送给朋友，让朋友送人。他的老朋友胡适说：

“从太平洋走到大西洋，几乎没有一家中国朋友或美国的中国学者家中没有董作宾的甲骨文”。

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1949年董作宾迁居台湾后，与诗翁汪怡对门结邻，两人兴趣爱好相投，常常在一起或赋诗填词，或作书写字，完成了多篇用甲骨文写成的诗词。1950年12月，傅斯年突发脑溢血去世，董作宾连夜含泪为傅斯年写的一百八十字的长篇挽联，被誉为甲骨文书法的精品绝品。遗憾的是，董作宾的原作追悼会后即按传统随其他挽联、祭文一并焚烧，幸亏执事刘渊临曾摹录全文，后交于董作宾次子董玉京重新书写，得以保留下来一篇珍贵史料。董作宾受人之托给李敖写过一幅甲骨文书法：

“风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

李敖十分高兴，视若珍宝收藏起来。几十年后，董作宾的儿子董玉京也成了甲骨文书法家，与李敖友善。李提出“父子书法比赛”，让董玉京将前词又书写一遍。李敖说：“两代同书，集于一身，这种两代缘，也是人间佳话了。”1997年，李敖在台北中山纪念堂举办援助“慰安妇”义卖，忍痛割爱，将两幅字脱手，据说买价不菲。

台静农在评价董作宾的篆刻时说：“能入于古而不泥于古，时出新意而与古印铢精神无不契合”。这段话，同样适用于评价董作宾的甲骨文书法。

亚洲考古学会发布（Asian archaeologi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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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王幅明（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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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