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社区看大社会——我的社区研究之旅

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盛智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博士

来源：学术与社会，已获授权。

【作者简介】盛智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博士，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社会学系副系主任，兼任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社会学、政治社会学、金融社会学。先后在《社会学研究》、《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China Quarterly、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1本，译著3本，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决策咨询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获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和二等奖，2018年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9年入选上海市“曙光学者”计划。

2013年11月我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毕业，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关于中国城市业主的行动及其结果。对我而言，博士论文在自己的社区研究之旅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博士阶段的研究内容是之前硕士阶段研究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另一方面，博士论文的完成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从2014年开始工作后的几年时间里，我的大部分论文发表都与博士论文的内容相关，都是在对博士论文章节进行修改和深化的基础上完成的。因而，博士论文在我现阶段的学术研究历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去年12月，我的第一本专著《从小区到社区：城市业主行动及其结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是我对自己所做的社区研究工作的一次梳理和总结，书中核心部分也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补充完善而成的。撰写该书后记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进入社区研究领域已经15年，虽然这中间也涉足过其他一些研究领域，尤其是近两年我开始尝试探索新的研究领域，但对社区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过，也一直在持续地开展社区田野调查。

之所以长期对社区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从社区的人、事、物中可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面貌和状态，社区内的人群互动、主体关系、组织运作等反映着社会的基本规律、逻辑和原则，因此，社区研究给人一种从一滴水看到整个大海的感觉。回想2005年，自己第一次进入蹲点的小区，心中满怀好奇和兴奋，这种感觉至今犹存。踏上社区研究领域之旅，可以说完全是机缘巧合，进入旅程，虽然不时有困顿疑惑，但也经常遇到有趣的人与事，为研究之旅增添了奇妙乐趣。

进入小区：开启旅程

2005年3月，我考取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得知录取消息后，我便第一时间联系了仰慕已久的王汉生教授。王老师很快给我回了邮件，约好见面聊一下。在聊天中，王老师谈到自己即将开始的一项关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转型的研究，准备对以居委会主导的传统社区治理模式和以业委会主导的新型商品房小区治理模式进行比较，问我是否愿意参加。面对这样一个能跟随老师进行田野调查的难得机会，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王老师选了四位学生，分成两组，一组调研居委会，另一组考察业委会，我和师姐吴莹搭档进入业委会。王老师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设计来进行对比分析，以把握城市社区治理的制度变迁。2005年前后，新型商品房小区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出现，各种社区物业纠纷和业主维权事件层出不穷，业主组织和业主自治也开始初现端倪，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老师敏锐地觉察到了基层社区治理正在发生的变化，希望对基于房屋私有产权的业主自治制度与实践进行考察，同时对业主自治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格局产生的潜在和长期影响进行研究。

2005年5月14日，受YF家园业委会主任B先生的邀请，王老师带着我们首次进入YF家园。B先生领着我们参观了小区，向我们介绍了小区基本情况，给我们讲述了担任业委会主任的工作体会和对小区建设的种种思考。当天下午我们参与观察了小区业主大会开箱唱票的全过程，虽然最终由于投票率与《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总投票权三分之二的法定有效投票率仅仅相差1.3个百分点，导致投票无效，但我们看到了基于民主自治规则和程序进行小区公共事务决策的真实过程。当天在YF家园的所见所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业主们的自治实践使我感到既新鲜又好奇，激发起我的研究兴趣，这次拜访开启了我在该小区长达三年的田野调查的序幕。

在B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们在FY家园收集到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在与王老师不断交流讨论中，我和吴莹师姐逐渐明晰了各自的研究问题：吴莹师姐主要以自上而下的视角来考察国家权力如何渗透到商品房小区及其对业主自治的影响。而我则侧重于以自下而上的视角来探究业主们如何进行自我组织与管理，以及陌生人小区如何形成社区生活共同体，并开展集体行动。我最终以这个研究问题完成了硕士论文，并在当年入选了由郑也夫老师、沈原老师和潘绥铭老师主编的《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2008）》，这给予我很大的信心和勇气。

由上可见，自己之所以走上社区研究之路，完全是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参与到导师的研究课题中。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越发觉得小区里的事情往往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很多事情背后的逻辑很有意思，引发了研究兴趣，开始持续关注社区物业纠纷、业主自治、业主组织、业主行动、政府反应、社区治理绩效等各方面议题。因此，对于那些不清楚自己的研究兴趣，找不到研究选题的学生，我建议可以跟随老师进行一些课题研究，认真参与，用心体会，保持好奇心和探究精神。很多现象和问题，只有探究得足够细致与深入，才能了解其中的奥秘。研究最怕浅尝则止，不断更换选题，不仅浪费了时间精力，而且会消耗热情。有时候坚持下去，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最初的三年研究期间，我主要通过蹲点调查，对YF家园开展个案研究，虽然这期间也去过其他小区调研，但主要起到补充和比较作用。这三年田野经历，对我后期的研究助益良多。由于对YF家园各方面情况有了全面综合的了解，掌握了小区内各种组织和事件的运作逻辑和规律，因而，在进入其他小区时，使我能够迅速挖掘出该小区的关键信息和核心问题。虽然不同小区，情况看似不一样，但很大程度上只是形式不同，本质是相似的，这就大大提高了调研效率。

从案例选择角度而言，选择YF家园作为个案，主要有如下三点原因：

首先，YF家园是一个典型的中产小区，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该小区情况与很多小区相似：经历过业主与物业、开发商、居委会等的纠纷冲突；也发生过业主群体内部的分歧争执；面临着业主公共参与不足的困境。这些问题在中国城市小区中普遍存在。其次，FY家园的研究对象要素比较齐全，有业委会，物业公司，居委会等基本治理主体；业委会经历过换届，处于平稳运行状态；发生过各种不同类型的业主集体行动事件；还存在业主自发形成的各种团体和兴趣小组等，因而该小区具有足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再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区具有可进入性，这直接决定了研究是否可行，也是保证研究质量的前提条件。由于商品房小区是业主私人属地，有些高档小区实行全封闭式管理，非本小区居民很难进入，因此要进入小区进行研究，了解小区公共生活的真实状态，可进入性是一个关键因素。

我们非常幸运，结识了YF家园业委会主任B先生，他成为我们进入小区的关键人物。B先生热心小区公益，2003年底通过业主大会竞选成为YF家园业委会主任，出于理想主义的责任感，他放下手头工作，成为一名全职主任，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了小区公共事务上。他对业主自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付诸于实践，待人也很热情，乐于分享自己从事业委会工作的经验和感受。在我们调研过程中，B先生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帮助与支持，极大方便了我们的研究。由于当时B先生在北京甚至全国业委会主任圈中是知名人士，拥有广泛的业主积极分子网络，通过B先生引荐，我们又结识了很多其它小区的业委会主任和积极分子，使我们获得了更广泛和多元的信息。在长期交往中，B先生成了我的良师益友，给予我很多启发性的意见和建议。在我后来的研究中，他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一直保持联系至今，积累了深厚的友谊。这也是我在社区研究过程中，收获到的一份重要礼物，就是结识了许多坦诚而直率的业主朋友，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智慧、毅力和勇气！

由点到面：继续旅程

2008年北大硕士毕业后，我申请到香港科技大学继续深造，跟随蔡永顺教授学习。到了香港后，为了能继续向前推进研究，我希望可以突破个案研究的局限，在更普遍的范围内和更长的时间段上来把握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特征与趋势。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开始有意识地扩展自己田野调查的范围，不仅关注之前的蹲点小区，还开始收集全国各个城市的小区治理案例，尝试由点到面地对全国的业主组织、业主自治、物业纠纷和业主维权等方面情况进行综合把握，以完成最终的博士论文。围绕博士论文，我首先需要确定论文选题，然后根据论文选题，进行研究设计，再选择合适的方法开展研究。

1、论文选题

在读博期间，有一次跟导师蔡永顺教授的聊天，谈到评价一项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蔡老师不假思索地说了一个字：“新”！新颖性是衡量学术贡献大小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所以博士论文选题首要考虑就是有没有新意。如果某研究能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那该研究必然会成为经典之作。但现在要发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实在是太难了，我们能想到的问题，基本上都已经被前人或多或少探讨过；如果无法开创新的研究领域，那么可以退而求其次，在某一领域里寻找未被研究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这种贡献也足够大；如果现象和问题也不新，那就尝试用新的视角和理论对该现象和问题进行新的解释；如果视角和理论解释也不新，那就寻找新的数据资料来检验以往的理论解释是否可靠有效；如果数据资料也不新，那就只能运用新的技术方法来对原有的数据资料进行新的挖掘，看是否可能有新的发现。

总而言之，在进行博士论文选题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就是新颖性。如果博士论文无法在研究领域、研究问题、研究视角、理论解释、研究方法、研究发现等方面具有新意时，这项研究值不值得做就会成为致命问题，这时可能就需要考虑更换选题。

一般情况下，博士论文的选题并非一下子就能非常明确的定下来，而是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我申请港科大Mphil时提交的研究计划的选题是“商品房小区如何实现有效治理？”试图对影响商品房小区治理的主要因素以及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机制进行探讨。记得在电话面试时，作为面试委员会主席的蔡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说明一下该研究计划中的因变量和自变量，以及研究假设。当时听到这个问题，我感觉有点蒙，因为我打算做的是一项定性研究，在我那个时候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框架中，只有定量研究才会涉及因变量、自变量和研究假设，所以一时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能凭感觉应对了过去。事后回想，回答的很不全面，遗漏了不少重要变量。在进入港科大之后，经过比较系统的方法训练，我才意识到只要是进行因果解释的研究，不论是定量还是定性，都会有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而要检验的关于两个变量间关系的命题就是研究假设。

港科大入学时的面试问题，除了使我明白定性研究也可以有解释与被解释变量以及研究假设之外，还促使我思考实现小区有效治理的关键因素到底有哪些。以往的研究在讨论社区治理时，比较关注制度因素和组织因素，却忽视了“人”这一重要因素。根据长期田野调查的观察和感受，政策制度的执行、业主组织的运作都要靠人来实现，一个小区治理的好坏往往与该小区处于核心地位的业主积极分子的动机、理念与和策略有紧密关联，然而对人的关注在现有文献中处于长期缺位的状态。既然业主积极分子在业主组织、自治实践和集体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关键作用，那么这些积极分子为什么会产生？如何产生？基本特征怎样？行动逻辑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解答的问题。因此，在Mphil阶段，我的论文选题就从“小区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转变为“业主积极分子的产生和行动”。在蔡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阅读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研究领域关于领导者（leader）的文献。这些文献聚焦的核心问题包括为什么有些人会成为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领导者？他们具有何种特质？他们如何影响了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进程与结果？这些文献有助于我理解和把握中国业主积极分子的产生原因和行为特征。

在进行阅读的同时，我还在寒暑假前往北上广深等城市进行田野调查，与这些城市中的业主积极分子进行深度访谈。田野结束后，就与蔡老师讨论田野调查中的有趣发现。在将现有文献与田野经验相结合对照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现有文献指出个性特征、社会责任感、团体压力、个人利益和制度排斥等因素都会导致积极分子的出现。然而现有研究都潜在地假设这些因素在整个集体行动过程中是保持不变的，而且认为促使积极分子产生的原因也同样是维持其参与行动的原因，这就无法解释业主积极分子在公共行动中可能发生的行为转变。基于对一些业主积极分子的长期跟踪考察，我发现一些业主积极分子有可能是基于自身利益在集体行动中挺身而出，担任组织领导角色，也可能是出于责任感、公益心或群体期望等公共因素投身于公共行动中，很多情况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同的业主积极分子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天平上的倾斜方向、倾斜时间与倾斜原因不尽相同。一些业主积极分子在遭遇到挫折后，会产生“失望”情绪，进而退出公共行动或改变行动策略。这表明影响业主积极分子产生和行动的因素是混合多元的，并且随着情境变化，积极分子会重新调整他们的行动目标，进而改变行动模式，这会进一步影响他们与其他业主的互动和群体团结。基于这一研究发现，我在2010年完成了Mphil论文，顺利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这篇硕士论文后来发表在《China Quarterly》上，这充分说明了选题新颖性的重要性，因为当时还没有研究讨论过业主积极分子的动机结构及其变化，以及对积极分子行动模式和社区团结的影响。

读博之后，我开始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正好这一年，导师的研究专著《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China》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社会中有些民众集体抗争能成功，而有些却失败了？读完该书之后，我感觉可以循着导师的思路，分析中国城市社区物业纠纷中业主集体行动成败的影响因素。当时社区物业纠纷和业主维权研究，基本都在讨论业主维权产生的原因以及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而对业主维权的结果及其影响因素没有系统的分析。我与蔡老师讨论这个研究计划，他基本认可了我的想法，同时也建议我再往前推进一步，集中力量探讨一下业主行动的长期效应。因为在现有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研究中，对短期结果的讨论较多，但对长期后果的研究较少，究其原因在于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长期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往往是间接的、隐形的和潜在的，很难搜集资料证据进行分析论证。自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开始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之后，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作为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典型代表的业主群体的兴起，业主组织的建立，业主自治的实践以及业主集体行动的发生到底将会对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影响，值得深入探究，具有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意义。

经过与蔡老师的多次讨论，我确定了博士后论文的选题和分析框架，即探究我国城市业主行动的直接结果和间接后果。其中，直接结果主要分析业主集体行动成败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间接后果主要讨论政府部门的政策调整、业主自治中的组织和制度创新、业主积极分子的产生和作用。

2、研究设计

在明确了研究的选题之后，接下来就需要进行研究设计。港科大的学术训练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两方面能力：一个是学术品位，即鉴别论文质量的能力，因为只有首先能判断什么是好的研究，才能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如果不识优劣，方向有误，那么越努力，偏离的越远。另一个就是研究设计的能力，即采取恰当的方法来验证研究假设和回答研究问题的能力。研究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水平和结论的可靠性。

在对业主行动直接结果的考察中，我将研究分为描述性分析和解释性分析两部分。在描述性分析中，我基于自己收集的从1999年到2012年发生在全国的191个社区物业纠纷和业主集体维权案例，系统描述了这十三年中国社区物业纠纷的侵权者、侵权行为、业主维权方式、维权成本、变化趋势等方面情况。从而使我们对这一现象有了整体性把握，弥补了以往案例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不足。在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我又进一步进行了解释性分析，考察了一些关键因素对业主维权行动结果的影响，包括纠纷类型、参与人数、维权方式、业主组织和政府反应。其中，纠纷类型和政府反应测量了业主行动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参与人数和业主组织测量了业主群体的组织动员能力，维权方式测量了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

在对业主行动间接后果的考察中，我主要采用了不同案例类型学划分与比较，以及同一案例历时比较的研究设计。例如，在讨论政府部门对社区物业纠纷的应对和政策调整时，我以2010年至2012年A市住房与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实施的社区物业管理改革为例，探讨地方政府部门如何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组织设计，来尽可能地防止大规模社区物业纠纷冲突的发生，以化解本部门所面临的潜在风险。通过对政府部门不同反应类型的考察，我尝试构建起一个理解地方政府部门风险规避行为的分析框架，并梳理总结出政府部门规避和分散社区风险的三种主要机制：“利益捆绑”的市场化机制、“有限自治”和“扶持社会组织”的社会化机制，以及“强化基层主导地位”的科层化机制。并对这三种机制在应对的风险来源、实施原则、合法性基础、协同程度、实施效果等方面的差异性进行比较。

在考察业主自治实践中的制度和组织创新时，我区分了在物业管理方面的创新模式和在小区治理方面的创新实践。对于前者，探讨了“公司制”自管模式和“信托制”管理模式。对于后者，分析了“业委会内部规章制度”建设和“业主代表大会制度”建设。

在分析业主积极分子的产生原因及其行为策略时，我将这些促使业主成为积极分子的因素概括为两类，一类是与社区相关或基于社区的因素，包括社区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一致）、责任感、群体期待、社会声誉或社会身份、网络嵌入导致的群体压力等。另一类是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因素，包括寻求对社区事务和公共资金的支配权、挖掘利用商业机会等。在现实中，这些因素是多重混合的，而且会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发生转变。

最后在对影响小区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我选择了在北京、上海、深圳进行长期追踪调查的三个案例。这三个小区的业主自治都经历从纠纷冲突到和谐有序的过程，我对这三个小区采用了案例内纵向比较和案例间横向比较相结合的研究策略：第一步先将各个小区的混乱阶段与善治阶段进行历时性对比分析，这意味着将同一小区治理的两个阶段分别当成negative case和positive case进行比较，以探究这两个阶段在治理理念、制度、组织、资源等方面的差异性；第二步，再对这三个案例进行横向比较，发现案例之间的异同，从而最终明确哪些条件和因素可以有助于小区实现有效治理。通过案例内纵向历时比较的研究设计，可以将小区本身的自然禀赋等因素进行控制，从而能更加聚焦于两个阶段发生变化的因素上。再辅之以案例之间的横向比较，通过求同法和求异法的综合运用，可以得到更加稳定和可靠的结论。

3、研究方法

我的博士论文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在这里，我并不想表明混合研究方法就一定比单一使用定量或定性方法更好。我个人一直觉得方法只是工具，而工具无所谓好坏与优劣，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有些议题可能用定量方法更合适，而有些议题可能更适用于定性方法，还有一些议题可能需要使用混合方法，这些都没有硬性规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因此，根据研究议题，以及数据和资料的可得性，选择最合适的方法，而不要被定量与定性之争所困扰，才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

博士论文使用的定量数据来源于我自己收集的近两百个社区物业纠纷和业主维权的案例。这些案例主要来自各种媒体的报道，还有一些来自我的田野调查。我将这些案例进行编码，构建了一个关于中国城市社区物业纠纷和业主维权的数据库，包含的信息主要包括资料来源、所在城市、小区名称、纠纷和维权发生时间、持续时间、纠纷对象、纠纷事件、维权方式、维权过程、业主组织、冲突对抗、参与人数、政府反应等。目前我仍在持续地进行该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已经收集了近千个案例。

定性资料的来源主要有四个：第一个来源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的四个小区进行的田野调查；第二个来源是对北上广深四个城市70多名受访者所做的近百次访谈，访谈对象包括业主积极分子、普通业主、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员工、居委会干部、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律师和媒体记者等。第三个来源是在以上四个城市对各种业主活动进行的参与式观察，包括旁听业主代表会议，参加与物业管理和业主自治相关的研讨会和培训，参与观察各城市的业委会联谊会或年会，观察物业纠纷处理，小区公共事务决策以及业主维权行动等。第四个来源是收集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国家法律法规，政府政策文件，媒体报道，研究报告、学术论文，政策评估报告，业主组织内部文件，业主积极分子撰写的文章书籍等。

定量方法可以使我可以从“面”上来描述我国物业纠纷和业主维权的总体情况、一般规律和变化趋势，更好地识别变量之间的影响效应。而定性方法则使我从“点”上深入剖析业主行动内在的发生和发展机制，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因果连接机制。两种方法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有助于对研究问题形成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之所以能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与我在北大和香港科大受到的学术训练密不可分。在北大读研期间，我主要是接受定性研究方法的训练。北大社会学的定性方法训练类似于师徒制式的技艺传授模式，通过导师亲自带着学生进入田野，举办读书会、开展调研讨论等方式来培养学生对理论和经验的洞察力，以及调查实践能力，而学生则在耳濡目染和亲身参与中体悟社会底蕴。这种训练方式一方面靠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另一方面靠学生的悟性和心领神会。

到香港科大后，我开始接受系统的定量方法训练。社会科学部为学生设计了从初级到高级的一系列定量方法课程。当时我们的初级和中级的定量方法课都是由一位治学严谨的日籍经济学教授按照计量经济学的思路为我们授课，课后还有TA辅导，教我们使用stata统计软件。对于一些高级专题定量方法课程，学部还会邀请该领域的专家来为我们上课，例如邀请现任教于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郭申阳教授开设“倾向值匹配分析”课程，邀请UCLA的Donald Treiman教授开设“量化数据分析：通过社会研究检验想法”课程等，这些系统的课程训练为我的定量分析技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除了定量训练外，我在香港科大还接受了完全不同于北大的定性方法训练。由于港科大给我们上定性研究方法课程的老师都是毕业于美国名校的政治科学专业，因而他们在授课时，也基本沿袭了美式定性方法训练模式，比较偏重于研究设计与研究技术。在这些课上，我系统学习了定性研究的因果推论方法，例如反事实法、关键点转折法、过程追踪法、定性比较分析法等。也学习到一些定性研究技术和软件，例如选择案例的技术，尤其是negative case的选择技巧，定性分析软件Nvivo的使用技术等。如果说北大的定性方法训练是师徒制模式，则港科大则是标准化生产模式。北大的训练注重“道”，意在提高学生的感知力和洞察力。而港科大的训练注重“术”，定性方法训练变得与定量方法相类似，有一个比较标准化的实施流程，对初学者而言，相对容易上手。在我看来，这两种训练模式也没有优劣之分，而是相辅相成的。

除了一般的课程训练之外，港科大还资助我到美国雪城大学参加美国定性研究方法联合会（CQRM）组办的“定性与多重研究方法研修班(IQMR)”的学习。CQRM是会员制，每年会员成员单位可以推荐学生到 IQMR参加学习。该研修班是全美最好的定性与多重研究方法培训课程。而整个亚洲，只有香港科大是其会员，每年可以推荐一名学生参加学习，机会非常难得。该研修班的很多授课教师都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定量与定性方法大讨论的始作俑者和积极参与者，包括大名鼎鼎的Gary King，以及David Collier，Andrew Bennett，John Gerring，Charles Ragin，James Mahoney等。我在2010年参加研修班时，授课老师中还有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学者Sidney Tarrow教授，以及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和居委会、业委会组织研究的专家芮杰明教授（Benjamin Read）。分组研讨时，我也有幸被分到了芮杰明教授一组，听完我的研究计划陈述后，芮杰明教授给我提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这些课程和研修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方法支撑。

视角变化：新的旅程

2013年底，我博士毕业之后，到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工作，参与了一些政府委托的课题研究工作，这使我有机会可以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来考察政府部门如何应对社区物业纠纷以及政府的行动逻辑。此外，我还参与了由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Center for Data and Urban Sciences, CENDUS）和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CASER)”联合设计，由CENDUS负责执行的“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SUNS）项目。该调查旨在搜集上海市包括社区、家庭、个人在内的多层次的追踪调查数据，目前已完成了第一期基准数据和第二期跟踪数据的收集工作。利用这些数据，我开始尝试引入一些新的视角来对社区治理进行研究，例如利用空间视角来对社区治理绩效的空间差异性进行考察，并对这种差异性产生的机制进行剖析和解释。目前社区研究处于一个瓶颈期，我希望通过引入新视角，不仅在经验层面能发现一些有趣的新现象，更重要的是能在理论层面有所推进。虽然这一过程充满挑战，但研究从来都是面对未知的尝试，有利于激发我们的最大潜能，因而值得一试！

经验感悟：旅程贴士

回顾自己的社区研究和博士求学历程，还有一些经验感悟与即将读博和正在读博的同学们以及对社区研究感兴趣的同仁们分享共勉：

首先，要格外珍惜学生时代读书学习的大好时光，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集中和最系统的获取知识的阶段，也是我们接受新信息和掌握新技能最迅速的时期。记得读书时，港科大一位刚入职的年轻老师在与我们闲聊时也说过同样的话，当时的我还无法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只觉得这是老师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的劝勉之词。但当参加工作之后，我才领悟到这是过来人对年轻人表达的真诚感悟。学生时代，作为职业的学习者，很少被其他事务干扰，可以专心致志的读书学习。但一旦工作之后，除了教学、科研之外，还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杂事缠身，真正能够由自己支配的时间都是七零八碎的，很难再找出大块时间系统地学习新知识。而且在工作后的前几年里，大部分的论文发表和课题申请都会与博士阶段的研究相关，如果能有效地利用博士阶段的时间，做好基础积累，会更有利于今后的职业发展。

其次，研究切勿固守一隅，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多与不同研究领域甚至不同专业的师友同仁交流，尽量拓宽思路，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在这一点上，港科大社会科学部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汇集了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国际关系、城市规划等学科的老师和学生都在一起上课、研讨，听讲座，这为学部的所有人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平台和视野。对于同一个研究议题，不同学科的关注点往往不一样，有时解释逻辑也迥异，可以起到相互启发和补充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和透彻地理解一个社会现象。在研究方法的学习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定量与定性两种方法在研究问题的提出方式，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推论方式等方面有着自己独特范式和风格，遵循各自的价值和准则，但在某些核心层面又共享着一些基本逻辑和原则，两种方法各有长短，可以相互取长补短。

作为学习者，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掌握这两种方法的基本逻辑和准则，即使自己在研究中只使用某类方法，但对于另一类方法，也应保持足够的尊重，切勿形成鄙视心理，这不利于个人研究水平的提高，也有碍学科的整体进步。

最后，社区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社会的窗户，关于社区的研究和思考不应仅停留在社区层次上，通过考察小社区可以使我们洞悉大社会。在社区中，有纠纷冲突，也有融洽和谐；有自私自利，也有公益奉献；有漠不关心，也有积极参与；有派系斗争，也有团结合作；有斗争哲学，也有共赢理念；有权威集权、也有民主协商；有失败教训，也有成功经验；有挫折沮丧，也有欢欣鼓舞……这一切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多重张力与矛盾，也展现了人性的多元与复杂，社会的丰富与多彩，其中的每个方面都是刻画社会生活某一特征的马赛克，不同的马赛克拼凑在一起，可以描绘出中国城市五颜六色的生活图景。

目前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难题，社区治理和社区共同体面临着“实践的紧迫性”。托克维尔（2004：76）关于新英格兰乡镇社区共同体生活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未来中国城市社区共同体的可能发展方向：“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他们把自己的抱负和未来都投到乡镇上了，并使乡镇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与自己联系起来。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有限范围内，试着去管理社会，使自己习惯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而没有这种组织形式，自由只有靠革命来实现。他们体会到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产生了遵守秩序的志趣，理解了权力和谐的优点，并对他们的义务的性质和权利范围终于形成明确的和切合实际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