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中医是不是科学”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在今年的疫情中，中医发挥了多大作用大家有目共睹，世界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医、中药或者源自中医的一些疗法。不过，在将近一百年前，中医却真的险些被废止。好在这个故事——其实不应算故事，因为是真实发生的——最终结果是大家乐见的，也可见中医的强大生命力。
1929年初，刚刚定鼎南京的国民政府的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卫生会议”。名为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却只限于各大城市的医院（那时的医院专指西医，因为还没有中医院）的院长、著名医生和少量卫生行政人员。
在那个历史时期，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大都对中医没什么好感，大概了解鲁迅先生的朋友们，就应该知道其对中医怀着怎样的恨意了。在这样的气氛下，由清一色的西医人士参加的卫生会议自然对中医没什么好脸色，结果通过了一个所谓的“旧医登记案”：所有未满50岁或从业未满20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再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50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
在中西医势同水火的环境下，由西医主导的卫生部门来考核登记中医，结果可想而知，事实上等于断了50岁以下中医的命脉，砸了他们的饭碗。更何况，卫生部的规定中，明确提出了废止中医，而登记只是一种废止的过渡办法。所以此议一出，举国中医界为之哗然。
于是，上海中医挑头，全国中医界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请愿抗议活动。一时间，沪上报馆中西医互打笔仗，南京政府机关里中医请愿、游说军政要人，再加上工商学界各种对两方的声援，一时间真是热闹非常。
结果大家也都想得到，自然是“旧医登记案”不再执行，双方不了了之，中医照旧把脉，而提出此议的卫生部官员们也照常做官。整个过程其实没什么惊心动魄之处，但双方争论中有几个回合倒是颇有意思。
首先，是科学与迷信之争
西医攻击中医不科学，他们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统统打入迷信一派，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干脆称中医为“依神道而敛财之辈”。由于自恃有生理解剖、化学、物理以及药理学做后盾，西医的确气很粗，明显处于攻势。不过中医的反应非常聪明，他们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大旗，也没有抬出《黄帝内经》来反驳。在他们看来，“窃中国医药却有优良治效……却是实际也。近日西人证明中药之功用，悉以本草所载符合，且广设学会研究汉医，而国内学者亦相率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挥，渐得中外学者之信任。”没错，你先别说我科学还是迷信，“不看广告看疗效”啊！
近代中国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的“西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西方用大炮、洋货再加上学说，一步步教育出来的。换言之，中国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进步的，是因为他们亲眼所见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制度学艺比自己的强。
但中医一直是一个例外。在西医和文化人的联合围剿下，中医其实一直没有真正丢失阵地，包括在当时最洋气的上海也是如此。虽然中医阵营中也有庸医甚至江湖骗子，但不代表西医这方面的记录就有多好（比如梁启超被割掉没病的肾脏）；而有真才实学的中医大夫手下的医疗效果并不比西医差，甚至屡有西医已经“判死刑”而被中医治好了的事情发生（这种事今天依然存在），这一点，就是对中医怀有偏见者亦难以否认。
所以，当时西医难以将中医扫除，最大的原因是难以在疗效上彻底压倒对方，尤其在内科杂症上，中医是有公认的优势的。梁启超被摘错肾之前，胡适也生过一场病，巧得很，也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他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副药下去，居然治好了。
要知道，即使是激烈反对中医的人士，一旦病得厉害了，一样是谁医得好找谁，不是吗？
其次，是普及西医与人民需求的矛盾
无可否认，当时西医们的动机，可能并不只为剪除异己，确实也有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的意图在里面。但问题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废止中医就能实现西医的良好愿望吗？
很清楚的事实是，医疗事业的发展主要受国家发展水平以及市场的制约。
中国当时的发展水平，整个国家进出口额抵不上比利时，连瓶碘酒都要进口，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极其依赖的西医，发展自然举步维艰。
而从市场角度来看，决定市场份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价格上中医要比西医便宜得多，而疗效西医又难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两者只能占据各自细分市场，而不是一家独占。
另外，实话实说，当时中国的西医不多，据说整个国家才不过6000余人，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承认，全国只有十分之二三的县有西医。在这种情况下，废止中医，不是等于断了大部分穷苦患者的生路？
所以，当时西医那样急功冒进的批判中医，其实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毕竟中国是个特别务实的民族，人命关天时，老百姓如何选择不言而喻。
再者，是中西医的名称之争
名称之争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类似于在朝者为王、在野者为匪，关乎气势。
医界悬壶济世，因此还算比较客气：西医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为新医；而中医则自称国医，不承认西医是新医，而叫他们西医或者洋医。而新与旧、国与西，恰恰点明了这场风波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名字看似简单，其实大有玄机。
如前文所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西向”意识，是被西方用大炮、洋货外加各类学说教育出来的。这种教育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就是告诉当时的精英阶层：西等于新，中等于旧。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与西方的交流都在用“华夷”的字眼，有点高高在上的态度；后来出现“中西”的说法，还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上；而若论“新旧”，可能就代表着先进与落后、打人和挨打了，因为旧的东西势必是要被抛弃的。
正如前文所说，中医在西医面前，不曾落得下风，中医界人士对中医的自信与骄傲也不曾失去。所以，当时的中国精英们可能对“新旧”之说没什么感觉，但中医界的同仁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真正有思想、有民族自信心的人们，也是无法接受的。
无论如何，现今的中国，依然是中医与西医的称谓。所以，当时西医界打出新医与旧医的牌，也确实不够明智。
最后说两句
近百年前的那场关乎中医存亡的大争论，虽然可以说是以中医的胜利告终，毕竟经过抗争赢得了中医继续生存的权利。但是，这好像是一场惨胜。为什么？
就中医理论本身而言，一整套阴阳五行、经络脉象之说，跟西方医学本就是两套系统，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科学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和西医是分属两种科学体系的医疗和操作手段，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是非常困难的。
但在这场大争论后，中医不知不觉走上了按西医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和衡量的路子，一直到现在。可以说，现在中医中药确实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中药成剂可以批量生产了，但也越来越像西药了；一批又一批医学精英本着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仪器来探索经络的实际存在；进了中医院，望闻问切不见了，都是化验、透视、CT，开出的药也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
中医仍然存在，但日益成为拾遗补缺的角色。西方国家虽然越来越关注中医药，但也是在西方科学研究的范畴内，对中医（特别是中药药理）进行研究，其目的无非是希望将中医的精髓纳入西方医学的体系内。
中医的传承方式也变化了。原来注重经验、体验的个性化传承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类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学院的批量学生，而且课程设置必有西医。一代一代的发展下去，有名的西医层出不穷，可有名的中医却在老一代相继谢世后不见了。
这样看来，那场中西医之间的纷争过后，中医确实在继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但似乎已经不是原来的传统中医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中医到底还是消亡了。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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