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被嘉庆处死但由他滋长的腐败却没遏制，曹振镛穆彰阿相继而起

省级领导官员的志趣各不相同。阮元希望通过读经来振兴道德和文化。陶澍想对正常的官僚行政试行制度上的改革。与被认为是曹振镛所扶植的官僚迂腐气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道光时期知识分子风气大开，风气之所以开通，部分原因是在一个被中央的派系纷争和惰性弄得不能有所作为的政府中有了这样一批人，以及他们作为省级官员所取得的有限的主动权。

在十八世纪的学术界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经验主义研究学派和汉学学派。不是十八世纪的一切学者都搞考据，也不是一切学者都限于研究汉人对古代经典的注疏。但是，知识方面的崇高地位和学者的声誉确实有取决于这种风靡一时的学风的倾向。到十九世纪初，已开始看到这种经院哲学——它确实是当时所代表的舆论——正在衰败下来。因为中央政府停止降恩举办象乾隆时代《四库全书》这样大部头丛书的编纂，已不再从全国各地征召学者汇集北京搞标准化的学术工作了。此外，地区的文学和哲学流派已开始对考据的迂腐气持有异议。这时的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为创造一个有学术生气的新时期提供了推动力。

虽然十九世纪初年的大部分学者继续在研究古代经籍，但这时期新的学术潮流在于反对十八世纪经院哲学的两个方面。第一，折衷主义的儒家思想家批评汉学抛弃了宋代哲学，一味专注于东汉时代写出的注疏。第二，另外一些十九世纪的批评家坚持，十八世纪学者所主张的“实用之学”或“实学”不仅无用，而且也没有责任感，因为它转移了学术界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能真正致力于为社会和政府服务。虽然后来的学者们在谈到康熙、乾隆时代的文字检查制度和清洗时，曾经把十八世纪学术的缺点归罪于满人的压迫，但十九世纪初年的这些批评考据的学者却是忠于清王朝的人，他们的研究和著作都是要为加强和复兴清帝国寻找道路。这些批评家及其对经世致用之道的关心代表了学术界的新方向。

与此同时，占支配地位的“考证”正统学术也已经因有组织的反对思潮的兴起而有所冲淡。桐城文学派和常州今文学派两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考证中那种狭隘的文字训诂和词源学的兴趣的不满。清初学者因反对明末学术风气而曾经强烈谴责过的抽象思想和哲学论述，现在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反映在他们着重抓经典和文学著作中的“大义”或“义法”这一点上。同样地，替明代学风抹黑的倾向有了缓和，这表现在又恢复了研究宋代哲学家的“理学”的兴趣。在十八世纪末年的诸位大师如阮元、庄存与和姚鼐等人身上都普遍存在着哲学上的折衷主义。

伴随着这些学术界变化的还有社会与政治的变化，后者既改变了学者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改变了学者对于行政问题的想法。不仅学者们发现更难于得到政府的位置，并且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政府职务也不象从前那么吸引人了。和珅时期腐化的后果在地方上能最明显地感觉到，因为州、县长官在这里承担了收税和维持秩序的最后责任。因上级压力造成的盗用公款、繁杂的诉讼问题、以及个人对镇压叛乱所负的责任——这就使得许多学者不愿负起这一切义务来换取官职上的特权。相反地，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各省高级官员的私人班子（“幕府”）中担任助手（“幕友”）。

“幕府”是明末的一种制度，在清代变得重要起来了。组成它的“幕友”都是些法律、财政和文字方面的专家，他们被省一级 官僚雇佣为非官方的顾问。“幕友”由他们的东家官员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支付薪水，并且得随东家的调动而去新任所。随着官员在省一级或地方一级职责的加重，“幕友”的规模和人数也跟着增加。到十八世纪末，这些助手的总人数估计已达七千五百人。虽然没有可靠的调查统计数字，但可以假定他们的人数在十九世纪继续有所增长，这部分地是由于当时的行政危机，由于国内秩序混乱和西方的入侵，由于太平军叛乱时期及其以后的时期省一级政府承担了新增加的财政、军事与商业责任之后，不得不对地方官员提出过多的要求而造成的。关于这些年代“幕友”在制订政策中的决定性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魏源及其同时代的包世臣这样一些有名的助手身上，他们在盐务、漕运、边疆防务、河道治理和地方吏治方面都研究过并提出了改革方案。他们工作的重要性不仅可以从他们兴趣的广泛上看出来，也可以从他们活动的范围中看出来。

《剑桥中国晚清史》第07节 中央的软弱与学术界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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