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什么是“艺术哲学”？何以重申“艺术哲学”？

什么是“艺术哲学”？为什么是“艺术哲学”？
10月17日，由复旦大学艺术哲学研究中心、OCAT上海馆和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三方联合主办的“回归艺术哲学：形式、图像与感性的思辨——《艺术史与艺术哲学》创刊发布暨主题论坛”在OCAT上海馆举办。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等院校和学术团体的20余位相关领域的学者、出版人及艺术机构负责人聚集一堂，从“艺术哲学”的概念辨析出发，围绕《艺术史与艺术哲学》（图1）的学术定位、艺术哲学的历史和内涵，以及形式、图像与感性的思辨的关系等相关的艺术哲学命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图1：《艺术史与艺术哲学》书封

据悉，《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第一辑）历经两年多时间的筹划和准备，创办这一刊物的初衷就是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以跨学科的方法对艺术进行更深层次的追问和思考；通过探索艺术哲学的问题，强化艺术哲学的主体性和学术关切。
“艺术哲学”是什么？
创刊发布暨主题论坛首先以“什么是‘艺术哲学’？为什么是‘艺术哲学’？”主题会谈开启，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院长）、袁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党委书记）、沈语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艺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坚（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才勇（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吴琼（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宁晓萌（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姜宇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等参与讨论。（图2）

图2：《回归艺术哲学：形式、图像与感性的思辨》主题座谈现场

图3: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

图4：《美术译丛》创刊号，1980

图5：沃格林，《抽象与移情》，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王才勇结合自身学术之路，分享了复旦大学美学的发展历程，发出“这个时代更需要艺术哲学”的倡议。曾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的他提出，从18世纪“艺术哲学”这个概念的提出，到19世纪下半叶这一概念及其理论的淡化，再到20世纪艺术史的繁荣呈现，特别是在当下，为什么我们更加需要艺术哲学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在很大程度上，这其实是由艺术形态的发展所决定的，比如当代艺术，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和多元，对于艺术解释和理解艺术行为的需求空前庞大，可是今天我们讨论艺术问题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大多却依然是之前从哲学中提取的，因此，之所以说艺术哲学有未来，就是因为当下艺术发展的新状态决定了艺术哲学本身的自动更新。
吴琼谈到国内艺术哲学所具有的后发学术优势。他从艺术和哲学的关系发微，提到之前的艺术哲学，实则是通过哲学进场而对艺术进行的清场活动。今天则不然。他认为，当代艺术哲学所展现的应该是一个杂多的集合，而不是一个有序的理论体系。基于此，他提出一种所谓合理的艺术哲学研究，应该始终面向艺术史叙事、面向艺术现场，带领读者回到艺术现场，艺术史叙事应该回到艺术品的历史，这意味着，必须要从既有的艺术框架和艺术概念中重新脱离，进而对艺术哲学的方法论进行必要的自我反思。而这注定是一场哲学向艺术的返回，一项透过历史来建构理论的工作。
宁晓萌教授认为，艺术哲学研究是不可能有规范的原则，艺术与哲学始终具有冲突性，哲学家往往借助艺术来谈论哲学，而诸多经典的艺术理论著述，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本身就是哲学著作。她以她本人研究的梅洛-庞蒂现身说法，强调了哲学与艺术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坚信艺术哲学在未来将是带动整个哲学学科的强劲引擎。
姜宇辉从艺术哲学的阅读者视角，提出艺术哲学最主要的受众恰恰是艺术家，他们需要讨论艺术哲学，特别是当他们面对自我、生命等感性世界的时候，往往需要哲学家给予思想的启发，艺术哲学并不是来自哲学的需要，而是艺术家们的需要。当然，这并不是哲学向艺术的训导，而是哲学向艺术的问津、探源和相互启发。对于艺术和哲学的关系，姜宇辉教授借用德勒兹的“游牧”概念，认为应该以一个中心（哲学或艺术）为立场开启一场解域化的游牧哲学之旅。
圆桌讨论的最后，袁新和孙向晨分别围绕艺术哲学的内涵与边界及“艺术·哲学”概念本身对座谈作了简要的总结。袁新认为，艺术哲学必须在感性世界里在场，它是为提供一种秩序，并对世界之道的揭示，哲学需要进入艺术世界，而艺术世界反哺哲学的推进。无论哲学，还是艺术，终归都是“道的言说”。孙向晨认为“艺术·哲学”中间的“点”意味着艺术与哲学之间隐含着的一种自我解放力量和自我突破的精神，而这正是艺术哲学的生命力所在。他认为哲学向来关注精神的热点问题，而作为当代精神热点的艺术问题，当然不可能为哲学所放弃，二者都有着相互拥抱的冲动，因此他建议艺术哲学不应该被认为一种简单的学科设置，而应当被理解为“艺术哲学”，一种既紧密联系又彼此促进的力量。

《回归艺术哲学：形式、图像与感性的思辨》会议现场

回到艺术哲学的两个基本命题：形式与图像
下午的两场专题研讨延续了对艺术哲学的讨论，第一场的主题是“形式、审美与艺术哲学”，第二场的主题是“图像—运动与艺术哲学”，这两个主题也与《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第一辑）的内容有着密切的关联。

图6：蒙德里安，《红、黄、蓝的构成》，布面油画，1921

图7：罗萨琳·克劳斯，《“北海航行”：后媒介时代的艺术》，Thames & Hudson出版，2000

图8：杜尚，《泉》，1917

图9:佚名画家，《巴尔迪圣方济各生平》，板上坦培拉，234×127cm，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巴尔迪礼拜堂，约1245

图10：安杰利科，《圣马可祭坛画》，板上坦培拉，220×227cm，圣马可修道院，1438

图11:丁托列托，《圣马可拯救沉船的撒拉逊人》，威尼斯美术学院美术馆，1562-66

图12:培根，《弗洛伊德的三幅习作》，1968-69

图13:Goshka Macuga，《献给吃书卷之人子》,多媒体装置， 2016

长期以来，关于形式、图像的讨论往往限于艺术史论和艺术批评内部，甚至作为艺术本体或艺术本质论加以阐述，然而，通过此次有限范围的讨论可以看出，一方面这些问题背后都隐含着复杂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不同哲学理论的介入则再度解放了这两个传统的命题。这也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创办《艺术史与艺术哲学》辑刊以及创建艺术哲学系的初衷和目的所在。
未来《艺术史与艺术哲学》拟以一年一期的形式继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讨论中，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经理贺圣遂先生以“仓廪实而知礼节”谈及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目前艺术史系列、艺术论著和艺术未来系列等艺术哲学类图书的出版情况，对艺术类图书进入生活和当下市场所引起的积极作用寄予厚望。OCAT上海馆也希望能够在多方共同合作中参与到当代艺术理论和制度的建设中，通过艺术哲学主题讲座、论坛、评论（写作）以及策展等不同方式，带动艺术机构、学院、出版三方的多样性互动。

与会嘉宾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