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宋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在中国皇帝中,平心而论,他既不是奋发有为的英主,甚至也不是声誉卓著的明君。但他最大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
在他的治下,不仅台谏官,即便其他官员和士大夫,也都能享受到君主制下罕有其比的言论自由。他的谥号曰“仁”,《宋史》本纪说他“恭俭仁恕”,不失为盖棺论定。
铁面包拯上奏,不仅怒斥他是“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而且直接抨击仁宗“失道败德”。说一个皇帝“失道败德”,这可是最大的恶评。仁宗为了张尧佐的任命,置之不理。朝会之日,包拯联合了全体台谏官,率领百官面谏仁宗,动用了台谏向君主集体谏诤的强硬手段。
仁宗先是勃然大怒,但迫于舆论,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免去张尧佐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保留了其他两使。
过了不久,张贵妃又吹枕边风,仁宗见舆论平息,重新任命尧佐为宣徽使。包拯得知,不依不饶,领衔与其他谏官上殿争辩。
一天,张贵妃还想为大伯子说情,仁宗抢白道:“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的脸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为了谏诤,包拯居然把唾沫喷到皇帝脸上,仁宗尽管不乐,却对他畏让三分,足见中国第一清官的出现,与仁宗皇帝的仁恕雅量是分不开的。倘若搁在更专制的明代,即便不将他打入天牢,也非动用廷杖的酷刑让他半死不活。
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一死,25岁亲政的宋仁宗顿时有了一种谁都管不着的解放感,没日没夜在后宫倚红偎翠。著名学者石介给即将做宰相的王曾上书道:“听说皇帝好近女色,渐有失徳,倡优日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钟鼓连昼夜。以至传闻,皇帝圣体因此不豫。”话说得不能再尖锐:“不豫”是专指皇帝病危的用语,而这却与“妇人朋淫宫内”有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与一大帮子宫嫔乱搞所致。
石介希望王曾能“以此为谏”,“感动上心”,而他即便因此“受斧钺于天子之前,以狂讦得罪于相府,亦死得其所”!不清楚王曾是否转达过这番话,但他走马上任后没有治石介“狂讦”,则是肯定的。
与石介不同,时任谏官的滕宗谅(就是那个请范仲淹作《岳阳楼记》的滕子京)就直接上书,严词抨击宋仁宗沉迷“内宠”,指斥他“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临朝则多羸形倦色”,把仁宗上朝时被女色掏空而萎靡不振的模样都描摹得淋漓尽致。皇帝的脸面都不知往哪儿搁,但处理也不过让滕宗谅平级调动,出朝去做知州。
有一件轶闻最能说明仁宗朝言论的宽容度。据说仁宗“尤恶深文”,也就是上纲上线诬加罪名。有一个举子献诗成都知府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他竟然鼓动知府扼守剑门关,一把火烧了入川必经的栈道,把四川变成独居一方的割据政权。
《宋史·仁宗纪》总体评价仁宗朝治迹时指出:“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仁宗朝尽管在外患内政上不无问题,却是北宋的治世。纵观宋代,士大夫的言论自由权在仁宗时行使得最充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也在这一时段最为昂扬。
所有这些治世气象,与宋仁宗仁恕宽容政风的涵泳作育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没有必要顶礼膜拜宋仁宗那样的“仁君”,也决不企望历史倒退回君主政体。但倘若把宋仁宗与后世那些“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专制者做比较时,孰优孰劣的公道结论还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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