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刘备留下的烂摊子，诸葛亮施展治蜀大法 |三国史话连载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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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年四月，刘备死后，17岁的太子刘禅（即阿斗）即位，史称后主，改元建兴。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以丞相兼益州牧。刘禅以年轻为由，要求政事由诸葛亮全面负责，同时刘备临终时也一再嘱托，于是诸葛亮就担负了治理蜀汉的重任。

当时诸葛亮面临的局面是困难的。猇亭惨败后，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同时，在蜀汉统治地区内，一些豪强地主也乘刘备死去的机会，起兵反叛。

在三国之中，蜀汉的力量最小。这时，曹魏占据的中原地区，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军事力量较强，统治比较稳定，力量居于优势；孙吴占据江南，资源逐渐开发，又夺得荆州，内部也比较稳定；蜀汉只保有益州，在人力物力上都不如魏、吴。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负起治理西蜀的责任，担子确实不轻。诸葛亮治理西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厉行法治，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

01、厉行法治

早在刘备占据益州后，诸葛亮就协助刘备推行了这一政策。这一政策引起了一部分豪强大族的不满。对此，蜀郡太守、扬武将军法正曾写信给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入关，除秦苛法，约法三章，宽禁省刑，关中父老百姓都感念他的恩德。如今我们刚用武力占据益州，还没有垂恩德于地方，按着主、客的关系，我们也应该多行点恩德才对。愿你把刑罚、禁令放宽一些，以安慰他们。”

诸葛亮回信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时的情况是暴政虐民，逼得人们起来造反。汉高祖针对这一情况，采取了宽刑弛禁的办法，这是对的。现在益州的情况则不同，刘璋暗弱，从刘焉以来就法令不明，刑罚不严。蜀土人士（指豪强官僚），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君臣上下关系被破坏。宠爱他们，给以高位，官位高了，他们反而不觉得可贵；顺从他们，给以恩惠，恩惠到顶，他们反而轻慢无礼。所以造成一些弊病。现在我们推行严明的法令，人们才会知道什么是恩德；限制爵位的赏赐，人们才会感到爵位的尊荣。恩德和尊荣相辅而行，赏罚并用，上下才有秩序。法治的成效，便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为了维护刘备集团在西蜀地区的统治，诸葛亮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法令、条例，《科令》、《蜀科》就是其中的两种，《蜀科》是由诸葛亮同伊籍、法正、刘巴、李严五人共同制定的。可惜《蜀科》等法令条例都已失传了，无从了解其中的具体内容。

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一直注意贯彻赏罚严明的原则。他的赏罚标准是：是否有利于蜀汉政权的巩固，是否有利于既定政策的贯彻执行。他认为＂赏不可以虚施，罚不可以妄加“，主张“明法”，也反对“滥刑＂。他指出，如果赏罚不明，就会造成“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的局面，给国家带来危害。

正因为赏罚关系重大，诸葛亮很注意选择忠直廉正的官吏主管治狱的工作。他常告诫典刑官员说：“决狱行刑要慎重，不能冤枉好的，也不能放过坏的。”

02、赏罚必信

诸葛亮对李严等人的处理，表明了他的赏罚是严肃的。

中都护李严（后改名平）是蜀国高级官员。刘备临死时，他和诸葛亮一同受遗诏辅佐刘禅，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李严负责供应军需物资，当军粮不继时，他不但不想办法克服困难，反而派人到前线，假传刘禅旨意，要诸葛亮退兵。

诸葛亮退兵之后，他又故作吃惊，责问诸葛亮说：“军粮很充足，为什么要退兵呢？”企图逃避罪责。

为了不使事情暴露，李严还向后主刘禅上表说：“诸葛亮退兵是假的，目的是想诱敌深入。”

诸葛亮回来后，经过查核，弄清了李严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以国事为重的罪行真相，上书刘禅将他削职为民，流放到川北梓潼郡。

后来，李严听到诸葛亮死的消息，知道自己复官无望了，叹息一番，也发病死去。

被诸葛亮削职的廖立也哭泣叹息说：“我这一辈子注定要老死在这边远地区了！”

被诸葛亮惩处的人，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反应呢？一是，因为诸葛亮执法不枉，所以受罚者不能不服；二是，他们知道诸葛亮是允许别人改正错误的，如果悔改得好，还有被召回的希望。诸葛亮一死，后人不能这样做，所以他们才如此激愤。

诸葛亮行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能够把“威之以法”和“服罪输情”结合起来。陈寿称赞诸葛亮说：“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戳。”

意思是说：“对于诚心认罪吐露真情的人，即使罪重也一定从轻处理，对于狡辩抵赖掩饰罪过的人，即使罪轻也一定加重处罚。”

广汉“甲族”彭羕＂恣性骄傲，多所轻忽＂，曾受到刘璋的排挤打击。刘备入蜀后，在庞统、法正的推荐下，以其为治中从事。于是他“形色嚣然”，不可一世，被诸葛亮觉察之后，暗告刘备说：＂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

刘备认真观察彭羕的言行之后，对彭羕稍加疏远，派他为江阳太守。彭羕对此十分不满，就去见马超。马超夸奖他说：“你的才能出类拔萃，主公对你非常倚重，说你应和诸葛孔明、法孝直等人并驾齐驱，怎么会任命你到外面小郡去任职，失去人们对你的期望呢？＂

彭羕骂刘备说：“那个老兵昏乱不堪，倒行逆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并且策动马超反叛，说：“将军带领兵马在外，我为内应，平定天下不是很容易吗！”

马超听了很是害怕，便将此事上表揭发。刘备逮捕彭羕，送交有关部门处置。

彭羕在监狱中写信给诸葛亮，希望从宽处理。他在信中为自己评功摆好，只承认骂刘备“老兵”的话有错误，而且属于＂喝多了酒，脱口失言”；对策动叛乱，则狡辩抵赖说：“至于我讲 ‘内、外’那些话，是想让马孟起在北方立功，全力为主公效劳，一起去讨伐曹操罢了，怎么敢有其他的想法呢？马孟起说的话不算错，但是不能把中间的意思分别清楚，让人感到痛心啊！”

对于彭羕的“游辞巧饰＂，诸葛亮自然不能从宽处理，最后将彭羕判罪处死。

晋人习凿齿评论说：“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这种赞许一点都不过分。

为了做到“赏罚必信”，诸葛亮很重视上面的表率作用。他在《出师表》中对刘禅说：“皇官中的侍臣和丞相府中的官员，都是一个整体，对他们的提升、惩罚、奖励和贬斥，不应该两样对待。如有做坏事违犯法令的，或是忠心耿耿做好事的，都应交给主管官员论断赏罚，以显示陛下的公正严明。不应该有所偏私，使皇帝的内廷和丞相的外府执法不一样。”

这些建议，是鉴于东汉时皇帝宠信外戚、宦官的弊病而提出来的。

03、身体力行

诸葛亮也注意身体力行。228年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他认为自己身为统帅，用人不当，也有过失，便主动上书刘禅，请求降职三等，以示惩罚。

由于诸葛亮赏罚严明，使蜀汉政府的工作效率提高了，统治秩序逐渐稳定下来。对此，蜀汉的官员张裔曾评论说：“诸葛丞相处事公正严明，赏罚不分亲疏远近，无功者不能得赏，贵势者不能免罚，这是人人奋勉的重要原因。”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称赞说：“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该赏的一定赏，该罚的一定罚；没有一件恶事不受到惩罚，没有一件善事不受到奖励。官吏不容忍有奸邪，人人都自求奋勉。社会上的风气是清明而严肃的。”

这样的称赞，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对诸葛亮在赏罚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肯定的。

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为了提高统治效率，主张君主要实行“纳言之政”，注意采纳臣下的建议。他认为要把事情办好，就要多闻多见，如果能够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就好比有了更多的眼睛和耳朵；能够看得多，听得全，就能够免去缺欠，把事情办得更好。他说：“人君拒绝忠谏之言，忠臣就不敢进其谋略，而邪臣就可以专断独行，这对国家是有害的。”他常劝后主刘禅，不要堵塞忠谏的道路，要听取采纳正确的主张。

诸葛亮自己身体力行，在处理军政事务的时候，就很注意听取手下人的意见，以便“集思广益”。

刘备初占益州的时候，曾经派董和去协助诸葛亮处理军政大事。董和是一个性格直爽，办事认真，又有政治见解的人。他在办事过程中，与诸葛亮有不同的见解时，就提出来争辩，有时甚至反复多次。

诸葛亮对董和办事认真，敢于直言的精神很喜欢。他当了 丞相之后，提起这件事，还很赞赏。为了鼓励属下向董和学习，他对丞相府的官员们说：＂丞相府里设置参谋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集众思，广忠益’，把事情办好。如果为了回避个人的嫌疑，不愿提出不同的意见，反复进行商讨，事业就要受损失。如果经过反复商讨，有了正确的结论和办法，就如同丢掉了破旧的草鞋而获得珍贵的珠玉。当然，要做到这样是不容易的，只有徐元直（徐庶）遇到这种情况不迷惑。还有董幼宰（董和），我们共事七年，见到事情办得不周到，他能一再提意见，有时竟能反复多次。如果大家能够做到徐元直的十分之一，能够像董幼宰那样勤恳认真，这不仅对国家有好处，也可以使我少犯错误。”

这段话被称为《与群下教》。另外，从上面的教文中，可以看出诸葛亮是在诚心诚意地公开鼓励部属勇于发表不同见解，敢于讲真话，在争论中寻求统一，以避免工作中犯错误，并且列举事例表明虚心听取意见是他一贯坚持的作风，对“直言”他是竭诚欢迎的，绝不会对提意见的人挟嫌疑嫉。他表扬董和能够＂斟酌规益，进尽忠言”，称赞胡济直言，有“忠诚之效＂。

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诸葛亮发布《劝将士勤攻已阙教》，号召部下经常指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他说：“我军在祁山、箕谷，数量都多于敌军，但没有取胜，反而为敌军所败，其毛病不在于兵少，而在于统兵将领，主要是在我个人身上。现在我打算减兵省将，严明赏罚，深思过错，研究将来如何致胜的办法。如果不这样，虽然兵多，又有什么益处呢！从今以后，凡是忠虑于国的人，要勇于指出我的缺点。这样，大事可以成功，敌人可以消灭，不用多长时间就可望大功告成了。”

诸葛亮把部下是否经常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当成关系到北伐曹魏能否成功的大事，要部下认真去做。它表明了诸葛亮敢于承认错误，有严于责己的精神。

04、自责精神

当然，诸葛亮不可能时时处处都能接受正确的意见和建议，有时也犯错误，甚至给事业造成损失。不过当他认识错误之后，能够比较虚心地承认错误，向提意见的人道歉，甚至公开检讨，有自责精神。

如李严品德上有严重缺欠，诸葛亮听到一些反映，尤其是在卫尉陈震当面向他提出意见之后，没有采纳，仍然委李严以重任，以致出现了李严（当时已经改名为平）危害北伐的事情。当李严被惩处后，诸葛亮在《弹李平表》中“检讨”了“群臣上下均怪臣待平之厚"，自己没有虚心听取意见，以及对李严贪于名利，自己失察不敏感的过错，还马上写信给长史蒋琬、侍中董允，要他们将这件事转告陈震，以表示内疚和自责。信中说：

“陈孝起（陈震）以前去吴国时，对我讲李正方（李严）肚子里有鳞甲，同乡们都认为他是不能够接近的。我以为有鳞甲的人只要不去触犯他就行了，没有想到竟有苏秦、张仪这样的造谣诡辩事件发生，真是出乎意料。可以让陈孝起知道这件事。”

又如，来敏好争荣利，与群僚不和，制造混乱，下边有议论，没有引起诸葛亮的重视，还继续重用他。当来敏反对诸葛亮提拔新人政策被罢官时，诸葛亮发了一个教令，公开承认了自己 ＂阉（暗）于知人＂的错误，提醒部属们引以为戒，教令（被称为 《黜来敏教》）中说：

“过去在成都刚刚平定之时，有人议论来敏在百姓中制造混乱，先帝以为益州新定，因而给予宽容，没有委以要职。以后刘子初（刘巴）选中他作太子家令，先帝虽不喜欢，但不忍加以拒绝。后来主上即位，我愚昧糊涂，无知人之明，又提升他任将军、祭酒，没有听取议论者的正确意见，违背了先帝不予重用的做法，自认为能够督促劝勉他，引导他走正道。现在既然没有成功，只得上表请求撤去他的职务，让他闭门反省自己的罪过。”

诸葛亮对治蜀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终日操劳不得休息。丞相主薄杨颙很为诸葛亮的健康担心，曾劝他说：“处理政事，各有专责，上下之间，也有分别。所以古人说，王公是坐而论道的，士大夫是作而行之的。丙吉不间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这都是名位不同，各有专职的缘故。

诸葛亮在工作中，还很注意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影响，特别注意处理好和后主刘禅之间以及和下级官员之间的关系。

再如，诸葛亮北伐，领兵屯驻汉中时，安排他的儿子诸葛乔（诸葛瑾的儿子，过继给诸葛亮）和其他将领的子弟一样，率领一部分兵卒在山谷中押解转运军需物资。这个工作相当艰苦，要冒风雨，跋涉在崇山峻岭之中。

为这件 事，诸葛亮特意给诸葛瑾写了一封信说：“诸葛乔按理可以回到成都去，但是现在诸将子弟都在解运军中物资，大家应该同甘苦，共荣辱，所以我命令他领数百名兵士和诸将子弟一同在山谷中解运物资。”

正因为诸葛亮的言行注意从大局出发，所以有人评论他大权在握而不失礼，不跋扈欺上；代替皇帝行事，国人并不怀疑他有篡位自代的野心。

诸葛亮能够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来振兴蜀汉，防止有人借机搬弄是非，挑拨君臣之间和臣僚之间的关系。

本文编选自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和读史联袂权威打造的中国读本系列之《三国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