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路名与上海海洋文化

摘要：地名是地区文化演进的标识，区域内环境变化和人类群体活动，往往被地名所记录。地名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记录着人们的思想愿望和心理意识等文化内涵。上海因海而生、依海而兴、人海相依，与海洋有着不解之缘，上海路名颇具特色，已形成一系列包含“海”字命名的路名。总体而言，上海市区包含“海”字的路名主要集中在沿海郊区，市区相对较少，老的马路包含“海”字的较少，新建的道路有“海”字的较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地区海洋文化的时空特征。

关键词：上海、路名、海洋文化、时空特征

引言

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1%，蕴含丰富资源，包括生物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矿产资源、空间资源等。海洋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与国家兴旺紧密相连。海洋文化是指人类跟海洋发生关系后，形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再形成的习惯、规范、意识、思想、理论和信仰，对海洋利用的不同方式，产生不同的海洋文化。

上海地处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南北海岸线中点，长江三角洲东端，北濒长江口，南临杭州湾，西南部与嘉兴地区相接，西部、西北部与苏州地区接壤。上海沿海区域经历逐渐成陆过程，市区由最近两三千年海上冲积平原逐步形成。利玛窦认为上海因其位置靠海而得名。和“上海”相关的别称如“海上”“上洋”，都源于上海最早的方志明代弘治《上海志》，其中记载：“上海县，称上洋、海上……，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故也”。自古以来，上海就同海洋结下不解之缘。

地名是地区文化演进的标识，区域内环境变化和人类群体活动，往往被地名所记录。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文字产生之前，地名早已出现。地名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记录着人们的思想愿望和心理意识等文化内涵。同时，地名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更迭，因而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地名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许多有价值的素材和资料，是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共同开掘的“富矿”。20世纪30年代，地理学家曾世英倡议创建“地名学”，经过他与众多学者长期努力，地名学已基本形成完整学科体系。地名见证历史，不同地名反映不同的历史特征。地名是地域的指代，语言信号，属于人们意识的反映，先民从其长年生活的环境中提取出地名，正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规律，反过来，地名也能体现当时当地居民的意识，反映其文化。

上海因海而生、依海而兴、人海相依，与海洋有着不解之缘。上海路名颇具特色，已经形成一系列包含“海”字的路名，与上海城市名称相呼应，展现着上海的海洋文化。

一、上海路名之总况

上海北枕长江，南邻杭州湾，地处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长江三角洲东端，南北水路交通的要冲，西部、西北部与苏州相连，西南部与嘉兴接壤。长江携带大量的泥沙在其河口三角洲沉积，使上海的陆地由西南向东北逐渐扩展，经历沧海变陆地的过程，市区部分由两三千年以来由海上冲积平原逐步形成。

上海市区最早的道路建在今黄浦区南部的老城厢内。作为上海镇署、上海县的所在地，明弘治时已有康衢巷、梅家巷、新衙巷、薛巷、新路巷等5条街巷。随着经济日趋繁荣，县城建设日益加强，

街巷逐渐增多。明嘉靖时增至10条，清康熙时又增至25条，清嘉庆时增至63条。城内街巷纵横交错，城外沿黄浦江地带，也是道路交叉相连。还发展出“弄”“里”“湾”“场”等道路的通名。

开埠后，上海市区道路发展相当迅速。英租界当局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修筑第一条马路——界路（今河南中路）。不久之后，英法美先后成立道路码头委员会，在各自租界内竞相建造道路。19世纪50年代，英租界当局在洋泾浜北首继续修筑黄浦滩路（今中山东一路）、领事馆路（今北京东路）、打绳路（今九江路）、海关路（今武汉路）、布道路（今福州路）、派克弄（今南京东路）等，截止至清同治四年（1865），由26条道路构成的英租界道路网初步形成。与此同时，法、美租界当局也分别在洋泾浜南侧和苏州河北岸虹口一带，各自修筑黄浦滩马路（今中山东二路）、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文监师路（今塘沽路）、百老汇路（今东长治路）等道路。租界当局还以协助清廷镇压太平军为名，大肆越界筑路，英租界当局筑成徐家汇路（今华山路）、新闸路、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麦根路（今淮安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法租界当局筑成徐家汇路（今徐家汇路、肇嘉浜路）等道路。至1925年，工部局越界筑忆定盘路（今江苏路）、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劳勃生路（今长寿路）等38条界外道路。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民国三年（1914），法公董局越界筑宝昌路（今淮海中路）、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等24条界外道路。为了抵制租界不断扩张的态势，华界也积极修筑道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南市成立“南市马路工程总局”，筑成华界第一条近代马路——外马路（今中山南路）。紧接着闸北、吴淞等地区也成立类似机构，相继修筑道路。闸北地区，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民国十六年（1927）共筑路70多条。1931年前后，上海市政府在新市区（江湾五角场北）筑路20多条。解放初期，上海市区共有道路930条左右。

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市区道路逐渐由市中心向郊区扩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今长宁区中部和西部、徐汇区南部和西南部、普陀区西部和北部、静安区北部、虹口区北部、杨浦区西北部、浦东地区西部，修筑并命名约600条左右的道路。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上海道路呈现两大新趋向：随着宝山区、嘉定区、闵行区和浦东新区的设置，市区道路由建成区向新建区扩展，而以浦东新区发展尤为迅速；伴随内环高架路、南北高架路的兴建，市区道路由地面向空中发展，上海市区现有道路2000多条。

二、上海路名之变迁

最初时，上海地区路名的命名相当随便，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设立专门负责地名命名的专门机构，上海道路的命名进入规范化和系统化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上海在各个方面出现翻天覆地变化，但在路名上变动不大，仅在小范围内有些改动，该阶段上海路名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新建道路的命名上。

最初，租界地区道路的取名十分随意，比如沿路有个花园，便称作“花园弄”，有个教堂就称为“教堂街”，有个界线，即称作“界路”等。19世纪60年代初，英租界形成比较完整的道路系统，为了记忆的方便以及利于管理，自1862年后界内的路名趋向于以中国其他省份的省名和城市之名来命名。1865年英美租界当局严格规定，在原英租界内，南北向的道路以中国的省名命名，东西向的道路以中国主要城市的名称命名，对旧有的道路名称作相应的更改和调整，对一些道路进行新的命名。如在南北方向的道路中，将界路更名为河南路，将石路更名为福建路，将桥街更名为四川路。在东西方向的道路中，将花园弄更名为南京路，将领事馆路更名为北京路，将海关路更名为汉口路。英美租界当局提出的以外地省市名称来命名道路的原则，虽然在应用范围上有一定局限，长期主要停留在黄浦江、苏州河、泥城洪（即今西藏中路）和洋径洪四条河流之间的范围内，但该原则毕竟为上海道路的命名提供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向大都市迈进的上海，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市区道路大量增加，该原则没有被淘汰，反而发扬光大，从仅仅取用部分外地省市的名称扩大到取用全国各地的省、市、县镇以及山河湖峡等一些地理实体的名字。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迎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出现不少纪念型路名，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淮海路。现在淮海路分为淮海东路、淮海中路和淮海西路。黄浦区境内的淮海东路，东起人民路，西至西藏南路，全长373米，宽14.9米—28.7米，车行道宽10.2米—20.9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筑，因宁波人办的四明公所（俗称宁波会馆）设在此地，故名宁波路。民国32年（1943）改名为东泰山路。1945年更名林森东路。1950年为纪念淮海战役胜利改今名。淮海中路在市区中部，跨黄浦、徐汇、长宁3区。东起西藏南路，西至华山路。全长5，500米，宽16.5米—30.7米，车行道宽10.4米—20.1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法公董局越界筑路，名西江路。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法公董局总董名改名宝昌路（Route Paul Brunat）。1915年以法国元帅名改名霞飞路（Avenue Joffre）。1943年改名泰山路。1945年更名林森中路。1950年为纪念淮海战役胜利改今名。淮海西路在市区西部，为徐汇、长宁两区界路。东起华山路，西至凯旋路。全长1510米，宽21.0米—27.2米，车行道宽14.0米—19.0米。1925年法公董局越界辟筑，以原英国驻华公使名命名乔敦路（Jordan Road）。20世纪30年代改名陆家路。1943年改名庐山路，1945年命名为林森西路。1950年为纪念淮海战役胜利改今名。

伴随城市化的发展，上海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原先的郊区变成市区，也经历大规模的筑路，在道路命名方面形成一定特色，四周新建的地区以位于全国方位相同的省内地名为专名。如普陀区在市区的西部，则以西北陕西和甘肃省地名作路名，如宜川路、武威路等；杨浦区在市区的东北部，选用东北的辽宁和吉林的地名较多，如凤城路、鞍山路等；浦东新区在市区的东部，山东地名相对集中，如崂山东路、潍坊路等；徐汇区西部及闵行区在市区的西南部，则选用西南广西和云南地名，如桂林路、剑川路等。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又出现一些以外国人名命名的道路，如居里路、高斯路、牛顿路等，这些路名与一个世纪前带有殖民色彩的洋路名完全不同，表达了上海人民对科学家的敬意以及对科学的尊重。

三、上海路名中的海洋文化

因海而生、依海而兴、人海相依，上海与海洋有着不解之缘，上海路名颇具特色，已形成一系列包含“海”字命名的路名，用“海”来命名上海的众多道路，特色浓郁，立意高远，体现人文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上海市区含“海”字的路名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上海市以“海”开头的路名众多，分布在浦东、黄浦、虹口、静安、杨浦、宝山、嘉定、金山、青浦、奉贤、崇明等区，其中奉贤最多，有27个；浦东其次，有21个；宝山第三，有16个。

结论

上海因海而生、依海而兴、人海相依，与海洋有着不解之缘。上海路名的发展，较好地反映了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所隐含的海洋文化。

老城厢地区是上海最早城市化的区域，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经元中央政府正式批准，分华亭东北五乡设上海县，隶松江府，县治在上海镇。该地区含有“海”字的路名相当少，除了海潮寺周边有海潮路外。路名反映该地区的社会人们状况，由此可以说明在近代之前，上海地区的居民虽然已经与海洋有了交集，但在文化上还是以传统大陆文化为主导，海洋文化处于边缘。即使进入近代，伴随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以租界道路为代表的上海路名中开始出现包含“海”字的道路，但还是主要以其他省、市、县的名称的方式间接进入，可知近代以来上海地区的海洋文化有所提升，但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城市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上海郊区发展更加迅速。在路名方面，上海中心城区的道路中，包含“海”字的少，而沿海郊区包含“海”字的道路较多，该现象较好地反映了上海海洋文化发展的空间特征和时间规律。除了沿海郊县毗邻大海，海洋意识高于市区外，道路修建的年代也是重要因素。汉字“海”的字源，亦反映古代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东汉刘熙的《释名》将“海”解释为：“海，晦也，主承秽浊，其水黑如晦也”，曲折地表达在古人视觉和心灵上，海洋带来的并非完全是愉悦的美感享受。在他们眼里，大海是个神秘和遥远的地方，也是危险和可怕的地方。地处吴越地区的上海，其先民虽有涉海活动，如捕鱼等，但从周边的地名，如“宁波”“海宁”“镇海”“定海”等，仍能感知上海先民对海洋的畏惧。只有到了现当代，伴随科技的发展，上海地区沿海居民对于海洋的认识才得到改变，所有新建的道路中，才会出现对于祈愿型路名，比如海庆路、海兴路等。

在沿海郊区中，金山区比较特殊，虽然金山区也有较长的海岸线，但是金山地区的路名中包含“海”字的并不多，这与金山区曾经历过由陆地变海洋的过程有关。位于杭州湾的大金山三岛原本与大陆连接，该岛历史人文资源丰厚，西周周康王所筑的上海地区最早的城市康城城址就位在金山三岛，大金山岛上还有金山忠烈昭应庙、慈济院和寒穴泉等著名历史遗迹，该岛在宋朝淳熙与绍熙之交沦入海洋，经历从陆地变海洋的过程，现在的金山区就是以金山得名。鉴于这段地理变迁的历史，金山区包含“海”字的道路较少。

来源：《地域文化研究》

2018年第4期

作者：陈晔

编辑：黄海红

校对：何涵

选稿：耿曈

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