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忙于写作磨掉了鲁迅先生的生命

从小学课本上的《三味书屋》中，我第一次知道了鲁迅先生，也自此记得了那刻在书桌上的“早”字。

在后来的初高中学习生涯中，又陆续从语文课本上，拜读学习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祥林嫂》《孔乙己》等等，但鲁迅先生对我来说，基本上也只是停留在课本里的人。

直到后来出来工作，开始接触写作，才又重新开始读鲁迅的作品集，如《朝花夕拾》《呐喊》等等，才真正感受到一个作家与时代、与社会、与自己的深深的联系。不得不佩服鲁迅先生深彻的社会洞察力和对现实的思考，这些令他发出了令人深省或者觉醒的呐喊。

从这里开始，我也曾一度觉得鲁迅先生就是个天才，在写作方面就是天赋异禀。

今天偶然读到了一篇由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写得《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活》。通篇读下来，感受到了写作之于鲁迅先生的慎重和不易，也仿佛给了我一些力量。在此，将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

《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活》

文／许广平

一个作家对于他的写作生活是严肃的，如其这位作家是认真地对他的工作忠实的话。随随便便一挥而就的态度，不是一个好的作家所应有的。至少，他应该很谨慎地从事他的工作，我对于鲁迅，所见到的就是这样。

他是时常被许多识与不识的人们邀请写稿的。在被限定的时间已经很急促，没有功夫多加思索的余裕，或者他自己正在没有豫算到的中间，一定要临时赶交文稿，那么，他宁可找些短篇来翻译，却绝不肯潦草从事，许多的短篇译文，大约就是这样来的。然而在未动笔之先，选择材料之际，是很经过一番苦心的，甚至为了没有适当的材料，连找几天，看了几许的原作，也是常有的事。到这时候，他会感慨地说：“唉，翻书也不容易。”为了这方面的苦恼，所以他是时常留心买新书的，遇到有可以做翻译的准备的材料时，他就有时先买妥在那里。

约一九三三至三四年，在遭遇到无比的压迫的时候，文章不能用鲁迅两个字投稿，因为检查者看到会没有理由地就给抽掉。已经出版多时了的，逢到邮递的检查时，也会因为封面是红色而被禁止通递，如《呐喊》就是。一些书店，也在这个时候停止支付版税，他们是最聪明不过的。讲什么良心！落井下石是中国的老成语。然而人总得生活，不能束手待毙的，因此他曾经想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他以为这部著作值得介绍，虽然太偏于文学些了，还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对于科学的贡献，对于中国人学问的增进都很有帮助的。不晓得为什么到如今似乎还只有简单的节录给儿童作读物的片段译出。他把那部《昆虫记》陆续买来了，约好建人先生替他担任校正，并托他向某大书局系指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接洽，豫定每月交出若干译稿，把收入来维持那半地下生活的支撑。然而也没有成为事实，只留得未译的原书作纪念品而已。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当时虽然志在谋解决生活，仍不忘记读者方面的需要，并不是只为自己着想，做那投机事业一样，专门投读者所好，迎合观众心情的轻松读物取材的。

至于创作，更是加倍的当心的，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手。那张躺椅，是他构思的好所在，那早晚饭前饭后的休息，就是他一语不发，在躺椅上先把所要写的大纲起腹稿的时候。每每文债愈多，腹稿愈忙，饭前饭后脑筋愈不得休息，更影响到他的胃纳不佳，食欲不振，这都是互有关系的。就这样磨掉了他的生命。

……

到了早晨六时左右，经过了一夜写作完成之后，有时他会把我叫醒，给他泡茶，在饮茶的时候，很高兴地叫我先看他的文章。每次文章写完尽给我先看的，偶然贡献些修改的字句或意见，他也绝不孤行己意，很愿意地把它涂改的。或者预备些东西吃，有时午夜也曾这样要求，如果能够再有半杯酒，更觉满意。但是有什么好预备的呢！最方便的，就是鸡蛋炒饭，放些葱，蛋是要炒得老的，照绍兴农家的吃法，这种蛋炒饭他最喜欢。他欢喜吃硬的东西，饭炒起来也是要焦硬些，软绵绵的有些不大爱吃，好像丝绸的衣服不爱穿一样，他是彻头彻尾从内至外都是农民化的。譬如生黄瓜、脆花生、沙炒豆之类，对于他也还是爱好品。

他对写作的修养是很注意的，闲空的大部分都用在看书，更多的是外国书。除了社会科学的书是细细的阅读之外，普通杂志，他只是选几篇或一部分看看就完了。国内出版的杂志，不过翻翻就算了，如果没有什么好作品，是不肯浪费许多光阴的。有时寄来了，拆开之后，看看目录就算了。我拿过来看，也会劝告似的说：“不如拿这些功夫做别的事。”对于报纸，也不过花费十来分钟略略过目一下就完了，有时见到我总在看报，他偶然也会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他虽然这样马虎地过目，但是过了几天忽然要找某一材料，叫我向旧报翻时，我往往久翻不到，还是由他指示我约在某天某一个角头处找，这才找到。可见他处理学问的经济，而我是白费了，等于没有看过。他不承认有天才，然而这不是天才之异乎寻常吗？他说：他也是用功得来的，这明明是告诉人以他的天才还是一样的要用功，要善于用功。

别人批评他的文章，他或看或不看，却是不赞成依照批评而改变自己意志的。骂他的文章，就是寄到手头，他却未必就看，总把它堆在一旁，等到用作材料的时候才去翻它，这时是比较客观的研究了，人家以为他暴跳十丈高，其实更多的是炉火纯青的时候。

（原载于1939年11月1日《文艺新潮》第二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