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永不加赋”两百年，为何却农民起义不断？

清帝以“永不加赋”为世代相承的祖训，自清季以迄于今，论者褒贬不一。

晚清黄遵宪称“上稽百世以上，旁考四海以外，未有如我大清之轻赋者”；而章太炎却专文论说：“不加赋难”，并在《讨满洲檄》中直斥“永不加赋乃外窃仁声，内为饕餮”；近人孟森以为“终清一代，以永不加赋为大训，非高呼爱民，图一时宣传之用者比矣”；而刘兰青竟言：“清统治者有高喊永不加赋，正是其加赋有愧心理的外露，常规收入均有定额则是造成人们错觉的假象”。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

钱穆先生直接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批判道：清有所谓地丁摊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是增加的。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看来，人们对清朝的永不加赋不仅评价高下悬殊，而且论点争锋相对。争议的焦点即有清一朝是加赋还是“永不加赋”？下面我们来做一番历史考察。

刚刚入关的满清，面临着诸多严峻的问题：各地依旧残留着前朝军队、李自成余部、张献忠余部、南明朝廷，这些都是能对大清朝形成威胁的隐患。

更为严重的是，清军南下等战役中，大肆屠戮百姓、烧杀劫掠，又实行野蛮的“跑马圈地”和“逃人法”，极大损害了广大百姓的根本利益，激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感和怨恨。满清的马刀和弓箭，只能勉强维持统治。只要一有机会，各地反抗力量和不满情绪就会如火山一样喷发。

康熙初年的“三藩之乱”，就清晰地证实了这一点。清朝入关已将近三十年，吴三桂打出“反清复明”旗号，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江南数省闻风响应，顷刻之间江山易手；各地纷纷举起起义大旗，民心向背的巨大力量让清朝统治者感到一阵刺骨寒意。

三藩之乱时格局

尽管三藩之乱并没有反清复明成功，三藩势力也被镇压。但是这次事件却给了清政府一个沉重的教训，那就是“得民心者才可得天下”。

为了尽快博得天下百姓的好感与信任，清政府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打出了一张王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所谓“永不加赋”，就是无论以后人口数怎么发展，每年的人丁税征税额度，都以康熙五十一年的赋税数为准。

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

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是国家维持运转的重要保障，也是平衡国家与庶民利益的关键杠杆。历朝历代也经常会有减轻农民赋税的各种措施，但都是临时性的短期行为。康熙这一次的举动堪称大手笔，决心之大幅度之猛，空前绝后。乍一看确实是在减轻农民负担，老百姓应该感恩戴德才对。

然而从百姓们的实际反应来看，这一重大举动却并没有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康熙制定的这条政策虽成为清朝祖制，后面的皇帝也坚持实行了二百年，但效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从乾隆时期开始，清朝就进入农民起义高发期；各地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均登峰造极，为历代王朝之最。

清朝民变

我列举5次比较著名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都是波及数省乃至十余省的大起义。

苗民起义：

从雍正时期一直到嘉庆年间，黔、湘地区的苗族人民发动的一系列反清起义。持续数十年，波及四川、湖南和贵州三省。其中大起义三次，小暴动约二三十次，是清中叶影响较大的事件。征苗纪事诗、笔记小说、苗族民间故事及起义民歌等共同构成了对此事件不同的文学叙述与战争记忆。从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统治者看待这场起义是“平苗逆”的一场战役,而从苗民的视角来看是“复故土”与“求生存”的起义（追求自由平等有错吗？）。

苗民起义

川楚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起义爆发于嘉庆元年（1796年），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这次大规模战乱耗费了清朝政府十六省的数十万军队，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财政收入，使国库为之一空。“川楚之役，则诸将会饮，虽深箐荒麓间，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凡粮台地，玉器裘锦成市，馈献、赂遗、赌博，挥霍如泥沙”。八旗、绿营等清朝正规军之腐朽在起义中暴露无遗，清政府被迫依靠地方团练镇压起义。

白莲教起义

天理教起义（“癸酉之变”）：

嘉庆十八年（1813年），林清领导的天理教以“奉天开道”为旗帜，于九月份发动起义。200名天理会教徒于京城发动兵变，攻入紫禁城东华门、西华门，直捣清廷皇宫重地（午门守将策凌，身先士卒地带队逃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响应林清的京城起义，直、鲁、豫三省的天理会教徒在华北十几个州县相继起事，声势浩大，震惊朝野。嘉庆发诏自责：“汉唐宋明未有之变”竟发生在如今大清朝，“较之明梃击一案，何啻倍蓰！”

捻军起义：

捻军起义历时一十八年，捻军骑兵纵横驰骋于皖、豫、鲁、苏、鄂、陕、晋、直（冀）八省，极盛时期总兵力达二十万众。歼灭清军及地方团练数十万人，给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越是荒年歉收，入捻人数越多，所谓“居者为民，出者为捻”，而清朝官方称之为捻匪。）。后与太平军互有联络，行踪飘忽不定，难以捉摸。同治四年（1865年），清朝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中伏被捻军全歼。

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是清朝后期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

太平天国运动前后长达14年，势力先后发展到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福建、浙江、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诸省，攻克过600余座城市。严惩了中外反动势力。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朝国力大伤。

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的事迹及它提出的一些主张，对日后反清革命有一定影响。由于它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时代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意义，即在反封建主义的同时，又担负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同时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主张学习西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主张在当时是先进的。

太平天国势力范围

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同时，清朝的西北地区也爆发了持续十余年的回民之乱与阿古柏叛乱。

为什么清政府都永不加税了，百姓对朝廷还是那么不满呢？究其原因，不是他们不领情，而是“永不加赋”根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清朝征收的赋税（正税），包括地银和丁银为两个大项，也就是按田亩数量征收的土地税，和按人口数量征收的人丁税，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其他税种。康熙所说的“永不加赋”，根本不是所有赋税项目，仅仅是指人丁税一项而已。而土地税，对百姓来说依旧是个沉重的负担。

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直接把人丁税折算入田地税中，直接征收土地税，由此开始，人丁税作为一个单独税种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严格来说康熙的“永不加赋”至此已经名存实亡。

此外，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管理成本和国家机器规模日趋庞大，清政府所需要的钱粮也越来越多。因为国库没有足够的收入，国家便难以运行下去。但是明目张胆地增加正项税收显然有悖“祖训”，所以清朝的皇帝们开始挖空心思的增加新税种。在此背景下，一些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税种纷纷出炉。（我大清朝的税赋还真是多元化、多样化啊！）

比如有一项名目叫“浮收”：是指在正项皇粮的征收、储存、运输、保管过程中会产生必不可少的费用，清朝规定把此项支出折合入皇粮中，百姓交纳皇粮一石，只能折合为八斗，一下子增加百分之二十的负担。这个比例还算轻的，清代后期很多地方的浮收额度甚至超过正项。

还有一项叫“火耗”，情况大体与“浮收”类似，国家的税银在征收、熔铸、运送时会产生损耗，也要分摊到百姓头上，火耗的征收比例更为惊人，达到正项税银的百分之三四十是常态，数倍于正项税银也稀松平常。《清朝文献通考》直接记载“钱粮出于田亩之中，火耗加于钱粮之外”，如此明目张胆的加收火耗，还能宣称为减少赋税的仁政吗？

除了浮收、火耗，清朝还陆续开征厘金、矿税等名目繁多的税种。这些税种本不应该是百姓缴纳，但却被强行征收。综上所述，清朝的“永不加赋”看上去是有利于民生的百年大计，其实完全是个雷声大雨点小、糊弄百姓的噱头，掩耳盗铃罢了。给清朝皇帝赚足了眼球，百姓的负担不但丝毫没有减轻，反而却日益繁重，出现农民起义是自然而然之事。

更何况大清朝还有一群人是享受特殊待遇的，他们过着“月赐钱粮，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生活，正是这些旗人，对老百姓的压榨重到朝廷不敢想象，而老百姓还要叩谢“永不加赋”的天恩，实在是悲哀！

旗人遛鸟

清初时陆世仪曾说过“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清朝的赋税从起点就高于其他朝代，与明朝末年的三饷重税有何之异。

世界历史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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