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盲人日｜不做边缘人，荷兰社会的包容

正义女神为什么蒙着双眼？

这象征着平等、客观、不徇私、一视同仁的法治精神。

可现实中，法官通常耳聪目明，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来判断人和事。

但如果你遇见一位双目失明的法官，你是否会给予他同样的信任，相信他也能秉持正义，做出公正的裁判？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

文 | 纪衎

1982年2月18日，Romke de Vries成为荷兰历史上第一位盲人法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时时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在2015年，他在从业33年之后光荣退休，以自己的专业表现有力地回答了所有质疑的声音。除了他以外，如今在荷兰至少还有两位盲人法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

Romke法官出生时因为早产而被放入了保温箱，那时人们还不知道保温箱里面的氧气浓度可能会对婴儿的视力产生影响，他的视力在记事时就只有健全视力的5%到10%，到成年以后则完全丧失。

这样一位从小就有视力障碍的盲童，要如何成长为优秀的法官？

带着巨大的好奇心，笔者翻阅了许多对他的访谈，了解到他的成功不仅来源于自身超常的努力，也和荷兰社会对视障人士给予的包容和机会密不可分。

荷兰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国家，对待特殊人群（如盲人、聋哑人、唐氏综合征患者等），荷兰社会的理念是尽可能提供帮助以促进他/她们融入社会，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无差别就业、公共基础设施，而不做太多特殊对待。Romke法官的事例让我们了解到，荷兰是如何维护盲人群体的权益，并帮助他们发展和融入社会的。

体制保障，教育引路

荷兰实行融合教育原则，盲人学童会被尽量送到有条件的普通学校就读，而不是送到特殊学校。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Romke法官的求学历程和其他普通荷兰学生并无二致。在Romke法官的书房里，还保留着在中学时使用的由全盲文编写的希腊文教科书，见证了他在文理学院（Gymnasium）度过的求学时光。文理学院集中了荷兰最优秀的学生，它跟其他“重点中学”最大的区别是还会教授希腊语或拉丁语，这让学生们得以直接阅读西方政治哲学经典的原文著作，培养思辨能力。

荷兰有1700万人口，2008年的数据显示大约有8万盲人，而文理学院全国总共约有3万名学生。如果按照这样的比例，假定盲人学童能够同比例的跟其他同学一样的进入文理学院学习，他们的总数在全荷兰也不过百人左右。专门为他们开发一套希腊文课程，在几十个文理学院配备专门的师资和设施，让人切实地感受到了荷兰社会在教育上的巨大投入，只为达到“不落下任何一个人”和打造“包容性社会”的追求。

在荷兰，数量繁多的公立图书馆也为推广全民阅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适合的阅读”图书馆服务（Bibliotheekservice Passend Lezen），让视障者可以和普通人一样享受到阅读带来的乐趣，遨游在知识和文化的世界，促进个人的发展，并且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感和融合度。“适合的阅读”图书馆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系统的一部分，和Dedicon基金会以及CBB紧密合作——前者制作大量盲文书籍、大型印刷书籍、报纸、杂志等，后者为盲人和视障者制作基督教方面的书籍、报纸和杂志。

视障者注册成为这项图书馆服务的会员之后，就可以借阅适合自己阅读的图书，借阅的图书会寄到会员注册的自己经常去的当地图书馆，这样他们就可以去图书馆借阅自己想“看”的书籍了。目前“适合的阅读”图书馆服务已有超过5万名会员。

笔者的一位朋友是一名四岁多的盲童的妈妈，通过和她的交流，笔者了解到更多盲童接受教育的细节。在荷兰，有专业机构对盲童的各方面发展进行追踪，并根据他的发展情况，制定一个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长期发展计划，该机构提供的所有辅导和帮助产生的相关费用都由医疗健康保险理赔承担，同时政府和当地市政厅也会提供相应补贴。

在盲童到了该进入小学的年龄时，这一专业机构会对他的生活自理技能进行评估，之后建议他是否可以进入普通小学就读。专业机构在盲童入学前会与学校沟通，建议在学校的公共区域等地方做一些调整以为他提供便利。开学后，学校每月会收到政府的补贴，用于额外的教具购买、公共区域设施调整等，学校也会为他配备一对一的辅导老师。

与此同时，专业机构也会联系不同专业人士为盲童开展普通学校以外的特殊课程。例如每周会有专门的老师来教授盲文；同时也提供感官发育课，以开发他们的听觉、嗅觉、触觉、味觉，帮助他们用视觉以外的感官更好地感受生活。随着年龄逐渐增大，他们还会学如何使用盲杖、盲人电脑、盲人打字键盘、语音识别系统等生活技能，帮助他们正常地融入现代社会。据荷兰统计局、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的数据，2013年，处于15到64岁的荷兰人中，有14%的残障人士，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有固定工作；根据欧洲盲人联盟（The European Blind Union），29.3%的视障人士在贸易、餐饮、运输、金融服务和商业服务等行业中工作，还有26.1%主要在教育行业或政府部门工作。

平等共识，助力社会包容

荷兰社会的包容性，一方面体现在其制度设计和部门协作可以帮助特殊人群更好地融入社会，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普通人也能以平常心、平等心和包容心对待他们。

1982年，阿姆斯特丹法院院长Borgerhoff Mulder任命Romke de Vries成为法官。在此之前，没有法院敢接这位完全看不见的年轻人。乌特勒支的法院给了他第一次机会，但是这个尝试失败了，后来他来到了阿姆斯特丹的法院。

有一天，他在资深法官面前处理一起离婚案件时（荷兰的法官有见习制度，在这此期间，见习法官需要在资深法官面前办案，最终“毕业”成为法官），Romke法官“感受”到了有人举起手，于是他向这位当事人问道：你想说什么？这个举动深深震撼了考察他的这位资深法官。

尽管当时董事会对Romke法官的任命感到犹豫，认为一个人在无法根据自己的观察来判断人和事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充分行使司法职能？但由于资深法官的包容和举荐，阿姆斯特丹的法院仍旧任命Romke为法官，成为了荷兰历史上第一位盲人法官。

今年，由于疫情导致大量案件积压，荷兰决定放松法官70岁强制退休的规定，好让更多有经验的法官能够回到法庭工作，缓解危机。Romke法官便再回到了自己的老岗位上，而这次的工作地点是在鹿特丹的法庭，意味着这位70多岁的老人以后每周都要带着自己的导盲犬，用公交、地铁和火车单程通勤一个多小时，穿越荷兰最繁忙的两座中央火车站去上班。

这让笔者想到在荷兰通勤高峰期时偶尔擦肩而过遇到的盲人。除去墨镜、盲杖、导盲犬，他们行色匆匆，和普通人无异，这得益于荷兰为残障人士提供的支持系统十分细致完善，而社会的共识也对残障人士抱有极高的同理心。当人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不会报以好奇的目光，没有指指点点，只是看到他们可能会碰到障碍物的时候，走到身边提醒或者带领他们走过一段难走的路，然后报以微笑告别，各自继续自己的行程。

为了让大家能更加体谅盲人或是视力不完善人士的出行不便，同时为眼部检查筹集资金，荷兰每年还会举行一天的盲人行走（Blind Walk）活动，参与者会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全程蒙着眼睛走完一段路程，手里可能还会拿着导盲棍来增强真实性，不少参与者都感到十分紧张和不适，这样的活动让人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作为一位盲人的不容易，在日后的生活中也会更加体谅视障群体。

荷兰用制度和共识构建平等和沟通的桥梁，让身体有缺陷的人们像一滴水一样平静地汇入人海之中，笔者想，这也许就是融入社会的最佳姿态吧。

关注视障群体，中国亦在行动

在中国，盲人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据中国盲人协会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上盲人最多的国家。视力残疾人数达1731万，每100名中国人中就有1人为视障人士。近些年也有越来越多对残障人士生存环境的讨论。有不少公益组织（如支付宝公益爱心项目）从多方面对盲人群体进行救助和扶持，特别是随着现代科技发展，互联网应用软件在开发上也更加关注视障群体的应用需求。

2013年，由腾讯、阿里巴巴集团、百度、微软（中国）、信息无障碍研究会共同发起中国信息无障碍产品联盟，通过开展信息无障碍论坛沙龙等活动，协助互联网公司将信息无障碍融入产品开发及维护流程，倡导更多互联网公司及IT从业者关注信息无障碍。国内社会也在盲道红绿灯、地铁车站等公共基础设施逐步加强对残障群体的人文关怀。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也有越来越多的博主、社群组织参与并关注信息无障碍的社会建设，为视障群体发声。

视障人群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需要我们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扶持，将便利落到实处，用爱点亮他们的“视”界。荷兰盲人法官的事例为我们揭开了荷兰包容性社会一隅，让我们开始思考更多社会弱势群体“去边缘化”的可能。

作者 | 纪衎

现为rabobank（荷兰合作银行）研究部经济学家，原为荷兰经济规划局（Het Centraal Planbureau）宏观经济研究员，从事金融市场风险、宏观经济预测、欧盟相关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

（在此致谢专栏作家刘毅强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