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48年：成都闹市浮出一艘船

撰文|王实 小莉 视觉|solo 木鱼

外地人不知道，老成都人说“太慈寺”，写时才是“大慈寺”。

“太慈寺”附近的“大吉里”，目前是成都炙手可热的商圈。

据说，太古创始人约翰·森美·施怀雅（John Samuel Swire）曾试图给公司取一个“寓意良好的”中文名称，他在春节看到中国人春联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大吉”，照猫画虎，不慎誊写为“太古”。

沧海桑田。成都市中心早已面目全非——正如太古里的高宅，最近出现了一艘轮船的模型。

船名Aden。

1856年，英国南开普敦夏日公司（Summers Day &Co.）建造了这艘蒸汽动力钢制客货两用船，数据颇具“时代感”——812总吨，954马力（主要动力为210马力的直动式闸阀蒸汽机），长78.49米，宽9.08米，单螺旋桨，航速每小时11海里，配置了112个头等舱位，22个二等舱，能载乘客134人。

1872年11月轮船招商局筹办期间，为使尽快开业投入营运，朱其昂以1.5万英镑（折合5.0397万两白银）购下Aden，并改名汉文：伊敦。

▲“高宅x招商局历史博物馆”展出现场

伊敦，轮船招商局历史上的第一艘蒸汽轮船。

也是中国海运的“第一把火”。

无独有偶，Aden源于盖尔语。在古英语、威尔士语和盖尔语的交融中，这个词本来就有“火”之意。

这艘船，只是一个时代缩影。在成都太古里高宅，这场展出背后的故事正娓娓述来。

成都太古里高宅的这个展出，淋漓尽致展现的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轮船招商局148年的历史。

▲ 高宅（The Upper Gallery） By真友书屋

公元1759年，一份御状递曾递到了乾隆的案头。一位中文名洪任辉的英国商人声称：因为中国商人的欠款问题，本国“公班衙”派我上京师申冤。这是今天人们所知道的最早涉及公司事务的中国官方记载之一。公班衙，就是西方公司（Company）一词的音译。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译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对方的注意——有一个衙门的“衙”。后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英国的议会（Parliament）时，为了便于中国人理解做得更直接，译为“巴厘满衙门”。

▲ 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由》奏折，By招商局历史博物馆复制品。

张之洞的奏折因辞藻华丽、旁征博引总是太后推荐转发，官场读物10W+；而李鸿章的奏折则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在奏稿里，李鸿章阐述了洋务派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基本动机，提出了招商局实行官督商办的管理体制，规定了招商局执行“分运漕米，兼揽客货”的经营方针。

但公司到底是什么？能促使李鸿章，用蝇头小楷劳神费力写下这份奏折？

公使薛福成曾这样评价公司的威力：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西洋诸国，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

请注意，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人知道公司最大的三个特征是有限责任、投资权益的自由转让和公司的法人地位。

他们只是看到了公司排山倒海的力量，就决定：我也要。

这不奇怪，当时积弱的中国，向往强盛的心太过澎湃。

上海，自1842年成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后，这里就成了各国公司在华的竞技场。1882年，轮船招商局终于打破了外商之于航运业的垄断。

当时成立刚十年的轮船招商局，已在海外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年利润在160万两白银以上。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用战争打开国门后，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本国公司的力量。

▲ 1872/1873年招商局用的双鱼旗。李鸿章生于1823年阴历2月15日，似乎也是“双鱼座”。

飘扬着双鱼旗和三角龙旗的中国商轮，第一次活跃在中国最大的内河长江与近海，出现在东亚、南亚。招商局的远洋轮船，横渡太平洋、大西洋，远航美英等国。

1872年，也就是招商局成立的同年，大阪府发布公告，明确要求民众缔结会社、商社，应熟读涩泽荣一撰写的《立会约则》。在政府的倡导和扶持下，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6年，日本各类公司的总数达到4596家，其中股份制公司占半数以上。

这其实是一场东亚的公司竞速赛。

▲ 上海地区的沙船 By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李鸿章的一切都围绕实效。比如，买下伊敦号的朱其昂，原本只是以沙船为业的巨商，通过捐钱获得了候补知府衔。但李发现他之于航运事业异常熟悉，率然启用。

及至才力更优的唐廷枢和徐润入主时，朱其昂格局颇高，“自知才力不及”，主动辞去招商局主要负责人的工作。

我们查了一下1882年的《申报》，当时招商局原值100两的股票已升至253两。

然而，体制难题渐露端倪。招商局在创办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官督商办的理念。身在局中的盛宣怀认为，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

官督商办意味着清政府对民间力量是防而不是放，不信任市场规则，而信任官员的道德。招商局对新的民族工商企业的创立，确实起到了一种启动和促进作用；但，终难在商言商。

1883年。轮船招商局上书朝廷要求官股到期退出，完全实行民营，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私人股东被迫撤股，盛宣怀身兼官方督办和商方总办入主公司。

“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郑观应在长诗《商务叹》直抒胸臆，作为盛宣怀的好友和多个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建者，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第一是重商，他主张商握四民之纲，就是把商提高到很重要的地位，第二个思想就是商战思想，他主张跟外国进行商战，主要的观点他说是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甲午之败是对晚清官商体制的一次明明白白的宣判，而此时的中国的民营公司又是否能走上前台呢？

1894年，大清帝国状元张謇弃官从商；人们都说他疯了。

张謇为了一改商界，为塑造现代股份制公司而来。十数年艰辛之后，大生纱厂成功亮相，张謇没有重蹈招商局的覆辙，大生官股只可分红利，不干涉实务。

我们查了一个数据，1910年时，正式注册的民营公司大约410家，与官办企业的比例为4：1。

这年6月，清政府不得不将招商局交给民间机构打理，此时公司净亏损已达数10万两白银，但问题的根本还不在于经营，而在于没有市场环境。

被东印度公司用打开国门，让清廷对公司的理解失之偏颇。实际上，在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后的第三年，即1874年1月1日，经营了274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中，公司真正成为富民强国的力量。

1910年冬天，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写下了《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他认为，公司面临的问题仍是缺乏法治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

转年，民间入股经营的川汉、粤汉铁路被强行收归国有，随之引发的保路运动，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

▲ 成都，也是那场运动的中心。人民公园的四川保路运动纪念碑。By四川省情网

1930年，招商局再次被收归国有。

国民政府仅用不到十分之一的价钱就收走了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股东的亏损都……自己承担。

此时距离国民政府颁布《公司法》尚不足一年，虽然指明可以扩大规模，但实际还是高度管控。

在高度控制的经济体系中，自由竞争不复存在，市场经济难觅其踪。国民政府这种办公司的想法和做法与晚清如出一辙，初衷都是为了强国，结果却事与愿违。

▲ 1947年，招商局总部。By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抗战中的吴淞烽火，前篇其实是招商局的悲壮！

1937年8月13日，日军拟攻占上海，封锁吴淞江口进而沿江西上。

国民政府为防不测，决定征用船只沉于江海各要塞，以配合防御，阻断日本海军西进的通道。

招商局深明大义，当即慷慨应征，先后在江苏江阴、江西马当、上海吴淞口、浙江镇海、湖北宜昌等多个要塞，自沉船舶24艘，占招商局船舶总吨位的40%，成为被征塞江船舶最多的航运企业。

江阴封锁线筑成后，打乱了日军从水路进攻南京的计划，本可将日本在长江商船和军舰全部俘获，但日本各舰船提前得知消息，逃出长江口。仅俘获岳阳丸（3208吨）和大贞丸（1369吨）（注：大贞丸是鲁迅1902年前往日本留学时从南京乘坐前往日本的轮船），分别改名为“江汉”、“江襄”，由招商局接收，作为抗战以来的第一批战利品，投入抗战运输。

总体来说，这是抗日战争中极悲壮的一幕：当一艘又一艘装满石块的铁船自凿沉没，此起彼伏，宛若一幕接一幕的黑色葬礼。

中国企业在民族存亡之际，以独特的方式无比悲壮地展现了自己的力量。这一壮举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速度，为军民及大量物资的后撤赢得了宝贵时间。

▲ 抗战胜利后的国营招商舰船。By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1949年，结束了近代以来的百年动荡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终于拥有了立足的基础：一个主权完整的新国家。

此时出现在舞台中央的是国营工厂，它们的动作方式是执行国家计划。

▲ 1949年10月22日，招商局广州分部接管令。By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招商局再次浮现在人们眼中。

如果不是广袤的海外市场的召唤，也许现代公司根本就不会出现，在地中海孕育、从大西洋出发，公司的诞生就是为了远渡重洋。

无论你怎么看，我们认为，真正缔造了现代社会的是股份有限公司。

以李鸿章上书清廷的《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由》获批作为开端，招商局成为了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并由此开启了近代民族航运业的里程碑。洋务运动时期，招商局就以先行一步积累起来的资金、 人才等， 或直接创办、 或派员管理， 带动了一批近代民族工业企业的兴起，创造了中国多个第一。

1874 年创办中国第一家船舶修理厂——同茂铁厂；

1875年参与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 1876 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仁和保险公司；

1878年投资创办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同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9年架设中国第一条电话专线线路；

1880年参与策划创办中国第一家电报局，天津电报局；

1881年投资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

1897年投资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1908 年投资中国近代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

……

▲ 1921年，英商发布的开平矿务局股票。

▲ 李鸿章乘坐火车视察唐胥铁路

高宅×招商局

求富、自强，近代史上，招商局的身影始终贯穿在这两个口号之中，做出一项又一项“开眼看世界”的尝试。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招商局承担着不同的历史角色，但不变的内核是，始终跟随时代潮流和肩负起民族使命。

从洋务运动阶段民族企业的代表，到抗战时期中流砥柱，再到解放后重获新生。百年招商，不仅凭借深厚的民族工业血脉积累成为新中国航运业和港口业的发展基石，更在此基础上，抓住历史机遇，重新出发，率先起航。

招商局在蛇口的实践，是整个中国重新回到市场经济的前奏。

点击此处可见袁庚和招商局当年按下的改革开放“启动键”

1979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经济特区的战略构想，招商局紧紧抓住历史机遇,以“敢为天下先” 的精神，创建蛇口工业区，这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外向型、 开放型、 改革型工业区的诞生。

▲ 今日蛇口

新时代后，招商局更响应国家深化改革开放战略， 沿着“ 一带一路” 进行全球布局，抓住蛇口升级自贸试验区为契机， 将其打造成“ 一带一路” 的桥头堡， 探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进入2020年，我们所见到的招商，已经成为一个集实业经营、金融服务、投资与资本运营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2019 年发布的《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中，招商局和旗下招商银行再次双双入围，招商局成为拥有两个世界 500 强公司的企业。

走过改革开放的四十一年，走过近现代中国自强之路的一百年余年，招商局始终与时代同命运共发展。

而这些已经尘封的时代剪影，无论是招商局起航时的风姿勃发，民族兴亡时刻的破釜沉舟，还是时代岔路口的决然选择，每一个令人动容的历史时刻，都能在此次“高宅×招商局百年历史博物馆”展出中，逐一再现。

这个展览值得一看

百年历史博物馆

地点：成都·太古里·高宅（The Upper Gallery）

一场展出背后是时代与招商局百年历史的共鸣共融。而风帆拉满，时代之子又有了新的起航点。

自由包容的成都，在迈向国际化的高光时刻，也浮现出清晰的招商背影。

新的时代节点上，招商选择蓄力着墨成都。

为什么是成都？

泱泱三千年蜀都天府，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和向上达观的城市个性固然是吸引全球最具前瞻的企业组织和商业品牌与之“同航共融”的内在魅力之一。

但更为重要的是，现下成都已经站在了链接世界关键节点上，与招商时代使命相契合：推动中国城市迈入2.0进程。

“公园城市”理念的践行，是成都实现对城市化进程推动的重要举措。其中的关键发力区域，是天府新区。

2018年2月11日，总书记在成都考察时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天府新区，由此成为国内“公园城市”的首提地。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全球视野范围内，一些有关公园城市的理想片段瞥见其中的内核基因。以纽约为例，中央公园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她的城市发展史。如果没有中央公园，纽约或许也只是一座平平无奇的港口城市。

19世纪50年代，美国城市化进程急速行进。有数据显示，从1821年到1855年，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纽约人口翻了四倍。经济优先的发展理念，让城市格局的弊端暴露无遗，城市病层出不穷。

直到1854年，奥姆斯特德开始着手设计一座公园，试图在繁华市中心创造一种特殊气氛，提供城市人一个宛如乡村景致的休闲去处。

公园建成后，周边的物业迅速升值，掀起开发热潮，并推动城市服务设施建设。当然，除了推动经济发展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央公园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生活品质大幅改善。随着时间推移，中央公园也由此成为纽约的一个文化和城市精神标志，加速了纽约成为世界一流城市的速度。

但 “中央公园”的形式仅仅是阐述清楚了“城市公园”的定义。什么又是“公园城市”的表达？

站在新时代路口的成都，已经找到了 “公园城市”的进阶解答：在公共底板下实现生态、生活和生产一体化，重新定义“人—城—产”的逻辑关系。

实际上，在不同人眼中，公园城市所描绘的未来，有着不一样的体验，但却指向共同的城市理想——让生活更美好。对未来城市的美好愿景，也折射出一场关于未来城市发展理念的重大变革。更无疑是时代交给成都的一张试卷，充满荣耀，激励着这座城市不断地自我鞭策与自我创新。

所以，作为“公园城市”首提地的天府新区，尤为任重道远。但建城2400多年的成都，欣逢来自中国改革浪潮最新城市的生猛力量——招商局。共同发力之下，有关公园城市的探索已经从纸上规划开始践行为现实。

招商·时代公园——在天府新区中央商务区总部基地中，成都最新的构思和进击，智慧城市和公园城市发展的进程之一已经启动。

总部经济区规划面积约1.23平方公里，地上建筑规模249万平方米，地下开发空间168万平方米。在总规划面积28.6平方公里的天府新区中央商务区中，面积占比很小，但却是整个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功能区之一。

▲ 天府新区中央商务区总规划面积约28.6平方公里，处于成都城市中轴线天府大道南端，雄踞天府新区核心区域，兼顾两大国际机场与高铁枢纽。按照“总部经济主导、多元业态支撑、人城境业融合”的思路，将打造形成总部经济、会展博览、国际交往、生态公园四大功能、总部经济、会展博览、宜居活力三大板块，建设面向世界的中央商务区，打造成都未来城市新中心。

根据规划，总部经济区将打造为集商业商务、文化体验、旅游消费、体育休闲、交通换乘等功能为一体的公园城市新范本——中央商务公园(Central Business Park，简称CBP)。

有关CBP，天府新区总规划师匡晓明曾表示，天府中央商务区总部基地将有别于传统的总部基地，“可以说，总部经济区将在全球范围内引领CBD进入3.0版本” 。

在总部经济区中创新融入了“POD+TOD+VOD”三大规划策略，主要就是突出天府新区绿色、高效和活力三大特征，形成文化居住、魅力街区、高端商务、艺术时尚与消费场景有机结合，兼具地域文脉和时代精神的活力开发空间。

不得不提的是，总部经济区总用地面积约1.23平方公里，其中招商·时代公园，占据了65%的面积，同时这也将是招商局在成都的总部基地。

▲ 招商·时代公园效果图

据悉，招商·时代公园用地面积约787亩，总投资逾300亿元，地上总建筑面积约180万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积约168万平方米，规划住宅、办公、商业（含酒店）、公寓四大物业形态。计划打造高度约396米、集五星级酒店与超甲级写字楼于一体的地标建筑，以及城市候机楼、多栋甲、乙级写字楼，形成城市天际线，并为区域产业导入奠定基础，推动良好的商业循环。

同时，在POD、TOD规划指引下，招商·时代公园将融入“公园城市理念”，进行地上、地下一体化垂直开发，景观、建筑、人融合贯穿。地上步行天堂与休闲绿地穿插，地下是围绕轨道交通展开的通行设施和商业空间。

人、城、产一体，未来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绿色、垂直、智慧化、高颜值、有活力的美好城市区间。可以说，招商在总部经济区范围中的发力，对天府新区，乃至整个成都而言，都起着一个撬动和示范性支点的作用。

公园城市，是成都迈过城市发展阶梯的下一个“蓝海”。在这个新的起跑线上，跨过百年岁月的央企招商，希望为成都城市格局跃迁之旅贡献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