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宫古乐器“忽雷”：画家韩滉所制，历经五朝千载终入故宫

　　一提起唐代，我们就常以日本奈良正仓院的所藏举例，尤其是紫檀螺钿五弦琵琶，螺钿紫檀阮弦、金银平文琴这三件珍品，它们由遣唐使带回日本，是圣武天皇生前爱用的乐器。如果我们想一睹唐宫乐器，真的只能漂洋过海吗？不，和正仓院所藏宝物同为音乐史上奇珍异宝的，还有一件，不，应该是一对。它们有个霸气的名字——忽雷！

　　想见它不难，就在国家博物馆“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展”，你将亲见来自1200多年前的大忽雷。要知道平日里，它们可是深藏故宫库房，不轻易示人，上一次展出还是20世纪60年代初。（不过我还是要遗憾的说一句，这次故宫参展的是一件复制品）

　　琴身上刻篆书“故宫博物院复制”

　　这件大忽雷，系用整块的紫色桫椤檀木制作而成，琴身全长89厘米，腹宽20.5厘米。琴的下半部雕凿出椭圆形的腹腔，上面蒙以蟒皮，形成半梨形的共鸣箱，右下部蟒皮蒙边处有脱落。

　　琴颈以上木雕金漆龙首，呈突目张口状，神态生动。但龙口内的含珠已不复存在。颌下有双孔，为穿弦用。琴首两侧各置一檀木琴轸，表面均刻直条瓣纹，轸顶镶有骨饰。

　　琴颈表面镶有一段象牙片，下面接有一截碧玉片。书载“琴颈正面的山口下方，刻有篆书“大忽雷”三字”，但在这件复制品上并没有没找到。

　　琴首外饰金漆，琴背除施以朱漆外，还有彩绘描金双凤图饰。制作工艺精致细腻，外表粗犷美观，堪称传世佳作。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在平静的空旷地弹奏时，用它演奏重强音时的琴声能传到二、三里地以外。

　　“忽雷"之名，一般都解释为弹起来“忽忽有雷声”，所以得此名，但另一种解释认为是“鳄鱼”，取名之义在《双忽雷本事·小忽雷记》中有解：“忽雷即鳄鱼，其齿骨作乐器，有异响。”水浒中朱贵的绰号“旱地忽律”，即是旱地上的鳄鱼，“忽律”“忽雷”音近，当是音译中的转变。

　　忽雷诞生：大画家韩滉“偶得奇木而制”

　　关于忽雷的问世，在北宋文学家钱易所撰的《南部新书》中有：

韩晋公在朝，奉使入蜀。至骆谷山椒，巨树耸茂可爱，乌鸟之声皆异。下马，以探弓射其颠，枝柯坠于下，响震山谷，有金石之韵。使还，戒县尹募樵夫伐之，取其干，载以归。召良匠斫之，亦不知其名。坚致如紫石，复金色线交结其间。匠曰:‘为胡琴槽，他木不可并。’遂为二琴，名大者曰“大忽雷”，小者曰“小忽雷”。因便殿德皇言乐，（滉）遂献大忽雷入禁中所有，小忽雷在亲仁坊里。

　　时任镇海节度使（一说宰相)的大书画家韩滉，在今陕西省咸阳地区周至县西南的地方发现了一株奇树，便命知县派工匠砍伐下来。该树木质坚硬，敲上去发出金石之声，看树纹有金色交织其间。于是，他请技艺高超的琴工制出两张琴，名日大忽雷、小忽雷。这样宝贵的琴，韩滉未敢私留，献给了唐德宗。

　　因小忽雷项刻“臣滉手制恭献建中辛酉春”可知其入藏禁中的时间是德宗在位的建中二年（781年）。而当时不知其名的树，经后人考证，谓木本桫椤科的“桫椤檀木”。

　　唐文宗李昂文宗(827~840)时，宫中有个艺官，人呼郑中丞，尤精于琵琶。她曾经弹过小忽雷，后来因小忽雷的匙头坏了，被送到崇仁坊赵家去修理。一天，唐文宗听郑中丞弹琴，嫌曲调悲凉，龙颜不悦，命太监将她勒死，扔到河里。

　　当时有个叫梁厚本的宫中官吏正在河边钓鱼，忽见河上漂着一件东西，大约有六尺多长，两人合抱那么粗，用锦缎帛绸缠着。梁厚本忙命人捞上岸来，里面原来是一口棺材。打开一看，内有一具女尸，面貌如生。解去脖子上的绸帛，口里似乎还有气，灌以米粥，竟苏醒过来。她就是郑中丞，后成了梁厚本的小妾。梁厚本听郑中丞讲小忽雷在崇仁坊赵家，花了很多钱，将小忽雷赎回。

　　郑中丞见到自己弹过的乐器，恍如隔世，万分高兴。但她白天不敢弹奏，只有在晚上才能轻轻弹奏拨。一日，天气晴和，梁厚本和妻子在花下饮酒，郑中丞在旁弹起小忽雷。想不到这时宫中黄门侍郎放鹞子从墙外经过，听到了琵琶声，他暗暗说道:“这曲子我在宫中听过，这不是郑中丞弹小忽雷吗?”黄门侍郎把这怪事告诉了皇帝。文宗得知郑中丞还活着，又是惊喜又是后悔，后悔对郑中丞的赐死太过分了。当听说她现在已经给梁厚本作妾时，不但没有责怪，反而给了他们夫妻很多赏赐。而属禁中秘器的小忽雷“应复入宫”。

　　然而，太和九年（835年），宫廷发生了“甘露之变”，宦官仇士良专权，纵禁兵血洗宫廷。公元841年，武宗李炎即位后，仇士良犹追怨文宗不已，凡文宗生前亲幸者，诛贬相继。弄得乐府空荡，大忽雷、小忽雷也在此时流落民间，不知在何方。

　　元代末年，方知大忽雷为诸暨(今属浙江)人杨维桢(1296年-1370年)所藏。杨维桢是元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自称"铁笛道人" 或"铁心道人"。他在《谢吕敬夫红牙管歌并序》中写道:"吕云度庙老宫人所传物也，沧江泰娘盖敬夫席上善倚歌，以和予大忽雷者，故诗中及之。"诗中有"铁心道人吹铁笛，大(忽)雷怒裂龙门石"之句，可见大忽雷的表现力，确有磅礴的气势。

　　到了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那个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桃花扇》的孔尚任（孔子六十四代孙）在北京的集市上偶然得到了小忽雷，十分欣喜，因身边未带足纹银，遂脱下衣服典当方得。这时距“甘露之变”已经过去了856年。

　　康熙三十三年，与“擅诗文、工音律”的“仙才”顾彩合编了传奇剧《小忽雷》，把粱、郑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小忽雷穿插在中唐后期的重大历史事实中，“词曲之妙，不减《桃花扇》”。孔尚任还在小忽雷的一对牙轸上题诗寄思古之幽情。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孔尚任去世后，其子携琴入都，遗于道左，为王斗南得之。王氏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前，又将小忽雷赠与孔泗源。后又由嘉兴的伊汤安处转至桂林的亲缘继昌所藏。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继昌将小忽雷赠与山东诸城名士刘燕庭，道光十九年(1839年)，刘氏嫁女，小忽雷又作为嫁妆，来到了华阳的卓海帆卓家。

　　宣统二年(1910年)，安徽贵池学者刘世珩(1863年-1926年)，由北京的卓家购得此琴后，将其斋名为”小忽雷阁”。但他时刻不忘寻求大忽雷，在其《小忽雷传奇跋》中写道:"顾余以小忽雷迭经劫火，并未遗失，则大忽雷或尚存人间世，不能恝然忘也。"果然很快，就在同一年，刘世珩得到了日思夜想的大忽雷。他在《小忽雷传奇跋》中继续写道:"冬十一月，访大兴张瑞山琴师，与之纵谈古乐。(张)曾言三十年前 (光绪初年)于京师市上，得一古乐器，为大忽雷……瑞山能弹之，其声清越而哀。"

　　大忽雷摹本（《善斋吉金录》）

　　二人相聚，如遇知音，遂将大、小忽雷"二器并陈"，相互比较、鉴别，"且断纹隐隐与余藏唐雷威、雷霄斫琴、髹漆绝似，其为唐物盖信。于是，张瑞山割爱，把大忽雷也送给了刘世珩。刘世珩把"小忽雷阁"改名为"双忽雷阁"，又收集了所有关于大、小忽雷的记载、诗歌，编辑成《双忽雷本事》一书，1911年在天津出版。

　　1926年刘世珩去世后，有族人刘子鹤自称与刘世珩有债务关系，于是从其子刘公鲁手中半骗半拐，大小忽雷竟落入他手。转为浙江湖州南浔名收藏家刘翰怡（字晦之）所有。

　　刘体智（1897—1962，字晦之，又作惠之、慧之

　　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前身）筹备处1933年4月在南京成立，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由傅斯年担任筹备处主任。刘晦之在1937年1月12日致函傅斯年，中云：“彝器之部，尚存二百余件，作价二万五千元，其中仅大忽雷一件，外国博物院曾出价三千美金”大小忽雷是当时文人藏家很看重的收藏名品，容庚曾愿出价5000元购之，而照刘晦之所说“仅大忽雷一件，外国博物院曾出价三千美金”，按当时汇率核算，约合法币万元有余，两件合璧，更不止此数，足见价值不菲。然而关于其真伪，质疑之声时现，更有云大忽雷为伪中之伪者。

　　1937年1月12日刘晦之致傅斯年

　　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的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今国家文物局）从刘晦之老人手中，收购到流传民间千余年的古代乐器大小忽雷，后调拨给故宫博物院收藏。大小忽雷仅在60年代初曾对外展出过。

　　1994年，上海市崇明县文化馆王霖先生，在《乐器》上发表《唐宫秘器大小忽雷觅踪》长篇文章，详尽地阐述了唐代韩滉所制的大小忽雷千余年的流向和有关陈文，证实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小忽雷确为韩滉所制，并澄清了昔日的一些不实传闻。

　　清代诗人陈三立曾作《题刘聚卿枕雷图》，概括了大小忽雷的历史踪迹：

小大双忽雷，故事越千祀。伐材奉使中，巧制韩滉始。变乱散唐宫，历历兴亡史。收玩几名流，燕庭资嫁女。奇遇到今世，尤物合两美。曾登主人阁，拂拭傲绿绮。戏语失瑞山，谁解一弹指。废拍形歌诗，侧听宁悦耳。

　　大小忽雷的历史踪迹，既是一部器乐史，又是一部文物史，更是一部传奇史。既有过光彩夺目的时期，亦有隐伏几载的“草蛇灰线”，正如刘世珩所言；“两忽雷制自晋公，藏之内府，时阅四代，屡更盛衰兴废之故，其间隐晦不显者，又不知几何。”

　　在这1200多年的时间里，多少有识之士为这国宝不致毁亡，不致散落异邦而呕心沥血，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相付。这件稀世之宝，今能为故宫所藏十分庆幸，也盼望着它们的艺术潜力被挖掘再现，让后人能再听忽雷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