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兰 杨振钢：我知道的师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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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于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早八点零五分，因肺癌晚期在日坛医院与世长辞，离开了他心爱的家人和喜爱他的观众，至今整整四十年了。关于他所创立的裘派艺术在他死后四十年，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对中国戏曲的贡献有口皆碑，无须赘述。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回忆我的父亲，以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

京剧自徽班进京算起已有二百多年，和其他民俗艺术门类一样，他的历史流脉多年来以师徒之间的私密传授为其主要手段之一。对流派的传承更是如此。师傅对徒弟的选择和培养不仅是他自身艺术生命的扩充和延长，而且关系到整个流派、行当，乃至整个京剧事业的前途。“师徒如父子”，师字有传道、授业，解惑之责，父字有育人、立德之任，徒弟也称弟子，除学习师父的技艺本领外，应尽孝悌之道。并注意自己的言行和应负的社会责任，避免“德有伤，宜亲羞”，给师父带来坏名声和负面影响。在这种看似很私人的传承中，包含了道德品质的传承，和院校培养学生模式相比，这种传承方式更多的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的人品、人格力量。也是流派传承的精神内涵。

裘派艺术以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今长盛不衰，除了因它的艺术魅力和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外，我认为我父亲的人品、人格在流派传承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父亲的成名是历经磨难和艰辛甚至屈辱，不断进取才成功的。为此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在艺术上追摹、定位、发展、创新、保存，不断努力而创立了流派。以收徒弟的方式进行传承，得英才而教之，是他一大乐事，他爱才、惜才从不保守。待人以诚，所以他在学生的心目中是师父也是朋友。师徒之间，疼爱学生和孝敬师父是一种有机的互动。我父亲上世纪四十年代，不到三十岁就开山门收徒弟。当时有方荣翔、钳韵宏、夏韵龙、陈宝魁、叶庆先等。新中国的建立使社会政治经济空前发展，人民当家作主，裘派艺术像其它各行业一样有了发展、提高、弘扬的条件。创编了大量剧目，丰富了裘派的内涵确立巩固了裘派在净行的地位。他生前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裘盛戎”。五六十年代又收了黄景春、郝庆海、张韵斌、李芝刚、吴玉璋、孟俊泉、于鸣奎、杨博森、陈宏军、陈国光、赵志远、姬少戎、刘玉祥、常喜诚、奚延宏、常鸣贵、姚憾岳等，另有义子李祖龙、李欣、陈正宏共计四十多位。他们的学生现已是京剧舞台上净行的佼佼者，如邓沐玮、康万生、孟广禄、安平、宋昌林、唐元才等。如今，裘派传人已有四代，大多在全国各京剧院团担当重任，对裘派艺术的薪火相传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使得裘派艺术这一祖国文艺宝库中的奇葩长盛不衰，作为裘盛戎的子女向他们表达由衷的感谢！

在戏曲界向来有尊师重道、爱徒如子的优良传统，在我父亲所有的四十多位学生中除极个别的不屑之人外，可用四个字概括：“父子情深”。虽然我父亲去世四十年了，有几位老师哥也已故去了，但让我感动和记忆深刻的是这些师哥对我父亲的爱与孝，其中充分体现了中国故有的传统文化和美德。在我父亲早期的徒弟中，素有四大弟子之说，他们是：方荣翔、钳韵宏、夏韵龙、王正屏。常去我们家的人都知道，即便是物资匮乏的六、七十年代，我们家有两样东西从来不缺，那就是花生米和大葱。中国哪个地方盛产这两样东西呢？是的，山东。裘派弟子谁在山东呢？那就是方荣翔。荣翔师哥是我父亲所有徒弟中年龄较大的，也是心最细的，一九五六年，志愿军回国后他随师父边巡回演出边学戏，中午师父午睡，他就在房门口守护，怕有声音会影响师父休息，就光着脚走路，就是在我父亲去世后，他依然保持着每逢三节两寿必汇钱的做法。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他故去才停止。试想如果不是真心孝敬师父，能保持那么多年么？一九七一年，夏韵龙师哥知道师父得了绝症，时日不多，就决定留京照顾师父，他当时在江西工作，不回去就意味没有收入，自己又有一家人需要生活，为了尽孝做出牺牲，师父去世后，他又代师传艺，教授师弟裘少戎。

钳韵宏师哥远在青岛，但只要是家里有事，接到电报或电话，不管有没有火车票一定连夜赶到北京，尽心尽力操办师父的大事小情，勇于承担责任。王正屏师哥在四十年代由周信芳先生举香在上海拜师后随师父来到北京，前后两次共七年和师父同吃同住同演出。做衣服都是一式两件。外人一看俨然是一对亲父子，遗憾的是我父亲生病去世期间，正值“文革”，正屏师哥因反对“四人帮”，被关进监狱，我父亲生前多方打听，也没人告诉他真相，一九八九年我母亲生病手术后，正屏师哥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顶替我们子女轮流值夜班的安排，由他一人看护老娘二十多天，白天还要给少戎和妹夫杨振钢说戏，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生活起居都是由他的夫人郭仲英照顾他。他却要担当护工的任务，睡在一张窄小的行军床上。照顾师娘夜里吃药喝水，实在难为他了，毕竟当时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啦。于鸣奎师哥是新疆的好角儿，每次回京休假，第一件事就是放下行李，背上给师父师娘带的新疆瓜果，第一时间赶到师父家看望老师。正所谓“身有伤，宜亲忧”，鸣奎师哥因劳累过度，嗓音失声，从新疆返京、休假。我父亲得知后约好医生，第二天一大早就带鸣奎师哥去看嗓子。“文革期间”趁普及样板戏的机会，我父亲利用他的人脉关系，骑着自行车，带着鸣奎师哥的两个孩子，于光远、于荣光去考部队文艺宣传队。为的是一来孩子有个出路，二来因为当时师徒二人都受到冲击，被降工资，生活困难，感同深受，我父亲的想法是能为鸣奎师哥减轻点负担也好哇！鸣奎师哥从牛棚出来回北京，听说此事感动不已，对师父说：“您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为了孩子的事到处跑，我心里不安哪！”我父亲说：“鸣奎，我是想帮你一把，你在新疆，他嫂子一人带孩子，照顾老人不容易啊！”话虽不多但情深意切，这就是“裘派”的师徒情。

吴玉璋师哥提起师父教他《铡包勉》、《赤桑镇》、《坐寨盗马》、《姚期》等戏时，眼含热泪说：“师父不但教戏，更教我们做人，记得说完《赤桑镇》后，带着我和王晶华去李多奎先生家，让李先生把关提要求，使我看到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如何真诚的尊重同行、尊重合作者的大家风范。”这也使我想起一九六二年高盛麟先生来北京，和我父亲合演全部《连环套》，我父亲特意到侯喜瑞先生家请教，侯先生很感动地说：“你都是好角儿了，怎么演都对，放开演吧！错不了！”但我父亲极为认真且真诚地对侯先生说：“二叔，您是前辈，是演这个戏的大家，您甭客气了！您得从头给我捋。”演出那天，侯先生很早到后台看我父亲扮戏，又到前台看了整场演出，高兴的不得了，逢人便说盛戎没法不成角儿，就冲他的为人，就得成好角儿。我父亲的这种人格力量感动了很多人，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家人，杨博森师哥的父亲在“文革”时对博森师哥说：“裘先生是个大好人，受到冲击太不公平，咱家的事你甭管，到师傅家盯着，有事也好有个照应”。这样博森师哥每天去家里陪师父，他知道师父被扣工资，生活有困难，到吃饭时骑车回家，下午再去，如此坚持数年。父亲故去后，他也经常去看我母亲，有事必到，并看着少戎吊嗓儿、用功。每提到师父，他脸上虔诚的表情就像教徒对待神灵一样。

故事太多太多了，挂一漏万，几天也讲不完。裘派弟子对师父的孝敬和感情是中国“孝道”精神的体现。他们把这种精神又传给了他们的学生，在纪念我父亲诞辰九十周年的活动时，听说迁墓地的资金有困难，全体参加演出的裘派传人无论第二代或第三代，将演出劳务费全部捐出，有的人还将当时身上所有的钱拿出为我父亲在门头沟万佛华侨陵园修了新墓地，当我们家属向这些裘派传人表示感谢的时候，杨燕毅说了一句有代表性的话，很令我们感动和欣慰，他说：“我们的根是一个‘裘’字，我们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本事是源于裘派，只要是师爷的事没什么可说的！更不许提条件了！”细心的观众和戏曲界同仁都会发现，自一九八零年开始，多次举办纪念裘盛戎的活动中，从来没有任何负面新闻，无论是亲传弟子还是再传弟子，没有因排名、报酬、戏码、待遇、唱段等问题提任何要求。我想这也是裘派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裘派传承精神的内涵所在。

以上零敲碎打的讲述，只是冰山一角，我想说的是，在裘派艺术的传承上，除专业技艺上的传承外，我父亲的谦虚、仁和、爱徒奉师，是裘派传承的内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