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镶嵌青瓷对中国瓷器镶嵌工艺的仿制与传承

镶嵌是高丽青瓷中最重要的装饰技法，代表了高丽青瓷生产的最高水平，被认为是高丽时期的创新产品。学界在探讨高丽青瓷时，通常认为其产生和发展主要受到中国南方地区越窑的影响。

本文列举了中国北方地区在10到11世纪创造的几种带有镶嵌性质的装饰工艺及其出现的时间，对比结果表明，中国北方镶嵌工艺创造和流行的时代都早于高丽青瓷镶嵌工艺出现的时间。作者据此认为，高丽青瓷镶嵌工艺的产生是受 到了中国北方地区瓷器镶嵌工艺的影响，并在仿制后者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装饰工艺是瓷器制造中的关键技术之一，也是制瓷工艺交流与相互影响的重要表征。我们可以把制瓷技术的交流分为三个层级：第一级，在瓷器的销售市场上或使用过程中，其他产地的窑工见到了一种受到市场认可的瓷器，对其外观进行简单的仿制；第二级，两个产地的窑工有互访的行为，见到了对方的生产过程，因此可以在更高层面上进行更有效的仿制；第三级，有一方的窑工直接参与了另一方的生产，使用了自身所有的核心技术，这种情况下可以做到除原料不同、其他工艺完全相同，有时甚至出现窑工携带原料到另一方进行生产的现象，这是工艺交流的最高等级。一般说来，装饰工艺和纹样的传播及相互影响通过第一级或第二级的交流即可达到，这种交流发生得较为迅速、普遍，所引起的关注度也比较大。

中国北方地区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就有紧密的交往，工艺技术的交流也持续不断。统一新罗时期受唐三彩影响烧制的“新罗三彩”，体现了低温彩釉技术的传播；朝鲜半岛早期生产的“绿青瓷”则受到了越窑、耀州窑不同程度的影响。

〔图一：1〕镶嵌青瓷梅瓶正视图 马岛二号沉船出水

〔图一：2〕镶嵌青瓷梅瓶器身局部镶嵌纹饰展开图 马岛二号沉船出水

一高丽镶嵌青瓷概况

〔图二〕镶嵌青瓷净瓶 韩国涧松美术馆藏 采自韩崔淳雨:《 陶瓷的编年》

〔图三〕镶嵌青瓷葫芦形注壶 韩国湖林博物馆藏 采自湖林博物馆:《 湖林博物馆名品选集I》

〔图四〕镶嵌青瓷碗 传为文公裕墓出土 采自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The Best Under Heaven The Celadons of Korea

镶嵌青瓷在工艺上有两项关键技术：

1. 在划纹、印痕和剔刻形成的凹陷部填彩，所用的彩料一种是在瓷器生产中所常用的用于改善瓷器胎体品质的白色化妆土；另一种是含铁量很高的铁矿石彩料，中国北方地区的窑工称之为“斑花”。这两种彩的使用至少在北宋中期时就已经成熟，而这一技术使用的关键是如何将彩料填入粗细不等、复杂多变的纹饰当中，其施用的方式与金属器上的镶嵌工艺和掐丝工艺有明显的不同，或者说基本上不是一个技术系统。从带有镶嵌装饰的瓷器出现的广度和频次看，瓷器上的镶嵌工艺明显比金属器上的要简单易做。

〔图五〕高丽青瓷狻猊香炉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六〕传为文公裕墓出土的一组器物 采自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The Best Under Heaven The Celadons of Korea

〔图七〕高丽明宗智陵出土的镶嵌青瓷盘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采自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高丽王室陶磁器》

〔图八〕高丽明宗智陵出土的镶嵌青瓷碗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采自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高丽王室陶磁器》

〔图九〕高丽熙宗硕陵(1211)出土青瓷 采自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高丽王室陶磁器》

〔图十〕内壁刻花口部镶嵌雷纹碗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采自[韩]郑良谟著，[ 韩]金英美译:《 高丽青瓷》

〔图十一：1〕刻花青瓷镶嵌文字葫芦瓶正视图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采自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The Best Under Heaven The Celadons of Korea

〔图十一：2〕刻花青瓷镶嵌文字葫芦瓶局部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采自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The Best Under Heaven The Celadons of Korea

〔图十二〕高丽仁宗长陵(1146)出土器物 采自[韩]崔淳雨:《 陶瓷的编年》

〔图十三：1〕康津沙堂里窑址出土青瓷瓦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采自［韩］姜敬淑：《韩国陶瓷史》

〔图十三：2〕康津沙堂里窑址出土青瓷瓦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采自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康津沙堂里陶瓷窑址发掘调查报告书》

〔图十四〕高丽镶嵌青瓷龙纹罐 安徽滁县南宋后期墓葬中出土 采自冯先铭:《 南朝鲜新安沉船及瓷器问题探讨》

〔图十五〕镶嵌青瓷梅瓶 石家庄后太保元史天泽墓出土 采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石家庄市后太保元代史 氏墓群发掘简报》

从输入中国的镶嵌青瓷看，13世纪前半叶的器物流行划线填彩的纹饰，即所谓“线象嵌”工艺，13世纪后半叶以后才较流行在剔花纹和较大面积的戳印纹内填彩的纹饰，即所谓“面象嵌”工艺，常见的纹饰是云鹤和婴戏图案。

综上所述，高丽镶嵌青瓷产生于12世纪中叶，一直流行至14世纪晚期，这是下文讨论的时间依据。有些韩国学者提出了“原象嵌纹”的概念，指在青瓷上施深色的彩（铁彩），然后刮去一部分，再用毛笔填绘白彩，认为这类器物可早到10世纪，模仿的是唐代黄堡窑的“黑釉刻花填白彩瓷器”装饰。然而，细究可知，这种所谓的“原镶嵌”，其实与真正的镶嵌青瓷在工艺上并不相同，是一种填彩工艺，可以排除出本文讨论的内容以外。

二宋代中国北方瓷器的几种镶嵌工艺

镶嵌青瓷的一项关键技术是在刻、划、印、剔装饰的沟槽和减地部分填彩。不论这种填彩采用何种方式，其所达到的是类似金银细工中的镶嵌工艺和掐丝工艺，也有些类似螺钿漆器的装饰效果。在金银细工中，镶嵌工艺是用不同质料的材料镶嵌，而瓷器生产中主要是不同颜色的瓷泥和彩料做装饰。如果我们将这种填彩工艺称为镶嵌，则中国北方地区早在高丽镶嵌青瓷出现前两个世纪时就已创始，并且持续发展，而且种类也较多样。概括之，有珍珠地划花、白釉划花嵌白彩、黑剔花刻填、青瓷镶嵌等。

（一）珍珠地划花

珍珠地划花装饰是在用划线勾画出来的图案以外，用管状工具在主体花纹以外戳印小圆圈，使主体纹饰以外形成布满小圆圈的地纹，进一步烘托和突出了主体花纹。由于这些小圆圈密如攒珠，因而被称为珍珠地。另外，珍珠地划花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绝大多数器物的划线和珍珠地中都填入了特制的彩料，烧成后，纹饰呈现棕红、褐黑及深黑的颜色，与白色化妆土形成强烈的反差，十分醒目。珍珠地划花瓷器是其生产期间各窑场中的精品，花纹绘制精美，纹饰丰富多彩。在花纹中填彩又使图案明显而富于变化，是中国北方瓷器诸多装饰手法中最具装饰效果的技法之一。因此尽管这类瓷器制作起来费时费工，但仍然传播较快，影响广泛。

目前，发现生产珍珠地划花瓷器的窑场主要分布在北方的中原地区。根据现有的各种资料可知，生产珍珠地划花瓷器的窑场有20余处，都是当时生产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窑场。按照各地器形、装饰方法和纹饰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区域：黄河以南的河南中西部地区、以磁州窑为中心的太行山南段东麓和南麓地区、山西地区以及河北定窑及其周围地区。

珍珠地划花装饰流行的时间较长，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珍珠地划花装饰产生于五代末期到北宋初。河南新密西关窑和河北磁县观台窑几乎同时开创了这种装饰，流行的下限是金代后期。其发展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图十六：1〕珍珠地划花装饰 观台磁州窑第一期前段出土珍珠地划花香炉

〔图十六：2〕珍珠地划花装饰 新密西关窑珍珠地缠枝鹦鹉纹豆形枕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六：2〕珍珠地划花装饰 新密西关窑珍珠地缠枝鹦鹉纹豆形枕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六：3〕珍珠地划花装饰 观台窑珍珠地划花加酱彩梅瓶 美国私人藏

〔图十六：4〕珍珠地划花装饰 “家国永安”珍珠地划花枕 大英博物馆藏

〔图十六：5〕珍珠地划花装饰 鲁山段店窑“元符三年”铭珍珠地划花梅瓶

〔图十六：6〕珍珠地划花装饰 观台磁州窑北宋后期珍珠地划花枕

〔图十六：7〕珍珠地划花装饰 1989年清凉寺窑址I区出土北宋晚期珍珠地划花梅瓶

〔图十六：8〕珍珠地划花装饰 2015年发掘清凉寺窑址IV区出土珍珠地划花梅瓶

〔图十七：1〕定窑周边区域填彩镶嵌瓷器 定窑珍珠地划花填黑褐彩四瓣形瓷枕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采自静嘉堂文库美术馆:《 中国陶磁展》

〔图十七：2〕定窑周边区域填彩镶嵌瓷器 井陉窑戳印纹填彩瓷枕 广州市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采自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等:《 枕——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

〔图十七：2〕定窑周边区域填彩镶嵌瓷器 井陉窑戳印纹填彩瓷枕 广州市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采自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等:《 枕——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

综上所述，珍珠地划花装饰产生于五代末或北宋初，在磁州窑和河南省中西部地区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0世纪后半叶为初创时期，11世纪前半叶为发展、繁荣时期，11世纪后半叶为继续繁荣期和衰落期，12世纪中期停止生产。

通过对珍珠地划花瓷器的仔细观察，加上对恢复工艺试验的多次考察，笔者对珍珠地划花瓷器生产工艺有如下判断：首先，器物上施的化妆土比一般器物上施的要厚，但这种化妆土或许会比一般的稍松软。其次，在花纹外戳小圆圈的珍珠地，戳圈的工具不一定要用非常坚硬的金属管，因为不需要用这些管子在较硬的胎上戳印出痕迹，只要在化妆土上戳出痕迹即可。第三，在器表满施斑花彩料。第四，将表面的斑花彩料刮去，露出白色化妆土，仅在划纹的沟槽内留下彩料，形成了填彩的效果，由于化妆土较厚，因而不会伤到胎。这一工序也有可能是先用较湿的布擦一下，然后将不干净处刮去彩料。最后，施上透明釉，即可入窑烧制了。值得注意的是，笔者观察的观台窑瓷片多有刮痕，而河南地区窑场生产的珍珠地划花瓷器却均无刮痕，也许河南全部采用擦去表面斑花彩料的方法，仅留下沟槽内的材料，这就要求化妆土比较坚硬，附着较牢固。

珍珠地划花瓷器在工艺上有两项重要的贡献：

第一，在器物上的相关部分施用斑花彩料，这是首次使用特殊的高铁彩料，施加于器物的釉下，高温一次烧成。

第二，在划纹内填彩的工艺，不论是磁州窑的刮彩法还是河南地区的擦彩法，都是典型的瓷器镶嵌工艺。如前所述，这种装饰工艺并不十分复杂，不像做错金银铜器和掐丝金银器那样，将镶嵌的物质直接嵌入纹饰中，而是根据陶瓷制作的特点，采用在划出的纹饰上满涂彩料，然后刮或擦去纹饰以外的涂彩。唯一有所借鉴的，可能是铜镜制造业中的平脱金银和平脱螺钿装饰。珍珠地划花装饰中的填彩工艺是一项成功的创造，它能使器物的花纹精美、鲜艳，又不似金银镶嵌细工那样复杂费工。

珍珠地划花装饰，是模仿唐代至宋初十分流行的金银器上的鱼子纹地錾花装饰而创制的，这一点已为学者们所公认。但其率先在划纹内填彩，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填彩的工艺是为了使纹饰更为明显、突出，是仿金银器的掐丝工艺。用瓷器工艺仿这种金属器上的高档装饰，可能是划纹填彩创制的一个动因。第二，磁州窑和西关窑瓷器都有胎质较粗、胎色深的问题，早期产品还有胎色不匀的现象，因而只能靠化妆土的遮盖使产品变得洁白，但当划纹划透化妆土，露出颜色并不纯的胎色时，器物往往缺乏美感。它们不同于越窑、邢窑和定窑，因为这些窑的划花并没有改变单色的装饰，因此早期的划花装饰较少用于施白化妆土的瓷器。而磁州窑和西关窑等为了追随仿金银器产品的风尚，只能根据自身的特点另辟蹊径，划花填彩就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图十八：1〕白釉划花填彩、嵌彩工艺 新密西关窑出土白釉划花填黑彩枕片

（二）白釉划花嵌白彩

〔图十八：2〕白釉划花填彩、嵌彩工艺 白釉划花嵌白彩盘口瓶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图十八：3〕白釉划花填彩、嵌彩工艺 登封白沙窑址出土白釉划花嵌白彩瓷片

〔图十八：4〕白釉划花填彩、嵌彩工艺 登封白沙窑址出土白釉戳印嵌白彩鸟纹元宝形瓷枕

这种划花填白彩的装饰方法与珍珠地划花的原理相同，但是制作更简单。先在制成的坯件上划花或戳印，然后通体施化妆土，再将花纹部位的化妆土刮去（擦去），仅在划纹和印纹内保存化妆土，加施透明釉后烧成。白色花纹与较深的胎色形成强烈对比，显得醒目生动。这种装饰目前仅见于河南地区，生产的时间为11－12世纪中前期。这种装饰与珍珠地划花装饰的主要区别是，珍珠地划花是在化妆土上划纹后填彩，而它是在胎体上划花，刮去化妆土后使花纹显现，这一点与高丽镶嵌青瓷的早期产品更接近。

（三）黑剔花刻填

黑剔花刻填是磁州窑白釉黑剔花装饰的一种。白釉黑剔花使用了两层化妆土，即在白色化妆土之上，在局部或全部加施一层黑色彩料（黑色化妆土），然后划刻花纹，将花纹以外部分的黑色化妆土剔去，但不伤及白色化妆土。最后再施一层透明釉。其工艺要求很严格，制作精致，形成比白釉剔花更强的反差效果。另外，它与白地黑花装饰相比较，又有不同的韵味，为磁州窑最精美的装饰技法之一。

〔图十九：1〕黑剔花刻填工艺 观台磁州窑出土黑剔花刻填开光兔纹筒形罐 采自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 观台磁州窑址》

〔图十九：2〕黑剔花刻填工艺 河南新乡旧城出土当阳峪窑黑剔花刻填装饰瓷片 采自北京艺术博物馆编:《 中国古瓷窑大系·中国当阳峪窑》

（四）青瓷镶嵌

〔图二十：1〕青瓷镶嵌 1997年发掘浑圆界桩窑出土青釉嵌白彩折腹盘

〔图二十：2〕青瓷镶嵌 1997年发掘浑圆界桩窑出土青釉嵌白彩碗 刘岩供图

三高丽镶嵌青瓷与中国北方镶嵌工艺瓷器的联系

以上介绍了宋金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流行的几种镶嵌工艺的装饰技法。尽管工艺各不相同，概括起来有划花填彩、戳印填彩和剔花填彩三种，彩的颜色有白色和黑色，釉色则有白釉和青釉，包含了高丽镶嵌青瓷的线镶嵌和面镶嵌两种工艺。从中可见，中原地区在花纹中填彩的工艺兴起于五代至北宋初期，到北宋中后期时已相当发达，宋末金初达到了极盛，不仅工艺娴熟，而且纹饰精美、丰富，使镶嵌具有相当强的表现力，成为北方地区众多装饰技法中较重要的一类。从这个角度来说，产生于12世纪中叶的高丽镶嵌青瓷，受到中原地区镶嵌工艺的影响是十分可能的。

关于高丽镶嵌青瓷与中国北方采用镶嵌装饰工艺瓷器的联系，有以下几点需要强调：

1. 从上述中国镶嵌工艺的发展脉络和高丽镶嵌青瓷的创始时间来看，中国的镶嵌工艺发展到繁盛的节点正是高丽镶嵌青瓷的滥觞时期。从工艺由发展到扩张的规律考虑，二者的影响、传播朝向是不言自明的。高丽镶嵌青瓷在其产生的初期，主要采用单色镶嵌，并且都是在划线纹内嵌彩的“线镶嵌”，同期中国的单色镶嵌瓷器已相当成熟，既有用斑花材料的黑、黑褐、棕红等色的嵌彩，也有用化妆土的白色嵌彩，纹样则以单线的划纹为多，但已出现了在戳印纹内填彩的大片的嵌彩，即所谓的“面象嵌”。即使是产生相对较晚的青瓷镶嵌，在12世纪前半叶也已有了相当复杂流畅的纹饰。这些采用镶嵌工艺的各类中国瓷器构成对高丽青瓷产生影响的基本条件。

〔图二十一：1〕金代定窑标志性的印花雷纹边饰碗照片及线图 2009年发掘定窑遗址出土的金代后期Ei型印花碗( JCAT24:140)

〔图二十一：2〕金代定窑标志性的印花雷纹边饰碗照片及线图 2009年发掘定窑遗址出土的金代后期Ei型印花碗( JCAT24:140) 线图

〔图二十二〕黄釉绞胎枕 扬州博物馆藏 采自北京艺术博物馆编:《 中国古瓷窑大系·中国巩义窑》

〔图二十三〕咸平元年铭三彩舍利匣 密县法海寺地宫出土 采自[ 日] 弓场纪知:《 三彩》，《 中国の陶瓷》

〔图二十四〕北宋后期到金代白釉酱彩瓷片 观台窑出土 采自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 观台磁州窑址》

3. 有学者认为，高丽镶嵌青瓷是模仿高丽流行的嵌银丝铜器而创制的，因为使用的是共同的装饰原理，是一种装饰技法的“移植”。瓷器工艺模仿其他手工业品，是瓷器初创时期的特点。但当制瓷业本身发展成熟后，就会开创适合于瓷器本身的装饰技法和纹饰。如前所述，最早采用镶嵌工艺的珍珠地划花装饰，是仿金银器的鱼子纹地錾花而创造的。这时期有一个特定的大环境，即晚唐时期金银细工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期，生产的金银器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形制精美，这导致了制瓷业刻意模仿金银器工艺。这时南方的越窑、北方的定窑、耀州窑都大量生产仿金银器的产品。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磁州窑和新密西关窑才创制了仿金银细工的珍珠地划花和白釉剔花瓷器。

约从北宋神宗朝（1068－1086）以后，瓷器手工业完全成熟了，其标志是：仿金银器造型和装饰已不再成为生产精品瓷器的唯一选项，仿漆器、古代青铜器和金银器都成为追求美和雅致的方式，最重要的创新是追求适合瓷器自身装饰特点的造型和纹饰体系。高丽的制瓷业起步较晚，但由于其与中国有密切的交流，借鉴了中国先进的制瓷技术，至北宋末期，已生产出让北宋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徐兢赞叹不已的“翡色青瓷”。以至南宋太平老人《袖中锦》一书中品题天下第一时，仅列出了“定磁”与“高丽秘色”，并称“他处虽效之，终不及”。这表明高丽制瓷业这时也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制瓷业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其内部工艺技术的创新和传播十分迅速。这一点在宋代制瓷业中表现得很清楚。因此，12世纪时高丽青瓷学习嵌银丝铜器而开创一种新的装饰工艺有许多不合理之处：

①高丽青瓷在12世纪初已经相当成熟，未必需要去仿铜器。据徐兢所记：“燕饮之礼 & &器皿多以涂金或银，以青瓷为贵”，视青瓷比鎏金镀银器还贵重，则青瓷何须去仿铜器？

②12世纪并非高丽金银铜器生产的盛期，嵌银丝铜器在高丽始终不是铜器的主流产品，因此当时并没有一个大环境促使制瓷业去仿金铜制品。

③大中祥符八年（1015）出使宋朝的郭元在介绍高丽王朝时曰：“民家器皿，悉铜为之”，表明高丽并不缺铜，用瓷器仿铜器缺少动因。因此，高丽镶嵌青瓷很可能是直接吸收了中国北方瓷器的镶嵌工艺，而非仿自金属器或漆器。

〔图二十五：1〕成熟期汝瓷熏炉及盖 清凉寺汝窑址出土 采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宝丰清凉寺汝窑》 Ab型熏炉( C:2855)

〔图二十五：2〕成熟期汝瓷熏炉及盖 清凉寺汝窑址出土 采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宝丰清凉寺汝窑》 Fa型器盖( C2:838) 与Aa型熏炉( CT293:154)

〔图二十五：3〕成熟期汝瓷熏炉及盖 清凉寺汝窑址出土 采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宝丰清凉寺汝窑》 Fd型盖( T252:14)

〔图二十五：4〕成熟期汝瓷熏炉及盖 清凉寺汝窑址出土 采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宝丰清凉寺汝窑》 Aa型熏炉( T293:154) 线图

〔图二十六〕青瓷铁画折枝草叶纹梅瓶 韩国光州博物馆藏 采自[ 韩] 姜敬淑:《 韩国陶瓷史》

〔图二十七〕金代白地黑花梅瓶 观台磁州窑址出土 采自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 观台磁州窑址》

5. 仿制一种工艺技术往往并不一定要连带艺术风格一同仿制。在中国，一种装饰工艺的传播往往表现出不同地区有十分不同的纹饰风格。传播地和受传播地有时只在细微处相似。高丽镶嵌青瓷在纹饰图案上与上述中国的镶嵌工艺瓷器有较大差别，这一点有目共睹。除了镶嵌青瓷在初创时期有仿制迹象可寻，待其发展后，则存在较大的差异。实际上，成熟的高丽镶嵌青瓷所体现的艺术风格，早在纯青瓷的阶段就已形成。从整体上看，从纯青瓷、铁画青瓷到镶嵌青瓷，在艺术风格上是一脉相承的。因此，高丽镶嵌青瓷从中国北方镶嵌工艺瓷器中所吸收和借鉴的，应主要是制造工艺。

6. 高丽镶嵌青瓷在仿中国北方地区镶嵌瓷器的工艺之后，结合高丽制瓷业已经形成的艺术风格，对这项工艺进行了改进、创新。新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高丽镶嵌青瓷创造了黑、白复彩镶嵌，在一件器物上同时有白彩和黑彩的镶嵌，使这种装饰更为美观，更具有表现力。黑、白双色镶嵌青瓷出现于高丽镶嵌青瓷创制不久。如前所述，13世纪初的明宗智陵中出土的镶嵌青瓷碗上，在主体单色的镶嵌纹饰中已有了用黑、白双色镶嵌而成的简单的朵花纹〔见图七，图八〕，表明至迟在13世纪初，这种双色的镶嵌青瓷已经发展成熟，可以表现非常复杂的纹饰。这是高丽的窑工在引进镶嵌工艺以后的创新。第二，从工艺上说，在中国主要是用浆状的彩料涂满器身，经刮或擦去后，仅留下了嵌在纹饰中的彩，剔花填彩也是用彩浆填涂。而在高丽，则使用了泥片状的彩料贴在花纹处，再经刮剔，形成镶嵌的花纹。使用这种方法更容易控制填彩的部位，也使黑、白双色镶嵌成为可能，工艺特征也更接近“镶嵌”。泥片镶嵌方法产生的时间，估计差肩于黑、白双色镶嵌产生的时间。第三，在纹饰方面，高丽镶嵌青瓷较多地采用了大面积的戳印纹，如戳出整块的云朵、花朵，整只的鹤纹，甚至婴儿纹，构成了“面象嵌”的图案。中国北方的戳印纹多以线来构成图案，图案整体凹陷的戳印纹十分少见。这种大面积的戳印纹产生于高丽镶嵌瓷的成熟时期，丰富了镶嵌瓷的表现力。

四余论

宋代是中国制瓷手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中一项突出的表现就是装饰工艺的丰富多彩，从传统的以划花、刻花、印花等为代表的单色装饰传统，逐渐发展为以彩绘和彩釉为代表的装饰传统。这一时期继承了汉唐以来的胎装饰，开启了元明以降的青花和五彩等彩绘、彩釉装饰。不难看出，以划、剔、印填彩的镶嵌工艺，正是上述两大装饰传统的结合点，在装饰风格转变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样，高丽镶嵌青瓷在朝鲜半岛制瓷业的发展史上，也起到了相同的过渡和转折作用，只不过其发生的时间比中国晚一个阶段。也正是由于高丽的窑工们创造性地发展了这种工艺，镶嵌青瓷才逐渐成为了高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亮点。

后记：本文初就于1998年，由金英美小姐译成韩文发表，也曾献于宿白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发表后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以韩国学者居多，感情色彩似更强一些。时移世易，学术的发展使我们今天对中国北方镶嵌工艺的产生与发展，特别是高丽镶嵌青瓷的断代有了更为充足的依据，也更加坚实了笔者对旧文观点的信心。特此重新撰文，补充新资料，观点再梳理，以就教于方家。撰写过程中得到高美京、申浚、罗相喆、王筱昕、李含笑、袁建等各位同仁的倾力相助，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本文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文标题为《高丽镶嵌青瓷与中国瓷器镶嵌装饰工艺的联系与传承》，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9期，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时注释未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