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名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图文| 网络 编辑|邓龙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上，聚集着我党一大批能征善战的猛将。随便说几个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如刘亚楼、黄永胜、胡奇才、丁盛、李天佑、韩先楚、刘震、梁兴初、邓华、洪学智、钟伟、吴克华等将领都是东野在解放战争时期着名的战将。

他们不知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多少次了，枪林弹雨中筛下来，有些人去八宝山“报到”时，身上还嵌着弹片。从这点上说，他们是福将。他们身经百战，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不仅表现为勇敢，不怕牺牲，更在于善于学习，用脑子打仗，按战争规律行事。讲话，作报告，他们中许多人是“白字先生”、“错字先生”，留下那么多“佳话”，一辈子都摘不掉“大老粗”的帽子，可他们实实在在就是曾经投身的那所战争大学的高才生。

“林罗刘”的刘亚楼

关内八年抗战，除百团大战外，八路军、新四军较少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和攻坚战。红军时期也是如此，敌强我弱的情势决定了这一点。而且根据地这一堆，那一块，也无法统一作战，基本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用“小米加步枪”形容当时共产党军队装备之落后，是再准确、形象不过的了。用“小米加步枪”来形容解放战争初期一些部队的司令部工作水平，也同样准确而又形象。

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司令部工作，是有很大区别，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游击战，一些参谋也不能说是称职的。该参谋的不参谋，不该参谋的瞎参谋，有的甚至不经请示就擅自调动部队。打游击打惯了，有的打仗扔了司令部，独往独来，“我就是司令部”。

刘亚楼说，有人可能觉得我去趟苏联回来，是不是看什么都不顺眼了？是，也不是。东北战场马上就要开始反攻了，司令部是首长指挥部队的机关，是首长决策的助手，部队要打正规仗，司令部不正规起来怎么行？

打白军，打鬼子，我就这么打的。敌人那一套倒是挺正规，结果怎么样？一些人转不过弯子，刘亚楼就讲道理，讲通了就照办，讲不通也得照办。

直到今天，一些老人还记得“刘亚楼的‘三部曲’”。一是部队到了什么位置，20分钟内师向纵队报告，1小时内纵队向总部报告，超过时限，他那通报就到了。二是他发了电报，你马上就得回复，没有回音，那通报马上就到了。三是一仗下来，2至4小时要简报，6至8小时要详报，你没报告，或是晚了，或是没报告明白，批你个茄子皮色。

新任参谋长大刀阔斧的第一个动作，是在参谋处增加个地图科，在哈尔滨办起个印刷厂，不久又成立个测绘学校。走走转转，听听看看，刘亚楼发现作战必需的地图奇缺。总部尚且如此，下边可想而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民主联军越来越多的美械装备，那是只能由敌人造的。可一些自己能造的东西，用起来不是更方便、顺手吗？而且又能少流多少血呀？

接下来是举办参谋训练队。总部有专门的训练队，刘亚楼亲自去讲课。各级司令部人员按编制配齐了，素质也提高了，各级主官也在实战中尝到了甜头，可参谋人员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还上不来。我军的政治工作独树一帜，政工人员有很高的地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和经验，司令部工作相应的就逊色了。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仍把参谋人员视为旧军队的副官、随从之类。这可不行。“林罗刘”几个电报下去，问题很快解决了。还明确规定参谋人员下部队发现问题后，有权向该部队领导提出建议，并报告本级首长。这下子谁还敢不把参谋当盘菜？司令部的权威立刻上来了。

许多老人说，也就是刘亚楼那性格，风风火火，又狠又硬，换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正规化起来？司令部正规化不起来，那仗怎么打？

刘亚楼告诉参谋处人员，敌情我情，装备士气，机动能力，兵员成分，战斗与非战斗人员比例，敌方指挥官的性格，这支部队的历史、特点，作战区域地形、气候、道路、群众条件，一个参谋人员，无论带长不带长，必须随时了然于心，特别是你负责的那摊子业务。一个参谋要敢于承担责任，明白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应该向首长参谋、建议，并且语言简练。首长向你了解情况，你不懂，说不清楚，已经失职。如果不懂装懂，明明不知以为知，那就是犯罪。首长要根据你的情报作出判断、决心，调动千军万马，指挥作战。记住，参谋人员必须永远老老实实，一是一，二是二，精细、严谨、准确而又明确，嘴里不能有“大概”、“可能”、“差不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说：“一个理想的参谋本部军官应该具有下列各项美德：忠于自己的信仰，机智，有节制，有牺牲小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个人信念，并且有才能将各种信念告诉他的指挥官。”

这些美德，应该说刘亚楼都具备。刘亚楼能干会干，还会玩，玩起来像干工作一样精力过人。被战争兴奋得连梦乡也硝烟迷漫的军人，也真该调节调节气氛。跳舞，打猎，“吹牛”（这是一些老人的原话，相当于今天的“神聊”，“侃大山”）。双城那么个小地方，有舞没处跳，到了哈尔滨有机会是必跳的。打猎可以，也只能忙里抽闲玩玩。“吹牛”最大众化，又方便。往那儿一坐，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一会儿就聚一堆人。

旗官丁盛

丁盛，江西省于都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于1932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班长、连指导员，红二十八军组织科科长、二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八旅政治部助理员、科长，挺进军七团政治委员，晋察冀教导二旅一团政治委员，热辽纵队二十七旅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二十四师师长，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过副军长、军长，志愿军军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丁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位着名的勇将、战将、闯将、悍将。丁盛17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洗礼，战功累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丁盛说，有人吃块“豆腐”，吃完了就找个地方睡大觉。你是完成任务了，你也累，可谁不累？军人是什么？军人就是不怕死、不怕苦、不怕饿、不怕累，听到枪声嗷嗷叫。同志们都在流血牺牲，跟敌人拼命，你在那儿呼呼大睡，这叫什么军人？

吊儿郎当是种作风，打滑头仗是种作风，动辄叫苦是种作风。在丁盛眼里容不得这些作风。作风看不见摸不着，又无处不在发挥作用。

丁盛痛恨报喜不报忧，尤其不能容忍说假话。七十二行也好，三百六十行罢，军人是个最需要诚实的职业，因为战争是不带一点儿虚妄的，军人要用生命付出代价，而生命只有一次。

黄永胜曾获免死牌

黄永胜，湖北咸宁人，17岁参加了罗荣桓在湖北通城县发动的通崇秋收起义，9月9日随通城起义部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随部上井冈山。开始轰轰烈烈的闹革命。在一次战斗中，一股敌人突然打到红四军军部附近，黄永胜来不及向上级请示，就主动率领全军战士发起反击，最终把敌人击败了。在战斗结束后，黄永胜还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还给黄永胜改了名字，将黄叙钱改名为黄永胜，希望他永远打胜仗。

秋收起义后，开小差，逃亡已成公开现象。连师长余洒度、1团长钟文璋等起义领导人，都先后不辞而别了。

黄永胜说：你们要去哪儿？

几个人七嘴八舌，都说这枪杆子抗不得了，死人不说，吃顿饭都这么难，回家随便干点什么，也比当兵清闲、享福。

黄永胜说：在革命军当兵确实很苦，可回家那日子真就那么好过吗？再说了，咱们这些人在家时打土豪、分田地，回去后无依无靠，那些土豪劣绅能饶了咱们吗？

又道：革命军也不会总打败仗，只要死不了，总有出头的一天。

50年后，有曾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老人这样说。这人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有办法，跟他走比较安全。书中也写到，黄将军还是个很注重军人仪表，在一群人中，不用看个头，哪个衣着最整洁，那就是黄永胜了。

黄永胜参加过北伐军，受过比较正规的训练，执行命令坚决。胆大心细，战前认真勘察地形，研究敌情，抓到俘虏、重要人员，亲自询问。精明、果断，决心快、硬，轻易不会改变，又能根据战场变化，冷静地机动灵活行事。时间允许，常把作战部署、方案讲给部下，听取大家意见。战后总结经验教训，打好了，没打好，为什么？刨根问底，跟大家商讨。

剿匪专家贺晋年

贺晋年，祖籍陕西安定的贺家湾，出身于普通的农村家庭，1924年考入瓦窑堡高小，三年后贺晋年考入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在校期间，贺晋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反饥饿斗争，并在1928年加入了共产党。第二年，贺晋年就被派到陕西、甘肃的国民党军阀部队中负责兵运工作，1932年五月，贺晋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并在其中担任骑兵队的副的大队长，后来部队失败，贺晋年便被调到兰州公安局工作。1934年贺晋年在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担任政委，后升为总指挥部参谋长，后来还参加了陕甘边的第一次反围剿行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晋年在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团担任团长，带兵负责剿匪。1943年贺晋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出席了1945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后来的大生产运动中，贺晋年也是表现突出，被评选为边区劳动英雄，受到毛主席的亲自表彰。解放战争时期，贺晋年参加多场战役，如四平战役、辽沈战役东北剿匪等。贺晋年是陕北红军的创建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少将的军衔。

1946年3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兼三边警备司令员贺晋年调任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司令员，奉命前往东北指挥部队剿匪。

当时，合江匪患极为严重，其中，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4支顽匪势力最大，号称合江“四大旗杆”。

贺晋年上任伊始，土匪就给想他来个“下马威”。1946年8月15日，佳木斯各界群众集会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公审7名日伪罪犯。当罪犯被押入会场正在宣判时，突然，土匪的子弹射向主席台，贺晋年身边的警卫员中弹倒下，集会群众在慌乱中被踩伤，有的被流弹击中。

骚乱平息后，贺晋年拿到一张反动传单，上面写着“贺晋年当心吃‘花生米’”。接着，土匪又接连血洗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包括萝北县长在内的20多人被枪杀。

土匪如此嚣张，贺晋年勃然大怒。他到三五九旅借调了一个骑兵团、一个步兵团增援，成立合江剿匪总指挥部，他任总指挥，三五九旅副旅长谭友林任副总指挥。

在合江土匪中，谢文东为“四大旗杆”之首，贺晋年决定首先打掉他。此前剿匪多采用大部队进剿战术，贺晋年提出了“小分队进剿”的策略，这便是《智取威虎山》中“小分队”的来历。一支支的精干小分队开进了老爷岭，分头出击；同时指挥剿匪部队灵活机动地采取“楔子”“钉子”“锥子”战术，把老爷岭东北部划为6个片区，每个片区插上一个营的“楔子”；每个片区在土匪经常出没的路口，派小分队驻扎下来，钉上“钉子”，形成首尾唿应的长蛇阵，并在牡丹江各渡口派重兵把守；再派若干精悍小分队像“锥子”一样分路扎进老爷岭，顶风冒雪，横“扎”直“锥”，发现匪迹，勐扑快打。在“三子”战术的打击下，各路股匪给养被切断，路口被堵死，弹尽粮绝，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投降自首。

贺晋年还要求各小分队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查找土匪的踪迹，查找土匪的密营和粮食藏匿点，查到一处捣毁一处。没了粮、没了窝的土匪，成了一群没头苍蝇四处乱窜。

贺晋年亲率一支部队翻山越岭追剿土匪。他同战士们一样，怀揣大饼、咸菜，追匪途中饿了，玉米面大饼就着咸菜疙瘩边啃边追。一次在过牡丹江时，他骑的枣红马因疲劳过度，马失前蹄，载着贺晋年跌入冰窟窿，所幸身边警卫员敏捷地将他救起，马却被江流卷走。

贺晋年累病了，发起高烧。警卫员要送他回佳木斯养病，他坚决不同意，说：“要使土匪累得趴在地上，我们就要有不怕累得吐血的精神才行！”

土匪被贺晋年的剿匪部队追得如丧家之犬，饿得跑不动了，纷纷举手投降。贺晋年判断谢文东为了活命一定会伺机逃过牡丹江，就派出小分队化妆在牡丹江各渡口蹲守。1946年11月20日，小分队将无路可逃的谢文东生擒。

谢文东被打掉后，合江土匪一听到“贺晋年”三字，就望风而逃。贺晋年指挥剿匪部队乘胜追击，又抓获了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3大匪首，连根拔掉了“四大旗杆”，彻底肃清了匪患。

贺晋年将军在东北剿匪战役中总结的经验：没有雪的季节，就凭踏倒得蒿草追踪，夜宿的鸟飞鸟叫也是报警器。马粪蛋子更是宝贝，拣一个看看，就能判断出“胡子”的距离。

拿下隆化，再取昌黎，平津战役夺占密云，南下过江解放赣州，贺晋年印象最深的还是隆化攻坚——不仅因为是11纵（38军）的首次攻坚战，还因为一提起这座塞外山城，就会想到一位虽未谋面、却是让他刻骨铭心的军人。这就是6班长董存瑞。

贺晋年老人说，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我们的小分队也有三宝，大饼子咸菜疙瘩乌拉草。追“胡子”是十万火急的事，没工夫埋锅做饭，做饭有烟叶会给“胡子”报信。玉米大饼子，就着咸菜疙瘩，骑在马上边追边吃。冬天冻得铅球似的，啃不动，就揣在怀里暖着。

“打铁的”梁兴初

1912年，梁兴初出生于江西吉安庐陵县（今吉安市青原区）渼陂村。父亲是村里的篾匠，口碑很好；母亲除了在操持家务外，也能制作些小手工艺品补贴家用。相比较当时一般的贫苦农民，梁家的生活还是稍微宽裕一些。

梁兴初是家中的长子，自然被父母给予了厚望。梁兴初九岁那年，便送他到学校去读书。可是梁兴初小时候非常顽皮捣蛋，在学校里经常惹是生非，据说有一次闯祸差点出了人命。当地的学校没耐心教育，梁兴初因此辍学回家。

辍学回家后，梁兴初的父母决定送梁兴初将军去学手艺，将来能有煳口的一技之长。当时父母最早送梁兴初去学裁缝，可是没想到梁兴初不适合学裁缝，缝的衣服穿不成，不到一年就被赶回家了。后来梁兴初又去学理发，结果却和学裁缝一样。

经过这几次折腾，梁兴初已经十四岁了，但什么手艺都没有学成，最后父母决定送他去学打铁。没想到的是梁兴初在打铁上真有天赋，在铁匠铺规规矩矩地干了三年。直到十七岁参加红军之后，梁兴初才结束了铁匠的生活。后来梁兴初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战斗。长征中，就是他化妆敌军为毛主席找到了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红军的消息，从而坚定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心。

万岁军军长

在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中，38军在梁兴初将军指挥下，担负关键的穿插重任。第113师大胆冒充李伪军溃退部队，14小时急行军70余公里,赶在了全机械化的美军前，成功穿插三所里与龙源里。337团3连以果敢动作抢占松骨峰，一举切断了美第8集团军南撤退路，激战两昼夜,不顾敌疯狂突围，死守阵地，打退美军多次进攻，使敌南北两部相距不到1公里却始终无法会师,迫使其大部转道新义州才避免了全军覆灭的下场。此役，38军歼敌1.1万余人，缴获坦克14辆，大炮200余门，汽车300余辆，一举扭转了整个朝鲜战局，使该军名扬天下。

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写完嘉奖电后，意犹未尽，又在结尾写下"三十八军万岁!"，从此，"万岁军"成为38军的专属称谓，梁兴初因此闻名中外。然而，梁兴初这位久经沙场的战将，出名不仅仅是在朝鲜战场。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已经锋芒初露，比如在平型关战役中，他就是八路军主力团685团（团长杨得志）一营营长。但是让梁兴初一战成名的大仗，是辽沈战役中的黑山阻击战。

黑山阻击战

连文书、卫生员、司号员、炊事员，都操枪战斗。连长牺牲排长代理，排长牺牲班长指挥，班长倒下士兵挺身而出。正面挡不住往侧翼突击，只要有一口气，就把子弹射向敌人。

廖耀湘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守军：他们在攻击前进时，均一律持枪上刺刀贺投手榴弹，直接冲向我军阵地，前仆后继，非常英勇。

1948年10月，为了防止东北之敌南下退入关内，中央决定将廖耀湘兵团歼灭在关内。黑山成为兵家重地，而廖耀湘也不惜投入重兵，企图拿下黑山。21日，廖耀湘到22日连续两天攻打黑山不成功，甚至动用了新1军所属重炮，也是无济于事。他感到事态严重，将新1军派遣上去，企图以绝对兵力压制我军，攻下黑山。此时，梁兴初已率10纵和一个独立师进入黑山、大虎山，正严阵以待。23日拂晓，新1军向黑山10纵阵地发动了勐烈攻击。根据总部要求，梁兴初命令各师：死守三天，不让敌人前进一步。首先攻黑山的是71军，军长亲自督战。我军顽强抗击，将敌军打得溃不成军。廖耀湘一怒之下，下令宪兵队枪毙71军91师师长戴海容。

24日，敌军仍无法攻下黑山阵地。潘裕昆下令“青年军”207师3旅勐攻。“青年军”打起仗来十分卖命，下午3时，“青年军”死伤惨重，但仍是如潮水一样向上冲。石头山、92高地相继失守，101高地成了高家屯一线最后一个制高点。下午三点半左右，“青年军”集中两个营的兵力再次扑向101地。坚守101高地的一个营加两个连此时只剩下20余人。面对六七百人的冲锋，战士们仍然利用有利地形，打退了敌人的四次冲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军强大的山炮火力从天而降，覆盖了阵地。经验丰富的我军战士立即趴在坑沿上，炮弹在敌军人群中频频开花。与此同时，82团两个营的兵力在副团长蓝芹带领下，进入阵地，开始反击。反击部队冒着炮火向101高地勐冲，我方炮火一停，就立刻冲上去，展开了肉搏战。

梁兴初在距阵地不远的指挥所里，从望远镜中看到如此英勇的战士，感动得热泪盈眶。经过半个小时，蓝芹的反击部队全歼了101高地上的“青年军”。其他反击部队，也相继夺回了石头山、92高地。24日一天，阵地几经易守，最终仍是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中。25日凌晨，李涛率新6军攻打黑山阵地。敌人集中了一百多门重炮对101高地加以勐烈轰击。梁兴初听到炮声，立即举起望远镜，只见101高地被一团团火光，烟雾，崩起的石块所笼罩，如同千万道霹雳一同击在山岗上。梁兴初暗自为山上的解放军战士担心。8时左右，敌军又有10架飞机飞临黑山上空，轮番轰炸。10时，敌军经过长时间的炮火覆盖后，开始攻击101高地。可是出乎敌军意料，山上飞下来一排排手榴弹，在敌军人群中爆炸，新6军的首次攻势迅速瓦解。新6军轮番发动“敢死队”、“先锋队”对101高地的攻击，在我军弹药耗尽的情况下，终于攻下了101高地。此时，梁兴初眼睛都红了，下令反击部队攻下101高地。

“部队极度疲劳，伤亡太大。”参谋建议天黑反击。”梁兴初认为“假如晚上进攻，敌人就修好工事了，依据有利地势，我军的伤亡更大。”梁兴初接着说：“我们疲劳，敌人比我们更疲劳，伤亡也大。现在攻，攻到山头就快黑了，天一黑就是我们的天下。”28师血战三天了，伤亡极大，已难以抽出多少兵力组织反击。在梁兴初的动员下，师部的通信员和部分参谋人员都投了反击了。梁兴初命令全纵队的炮兵集中轰击101高地，黄昏后，反击部队一举夺回了101高地。黑山阻击战，三天三夜，将敌军牢牢地锁定，打乱了敌军的战术部署，为我军彻底消灭敌军赢得了时间。

正是这一场黑山阻击战，梁兴初的名声开始变得十分响亮，多年后，当彭总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见到梁兴初时还说：“梁兴初，你那个黑山阻击战就打得不错嘛！

虎将胡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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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奇才将军（中）与苏军指挥官合影

两眼通红，不吃不喝也不觉得饿。擎望远镜胳膊都僵硬了，也没觉出来，硝烟战火中什么不觉得，打完仗不行了，这肚子怎么这么疼呢？送去医院，医生说再晚点就危险了——急性阑尾炎，差点穿孔了。

战将刘震

大别山农民的儿子刘震，家中独子，5岁就开始捡粪、拾柴、放牛。问题不是一个刘震，也不是一个大别山。在中国东西南北中的山里、水边，他们的命运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走进革命队伍，当初只是为了吃饱肚子，一旦懂了革命道理，就开始自觉地用枪杆子去揍那个不平的世界。

21岁的师政委。1915年,刘震出生于湖北孝感县。1931年,年仅16岁的刘震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随红二十五军长征。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后,在反敌人“围剿”的战斗中,刘震已任营政委。他身先士卒,作战勇敢,在葛牌镇战斗中,右颏骨受伤,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疤痕。“歪嘴子政委”刘震由此在红二十五军出了名。

当红25军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而这时的刘震担任75师是225团政委，带领部队先后参加了陕北劳山、榆林桥战役。

而真正让刘震将军军事生涯达到巅峰，是解放战争期间。这是他担任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该纵队，参加三下江南以及秋夏季攻势。成为东北战场上，歼敌人数最多，表现最出色的纵队。

尤其是该纵队第五师，是东北野战军36个主力师中战绩最佳的一个，因此林帅每战必用刘震将军的第二纵队。

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改称为四野，然而，第二纵队改编为第39军，刘震任首任军长刘振你的手认真长。接着又马不停率军入关，参加解放天战役。此战中，刘震将军指挥有方，率39军，从东城攻入天津城，歼敌军两万人。

1949年刘震有挥师南下，参加衡宝战役此战歼敌12000余人，在白崇禧溃逃广西，他继续率部追歼，然后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解放广西全境。

四野名将众多，但这位战将最低调的，而战可比韩先楚

1550年他被任命担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我国空军首战敌军，就是在刘震将军指挥下，三天时间击落敌机26架，击伤八架，取得空前战果，因此，他也得到一个飞虎猛将的称号。

值得一说的是，志愿军39军在吴信泉将军带领下取得辉煌战果，后来39军也成为我军三大王牌之一，另外两支军是38军，54军。

由于刘震将军为人低调，在四野名将中他的名声不及韩先楚、钟伟、李天佑、邓华等人，但战功可一点都不比他们差。

参谋长解方

朝鲜人民军首席代表南日（右）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方

解方到日本陆军军官学校读书，先在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半年日语，正式入校前，还要在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当兵。联队长冈村宁次，也是该校毕业生，后来当了侵华日军总司令。解方到这个联队不久，侵华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联队奉调增援侵华日军。解方闻讯，这个一向谦和、沉稳，甚至可谓深藏不露的人，怒发冲冠，愤而离队，表示抗议。

蒋介石、阎锡山、何应钦、张群等等，看看这些中国现代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就知道进入这所学校的人，在国内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前程。而校规也好，军纪也罢，那是极严的，自不待言。许多同学好友都为解方提心吊胆，捏着把汗。

日本军方表面未动声色，但却牢牢记住了这个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中国学生，认为他有“反日倾向”。毕业考试，解方本来名列第一，硬给降为第三名。

“西安事变”，当然不是张学良脑瓜一热就搞起来的。东北军、西北军受到两倍以上中央军的威胁，风险极大。兰州是张、杨两军的后方关口，占住兰州，事变成功，全局稳固，失败了也可从容推入新疆。

作为“西安事变”的组成部分，“兰州事变”解除了西安的后顾之忧，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势，增强了张、杨的谈判地位。因为事变的指挥者是一批没有兵权的参谋、参谋长，时称“参谋造反”。

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东北军群龙无首被分化，抗日联合阵线不复存在，解方在51军做地下工作。当时派进51军的党员，大都为士兵，少数基层军官。当兵的发展当官的入党很难，下级军官发展上级军官，也是一样。解方精明、精力过人，利用各种关系、方式，和同志们一道，先后发展包括几位旅长、团长在内的约300名党员。在国民党军事系统中，这是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一个党组织。

1940年6月，曾任51军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项迺光叛变，地下党暴露，不得不紧急撤离。

解方认为项迺光思想作风不正派，且有动摇表现，曾向上级提出意见，未被接纳。

“苏静能当十万兵”

比刘亚楼大1岁的苏静，祖上是兰州人，在朝廷做官。不知多少代，也不知什么原因，被流放到福建海澄，到苏静这一辈，苏氏家族已繁衍36个村庄。祖宗为官，深知读书好处，立下规矩，宗祠有专门30亩地位“书田”，用来奖励后代子孙求学上进，考取功名。实行新学后，又规定初中毕业生，可按秀才标准奖励书田。苏静4岁时，父亲去了缅甸，是祖父把他拉扯大。家有几亩薄田，仅供糊口，好在还有条小木船，为人送货。为了获取那份书田，祖父累倒在送货路上，被送回家已奄奄一息。

英脉镇是华侨聚集区，是苏静父亲曾经侨居过的地方，有很多熟人。也巧了，华侨小学正好缺个老师，就是他了。当地颇富足，种地粮食吃不完，而华侨多做生意，更富。华侨尊师重教，教师薪金颇丰。苏静出逃，母亲用地契作抵押，借的路费几十块大洋，很快就还上了。那前景是明摆着的，把母亲和祖母接来，娶妻生子，一种宁静而有富裕、体面的生活。

可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他就回来了。

笔者问：就这么简单？

老将军说：这有什么复杂的，我是中国人嘛。

上个世纪80、90年代，笔者采访老将军不下10次，所谈一切，都是轻描淡写，语调语速总在一个平面上运动，让人难以想见当年那个热血沸腾的救国青年。

这时林彪已经26岁了，军团长已当快两年了。22岁才参加红军的苏静，年纪应该说正经不小了，在家乡、在缅甸还当过“先生”（教师），况且他原本就很沉稳、干练，那时的人对读书人也很敬重。只是一穿上军装，再拿着笔去写标语，“先生”级人物就变成“学生兵”。有道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这“学生”和“兵”好像自古就对不上茬口，一对一，那学生和兵就都轻飘起来。

1931年2月，部队缴获1架德国造的相机，上交军团部。谁会用这东西呀？苏静说我会。在缅甸教书时，跟个开照相馆的漳州同学学的。同志们好奇，都说给我照一张。这怎么行呀？直到长征到陕北，也没舍得给自己照一张。胶片珍贵，那时胶片是玻璃的，笨重，还易破碎，行军打仗，精心巴意背着。长征打下遵义，才有机会洗出第一批照片。

长征路上，苏静被称作“道路专家”。

这时他是红一军团侦察科参谋，每天带人前出距离大部队几十公里远，侦察敌情、道路、地形，有时还与敌人、土匪遭遇。回来已经很晚了，还要把明天的行军路线图画出来，分发给部队，第二天又早早起来，提前去侦察、探路。

红一军团一路总在前面，苏静实际上也是为红军长征执行侦察开路任务。

一天迷路了，天也黑了。苏静说别急，让大家下马，放开就缰绳，让匹老马在前随意走着。老马识图，真就走回来了。

他说：一个参谋，上有科长，再上面还有处长、参谋长，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呗。不带兵，有时上前线送个信，也不用你打仗，用现在的话讲，叫“坐机关”，比部队官兵享受多了，有什么谈的？

“坐机关”，容易让人想到喝茶看报聊天，可他那叫什么“坐机关”呀？平时在一地住上个把月算长的，打起仗来就是坐山头、蹲树林了，还要躲飞机。湘江阻击战，敌人端着刺刀都冲到军团部门口了。

我说：就说过草地吧，多少人都陷里面牺牲了，你带人在前面探路，那不是更危险吗？

他说：那不也就那么一会儿吗？

苏静将军在东北（前左二）

（图文源自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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