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试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文人家训的兴起

文/瘦马文史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士大夫家族里，家训和族谱是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讲究宗族血缘关系的封建时代，如果说族谱是大家族维系其发展和存续的客观证据，那么家训，就是其能够保证阶级属性代代相传的内在动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独特的家庭教育方式和认知理念。

中国古代家训的发展繁荣时期，自然是明清时期，我们现代人最熟知的家训应该就是清代曾国藩先生的《曾国藩家书》，但要论起中国古代家书家训的起源，则应该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儒家思想主导下文人对于“家学”传承的需求，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时代背景下文人们强烈的忧患意识，是南北朝时期文人家训兴起的原因所在

儒家传统的经典《孟子》中曾经记载：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就是说君子留下的流风遗韵，经历过五代就没有了。这里的“泽”可以理解为良好的家庭教育，高尚的品德观念。

中国古代家训的兴起，根源就在于此。在传统的士大夫家族观念中，子嗣的继承和自己学术，家风的继承，是同等重要的。这一方面是由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决定的，一方面也是出于家族本身的延续需要。

早在春秋时期的《战国策》之中，就有相关的记载：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在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文人士大夫阶层逐渐与统治者直接挂上了钩，他们的理念也就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留财不如留贤”逐渐深入人心，但在时间的作用下，任何“君子之泽”，又不可能千秋万代的传承下去。这个时候，以文字记载的，带有宗族内一定法律意义的家训，就成了保证家族血脉能够流传下去的一道底线。

所以说，汉代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他们为了保证家族的存续和血脉的流传，促使了家训形式的“家庭教育”出现。

另一方面，南北朝时期的连年战乱，王朝变幻，使得深入权力中心的士大夫阶层，比普通的百姓们更能感觉到危机的存在。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社会的剧烈变动，促使士大夫阶层内心强烈的忧患意识，往往今日还高门大户的世家门阀，明天也许就要沦落成庶民，在这种社会现实之下，任何权势，金钱，地位的传承，都不够牢固。这就迫使士大夫们不得不去寻找一条能够更好的传承家族，延续血脉的办法，家训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

综上，南北朝时期文人家训的兴起，实际上是在儒家思想占据传统文化的主流之后，士大夫们对于自身信仰和传承的需要导致，也是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们为了家族和血脉的延续寻找到的一条“捷径”。

对于家族内子弟的较强约束性，和带有理想色主义色彩的个人人格追求，是南北朝时期文人家训的主要特点

从特点上来看，“家训”还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家书”，如果说家书是祖先对于后辈的寄托和希冀的话，那么家训就可以说是祖辈对于后代的要求。

中国人骨子里是不信神的，或者说我们信的神就是祖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族观念下，家训在家族的范围内，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类似于现代法律的效令，对于后代的约束力是很强的。

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宋代皇室的太祖石碑。

根据《松影集》中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曾经留下家训：

“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因为皇权的特殊性，皇室的家训可以直接演变成国家的法律，上面这段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说是宋朝不杀士大夫的法理依据。在民间，文人士大夫们的家训虽然没有皇帝家训那么严苛，但其对于家族后辈的约束，也是非常有力的，几乎等同于小范围内的法律。

从南北朝时期的特殊背景上来看，对比明清时期的家训，南北朝文人的家训更倾向于道德层面的要求，体现着士大夫阶层对理想化人格和家族声望的重视。

早一点有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诫子》的那句：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晚一点，在南朝时期的颜延之的《庭诰》中告诫后代：

“唯夫金真玉粹者, 乃能处而不污尔。故曰: 丹可灭而不能使无赤, 石可毁而不能使无坚。”

由此可以得知，相较于明清时期的家书家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训普遍强调个人的人格追求，而不以具体务实的要求为特点。

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训的特点，首先在于其类似于家规族规的强力约束性，其次是倾向于子孙后代人格的理想化追求，具有典型的文人特质。

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家训一方面促使了门阀制度的发展，使得社会阶层固化加深，另一方面又对后世产生积极影响，完善了古代传统的教育体系

那么南北朝时期文人家训的兴起，反映着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对当时又产生怎么影响呢。

首先从社会背景来看，家训文化的兴起，之所以会在南北朝时期，跟当时逐渐壮大并走向兴盛的门阀制度有关。

从两汉时期开始，以掌握着经学典籍解释权的门阀士族为代表，中国古代门阀制度开始兴起并走向繁荣。从根源上讲，门阀制度的盛行，其实来自于知识的垄断。

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格曾经在《崔浩与寇谦之》中写道：

“盖有自东汉末年之乱，首都洛阳之太学，失其为全国文化学术中心之地位，……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

这种学术上，或者是知识上的垄断，为世家大族首先带来的是人才的层出不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末颍川荀氏家族的“荀氏八龙”，以及其后晋朝时期号称“王与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

我们现代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在古代就是知识是第一生产力，谁掌握了知识，谁就掌握了主导天下方向的权力。这种权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年代表现更为突出。

世家大阀蓄养私兵，广收土地人民，几乎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甚至犹有过之，皇权时常会被世家大阀们推翻，但门阀却因为掌握着先进的知识和人才，哪怕经历战乱，也能够发展留存下来，并迅速壮大。

巨大的利益，自然带来巨大的动力。在这种现实需要之下，南北朝时期的豪阀们首先要保证的，自然就是自己家族对于知识的垄断，这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豪阀的根本。而在古代封建时期，古人们的认知里，知识往往又跟一个人的人格品德有很大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训文化的盛行，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门阀制度的兴盛，为那些传承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大家族提供了能够源远流长的内在动力。

但凡事有利就有弊，门阀制度盛行和发展，必然造成社会阶层的固化，社会阶层的固化又势必带来社会的动荡，如此就形成恶性循环。越是在乱世，门阀们更看重自己的家风家训，士族自然就人才集中。而广大庶族们却因为士族们的知识垄断，没有向上的通道，又引发动乱如此循环不止，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连绵战乱的内在原因之一了。

从对后世文化的影响上看，兴起于魏晋南北朝的家训制度，对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完善，起到了一个重要的助推作用。

这种助推不仅是在家庭教育方面，更是在社会教育层面上。古代以家族聚居的大环境之下，家训经过一两代人，甚至两三代人的遗传继承之后，其实就变的不仅是家庭内部的教育，更是一个小社区内社会教育的底线。

换句话说，“君子”的后代的后代，不一定还是读书人，还是君子。一个大家族里，势必有人好有人坏，继续读书明理的自然不用说，有些读不起书，或者读不进去书的人，他们的后代家庭教育其实是堪忧的，这时候以整个家族家训为主体的小范围的社区教育，就是这些缺失家庭教育孩子的有效弥补，对稳定社会秩序，引导社会风气，都有积极的作用。

综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训文化的兴起，实质上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掌握着知识和权利的士大夫阶层，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忧患意识，对自身家族血脉传承的需求，尝试着寻找方法延续家族的实践。

这种实践因为其时代特征和阶级特征，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家训对于家族子弟的约束性较强，其次因为未经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文人特质，使这一时期的家训普遍具有主张理想化的人格追求的特点。

从影响上来看，家训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兴起对于当时来说，有利有弊。一方面推动了门阀制度的兴盛发展，一方面也固化了阶层，使得社会容易动乱。从对后世的意义来看，则明显是利大于弊，不仅有效的补充了古代文人的家庭教育，还起到了一部分社区教育的功能。

参考文献：

《三国志》

《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