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理想主义：为现代人的精神沙漠寻找一片绿洲

诺贝尔文学奖，是“奖给在文学领域里创作了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

从1901年第一次评奖至今已近120年，纵观这段评奖历史，可以发现“理想主义倾向”不仅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特别强调的评选标准，也是所有的获奖作家共同存在的文化精神倾向。

于是，当我们翻检诺贝尔文学奖谱系时，所看到的不仅仅是对世界文学历史进程的曲折反映，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现代人类文化意识的编年体式的记录——一部为世界文学寻找“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大公约数的历史。

瑞典皇家科学院

01 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探究，已成为现代人类文化意识的核心内容

评奖委员会在历次评选中始终强调“理想主义倾向”，正是坚持从人类文化意识高度，要求获奖作家能够勇敢地致力于人类生存现状的探究。诺贝尔委员会前主席安德斯·奥斯特林就说过：

“在高度艺术的水平上，对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的永恒境况，提出一个解释来。”

也许正因为如此，瑞典学院常把奖金颁给知名度并不高，但更富于现代意识的作家。如在上世纪80年代，奖给埃里蒂斯、米沃什、卡内蒂、戈尔丁、布罗茨签等，而有意冷落了知名度虽很高，但显然已有些过时的作家如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英国的格雷厄姆·格林等。

当然，“理想主义倾向”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20、21世纪文学的“理想主义”不可能与19世纪的“理想主义”完全相同，但其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仍是一致的。

这是因为进入20世纪的现代社会之后，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是由世纪的文化危机发展而来的；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太空航天技术为代表的现代高科技也是建立在19世纪工业文明、科技成就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马尔库塞的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也是与19世纪的浪漫派思想文化运动一脉相承的。

现代的时代特征在于，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和力量从来没有如此强大过，而人类的生存自由和尊严也从来没有如此困窘过。

由于高科技日益确立了它在人类大文化圈中的霸权地位，由于当代的政治、经济危机和战争所带来的诸多严重后果，人性的完整、人的存在价值和终极意义已成为本世纪思想文化领域内最突出的问题，海德格尔曾说：

“任何时代，人的问题都没有像我们当代一样，成为如此重大的问题。”

因此，对现代社会文明危机的思考，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探究，已成为现代人类文化意识的核心内容。

02 四个评奖阶段，寻找“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大公约数

为了更完整地把握诺贝尔文学奖所寻找的“理想主义倾向”，我们可以把近120年来的颁奖史粗略地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从1901年至1914年。

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获奖作家的主要创作活动都是在19世纪后期。直至1912年，霍普特曼才作为第一位“当代人”出现在颁奖台上。

作为两个世纪之交的过渡性作家，他们的创作大都符合传统文学的风范。如诗人普吕多姆、米斯特拉尔、卡尔杜齐、泰戈尔等都是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余绪的继承者，他们的作品虽然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人类意识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但对人类的未来一般说来还是满怀乐观情绪的。

作为剧作家、小说家获奖的比昂逊；埃切加赖、霍普特曼等人的作品，虽然较富于内省意识，但主要是以对社会的政治、宗教和道德习俗的批判为主。

这一时期最富于现代意识的是剧作家、诗人梅特林克，但他的代表作《青鸟》和拉格洛夫的作品一样，都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成功地描摹出人心光明的一面。

从这一时期的评奖活动来看，瑞典学院和欧洲文坛的保守倾向是比较突出的。他们没有能够大力肯定早在19世纪中后期即已开始出现的对传统文化和科技文明的批判更带有激进色彩的作家，如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哈代等，因而给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留下了永远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性遗憾。

从1894年到1912年担任瑞典学院常任秘书的威尔生对此是负有较大责任的，他不仅婉辞坚拒托尔斯泰、肖伯纳等人的名字，甚至连拉格洛芙的获奖也为他所不容。

第二阶段是1915年至1945年。

这30年间有26位作家(包括哲学家柏格森)获奖。从这一时期的评选来看，瑞典学院显然已开始逐渐摆脱初期摸索阶段的拘谨、保守的态度。

非理性的生命哲学创始人柏格森、意大利怪诞剧作家皮兰德娄和美国现代剧作家奥尼尔的获奖表明，现代文化和文学观念已开始堂堂正正地走进了斯德哥尔摩的圣殿。

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话剧剧照

由于这一时期的获奖作家主要是从30年代以前的作家中遴选出来的，以叙事文学成就获奖的作家除皮兰德娄外，几乎全是现实主义作家。但他们的创作大都相当鲜明地体现出诺贝尔遗嘱中潜在的文化批判意识。

如罗曼·罗兰、彭托皮丹、法郎士、肖伯纳对资产阶级传统文化的批判；汉姆生、托马斯·曼、刘易斯、高尔斯华绥、布宁等人对现代工业文明和建立在这一文明基础上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激烈否定等等。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判和否定大都超出一般的道德伦理范畴，而不同程度地立于生命哲学的高度，推崇生命的觉悟与活力。因而，他们对人性的完整和自由的关注，远远超出对社会的公正和平等的关往。

足

如在托马斯·曼、刘易斯、高尔斯华绥、皮兰德娄、奥尼尔等人的创作中，对人性异化的探讨已成为相当突出的主题之一。

时任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的霍尔斯陶穆，就曾高度赞扬皮兰德娄的小说和戏剧，认为他的小说《开拍！》是一部“表达他的时代意识的小说，将他对支使我们生活，使我们生活机械化的物质主义的嫌恶和恐慌表露无遗”，并特别指出他的小说和戏剧在心理分析上的深度：

“纯粹心理问题的探讨是皮兰德娄戏剧的基础”。

奥尼尔《毛猿》话剧剧照

而在评价奥尼尔的剧作时，霍尔斯陶穆说《毛猿》是“反抗机械文明的力重万钧之作”，奥尼尔的戏剧主题是：

“描写一个人为了承受外在的压力，而使个人原有的性格扭曲，变成了虚伪的性格，最后造成了人格上的分裂。”

这一时期以诗歌创作获奖的作家如施皮特勒、叶芝、卡尔费尔特、米斯特拉尔等虽然都或深或浅地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诗歌血脉相连，但也带有鲜明的现代文化批判意识。

如施皮特勒的获奖作《奥林匹亚的春天》就是一部诗体“故事新编”，剧中扁平足族人试图以人工太阳剥夺宇宙之神阿波罗的权柄，用毒瓦斯谋害他，即象征性地表现了现代科技文明对人类古老文明和人类自身存在的严重威胁。

叶芝的著名诗集《古堡》和卡尔费尔特的诗集《弗里多林之歌》、《弗里多林之乐园》也都充满了对现代科技、城市文明的厌恶，或是转而赞美中世纪拜占廷文化，或是回返大自然的怀抱，歌唱古朴的乡土家园。

第三阶段是1946年至197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诺贝尔奖的评选出现划时代的变化。大战期间，瑞典学院内几位德高望重的资深院士相继去世，递补上来的几位均属较年轻的一代。而评选对象也不再限于30年代以前那些作家，而多是20年代以后出现的众多具有前卫意识的文坛才子。

由于获奖作家绝大多数都是现当代世界文学的一等将星，因此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望在此时也得到空前的提高。

加缪

这时期的26位得主中，有16人是现代派作家。其中，既有二次大战前的代表作家纪德、艾略特、福克纳等，也有二次大战后的代表人物加缪、萨特、贝克特等。他们大都是在本世纪前半期开始涌现出来的现代派文学的巨擘。

在为艾略特颁奖时，瑞典学院的资深人物安德斯·奥斯特林也顺便向已于1941年去世的乔伊斯致意，称《荒原》和《尤利西斯》是“1920年同时问世的杰作”。而在为贝克特颁奖时，瑞典学院又强调指出：

“这位小说、戏剧新表达形式的先锋，承袭了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文学传统。”

可以说，这实际上是在为本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加冕。反之，现代派作家进入诺贝尔奖文学之林，也提升了诺贝尔奖文学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因为在表现现代人的生存焦虑、迷惘、困惑、梦魇和绝望方面，没有什么文学能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对抗的了。

在艾略特的笔下，整个世界被写成干旱无雨的“荒原”，一切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中；在福克纳的小说世界里，生活如同“一个白痴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在贝克特的戏剧舞台上，人生被写成是对“明天”的毫无意义的“等待”。

这一切是否与诺贝尔所规定的“理想主义倾向”相违背呢？当然不！

我们知道，在上世纪初，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等人的落选，就是因为他们的创作被看成是对道德持怀疑态度，或对人性作悲观主义的描写，缺乏“理想主义倾向”。而今，诺贝尔委员会终于认识到，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恰是最富于历史深度的“理想主义倾向”。

1969年，瑞典学院前常任秘书吉耶洛在致贝克特的颁奖辞中说：

“黑暗本身将成为光明，最深的阴影将是光源所在……人们自叔本华深沉痛苦中得来的力量超过谢林的爽朗天性；而在帕斯卡尔苦闷的怀疑中找到神的恩宠，胜过莱布尼兹盲目信仰理论上的各种世界的美好。”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从资产阶级内部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的批判从来不曾间断过，但传统文学的“理想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总是抱有相当的保留态度，他们多是在道德意义上否定那些违背社会正义、公理的邪恶现象，他们真诚地相信，一旦消灭了这些邪恶的东西，就会使社会的正义普遍实现。

而现代主义文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要激进得多，他们不仅在道德意义上，更在社会和人生存在的本质意义上提出怀疑和否定。

因此，虽然他们笔下的世界没有未来，没有理想，没有人道，到处充满了邪恶和荒诞，也并不意味着这些现代主义作家对人类完全失去了理想与信念。恰恰相反，在全面否定的背后往往隐含着最激进的追求，一种浮士德式的超越一切现实的追求；在凄如挽歌的低沉的语调之中，亦大都激荡着对苦难人类的救赎之情。

正如辛格所说：

“对于有创造力的人，悲观并非颓废，而是对救赎人类的一种强烈的热情。”

于是，我们在海明威的笔下看到的是“英雄式的悲怆”，在萨特的作品中，是对“自由”的选择；在贝克特的戏剧中，是“绝望的勇气”；在加缪的小说中，是“西绪弗斯精神”。

这些作家对于人类未来的理想主义信念不再是寄托在任何外在的宗教信仰、社会改良和英雄救世上，而是诉诸于人类自身、诉诸于自我救赎的努力上。

他们不是再造一个新的“理想国”，以虚幻的未来安慰人心，而是注重对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做出如实的诊断和描述，或是通过渲泄以减轻精神压力，从而使现代作家不自觉地成为现代人精神健康的监护人；或是启发人们对人生价值作形而上的反思，从而使现代的戏剧、小说和诗歌都充满强烈的哲学冲动。

尽管这种信念有着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但显然比传统文学的“理想主义”要深刻得多。

从1971年至今，可以看作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的第四个阶段。

这一时期的获奖作家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以纯诗创作获奖者的比例明显加大，二是国际性更突出，使诺贝尔文学奖更能反映出当代世界的文化背景和发展趋向。

首先，诺贝尔委员会为何在这一时期频频给诗人颁奖？须知，从1901年开始颁奖至1970年间66位得主中，仅有14人是以纯诗获奖的，其中1945年前是8人，1945年后是6人。

但从1971年至2019年即有16位诗人获奖（2016年的鲍勃·迪伦，虽不是正统诗人，但给他的颁奖词是“歌曲带来诗意的表达方式”，且没有小说、戏剧作品，遂算作诗人），特别是1971到1980年这10年中，就有6位诗人。

我们知道，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兴盛起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和大众文学对传统文学，包括现代派文学的冲击是相当猛烈的。后现代主义是对过去二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发展方向的逆转，它不仅断言“人物小说”、“社会小说”已经过时，就连乔伊斯、福克纳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也被看作历史的陈迹，全都应该放进历史博物馆了。

后现代主义流派繁多，情况复杂。但从它的极端表现来看，他们是以艺术上的非人化、非个性化顺应后工业社会现代人的标准化、数量化、抽象化的异化趋向。

至于那些以形形色色的畅销书为主的大众文学在二次大战后从美国涌入欧洲，很快便以狂涛压顶、铺天盖地之势风靡世界。以至有人惊呼道，严肃小说是一个濒临绝迹的品种。

在这种形势下，瑞典学院频频给诗人颁奖，是别有深意的。这里显然有以纯诗来对抗后现代派，特别是大众文学的意向。早在1960年，法国诗人圣琼·佩斯在答法新社关于他获奖的问题时就说过：

“我认为颁奖给一个诗人乃意味着要帮助复兴一种人文主义——这一主义已受到现代科技发展之严重威胁，且已对心灵的运作构成一种真正的危害。”

纯文学与俗文学的对立古已有之，但在当代文化背景中，二者的对立具有现代文化基本冲突的意义。

现代的大众文学一般不具有历史上的民间通俗文学的地域性、民族性文化特征和能动的创造生发性，它的对象主要是由现代传播媒体统摄起来的飘浮无定的文化消费群体。它那模式化的生产、广告性宣传、倾销式发行及转瞬即逝的市场生命等，都带有典型的后工业社会文化特征。

这并非是说大众文学不存在一些针砭时弊、感慨人生的优秀之作，但多数是格调不高，迎合大众时下趣味，给人以刺激或是虚幻安慰之作。

纯诗则不然，它是人类最古老的母语。即便有一天这个世界全都毁灭了，剩下的也还有“诗”。黑格尔也说：

“过去是，现在仍是人类最普遍最博大的教师。”

诗

诗虽然和小说、戏剧等其它文学样式一样，都是以对人类精神的关注为自己的最高旨趣，但它所观照和探究的主要是在深潜的精神层次上进行的。

然而自近现代社会以来，随着叙事文学的繁荣，随着人类社会生活日益散文化，诗似乎已逐渐失去其历史的荣光。特别是在20世纪，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给大众文化提供了强大的传播载体。

当此环境，诗还能生存吗？瑞典学院的回答是肯定的。1975年，诺贝尔委员会给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的颁奖词就说：

“诗并不是一种大众化的媒体……纵然如此，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诗仍然是股温和高雅而感人的力量,足以反应人类良知的心声。虽然这种心声被视为非常微弱, 但是它无法毁灭，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由于他（蒙塔莱）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在不适合幻想的人生里，以巨大的艺术敏感性和排除谬误与幻想的生活洞察力，阐明了人的价值。”

如此看来，瑞典学院格外属意于诗人，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在后工业社会文化的咄咄进逼中，这些诗人的获奖是人类良知未泯，心灵犹在的确证。

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特征是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的性质。国际化原是诺贝尔奖的基本特征，诺贝尔在他的遗言和遗嘱中都说过：

“我深切盼望，这些奖金的颁发不以国籍为考虑。”

但从事实来看，文学奖的颁发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欧美为主的。究其原因，这里固然也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文学发展水准原就存在着历史性的不平衡有关，也与瑞典学院在评价世界各国文学方面存在着认识上的局限和价值观念上的偏见分不开。

1901年到1929年这30年间，除1913年奖给印度的泰戈尔而外，全是欧洲国家，而且是以西欧和北欧为主。1930年，美国作家刘易斯首先打破了这个唯欧洲的圈子，接着是奥尼尔、赛珍珠也先后闯入了这块圣地。但直至1944年，除这三位美国作家之外，文学奖的桂冠仍然不出欧洲圈内。

二次大战直至70年代末，金榜上增加了三位拉美作家、一位亚洲作家、一位澳大利亚作家，但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作家又有5人获奖，与同时期的法国获奖人数对等，显示了美国文学在20世纪的特殊地位。至此，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性仍然是偏重欧美的。

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参与世界文学进程的深度不同。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自然不能平均分配，但从80年代的颁奖情况来看，瑞典学院似有意努力扩大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性。

评选过程是严格保密的，从难得泄露的情况来看，1983年的最后5名候选人是两名欧美作家、三名非洲、阿拉伯地区作家。索因卡和迈哈福兹在1986和1988年的获奖终于填补了非洲和阿拉伯地区的空白；2012年莫言获奖，连诺奖最大的空白区中国也进入了这一圣堂。

2012年，莫言颁奖现场

不断扩大的国际性完全符合诺贝尔遗嘱精神，它体现了这样一种人类文化意识，这就是世界人民彼此相爱、相互团结的愿望，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心理反映，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完善和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可以说，“爱”是人类文化意识最核心、最根本的观念。在原始基督教中，耶稣基督以自己的受难感召人类相互友爱和团结，这自然是宗教幻想，而且不久便被世俗的统治阶级利益集团所歪曲和利用。文学艺术不然，其审美特点使它成为人与人心灵交通最有力的媒体。它的超功利性质使任何集团或个人都无法驯服它完全为自己的狭隘利益服务。

因此，以博大的爱和同情来团结全人类是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的崇高使命，也是它的力量所在。

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班牙著名诗人阿莱克桑德雷说：

“我以为诗人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现角色，在他从事写作的时候，内心里就怀着团结人类的渴求，而这一点，恰好也是诺贝尔奖当初创立的最高旨意。”

但是，现代人往往对此缺乏信心，如果说在诺贝尔所处身的19世纪里，人类之爱还是一种毋庸置疑的传统道德观念；那么在20世纪，特别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经济动荡、政治冲突之后，在经历21世纪随全球化而来的恐怖主义阵痛之后，人类之间是否还存在着相互友爱和团结的可能，通常被人们看作一个大可置疑的问题了。

艾略特曾把现代社会比作“荒原”，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缺少“爱”。但是，人类的良知，那心灵深处的爱河毕竟还没有完全干涸。在这严重缺乏爱，信仰失落的时代里，诺贝尔奖文学的重要象征意义就在于，它对那些失掉“爱”的信仰的现代人来说，不啻为精神沙漠中的一块绿洲、心灵暗夜里的一团不灭的烛光。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即将揭晓，而给获奖者的颁奖词里一定依然有着关于“理想”的表述。

写在最后：

诺贝尔文学奖所寻找的“理想主义倾向”和它的日益国际化发展趋势表明，它不是代表任何狭隘民族利益和地区性文化特征的文学，而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文学的象征。

只要瑞典学院能公正地坚持诺贝尔的遗嘱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未来的世界文学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还将不断提高。

无论人们情愿还是不情愿，你都无法否认和拒绝它所提倡的人类文化精神所具有的巨大感召力，无法漠视它作为世界文学发展的一种象征性尺度所赢得的权威性。

在现今的国际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不想自外于大类文化大家庭，那就必须设法跻身于这个世界文学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