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大妈路上拦婚车讨红包：“不给不让走”，为何会有这种烂俗？

“最忙婚礼季”随着假期的结束，基本上走向平缓。然而在这期间，河南潢川的“大爷大妈”却让人感到很不地道，他（她）们专挑好日子组团等在路边“拦婚车讨红包”，“不给就不让走”。按照当地婚车司机的说法，这种现象在当地已经有10多年，大家都很反感。然而反感归反感，该怎样就怎样，毕竟结婚这种大喜的日子，没有人愿意发生不愉快。

要知道，这样的事情肯定不只河南潢川独有，毕竟以乡土秩序为核心的婚礼风俗在国内还是比较普遍的，即便现在国内的婚礼也流行“穿西服戴白纱”，却不见得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西式化。甚至，就“婚闹”来讲，在一些地域依然大肆盛行。

虽然每隔一段时间，主流媒体会抓一些典型事例进行报道，但是所起到的约束作用微乎其微。就以“大爷大妈路上拦婚车讨红包”这种事情来讲，其实在过去的乡镇中也是存在的，不过多是熟人之间的风俗游戏，如果陌生人强硬介入，是会被打入不道德的序列。

只可惜，就河南潢川的“大爷大妈”而言，虽然满口风俗礼法，可轮到他（她）们自己却显得毫无道德章法。因为他（她）们的介入已经跟所谓的风俗礼法不太沾边，只是借风俗之名行盗贼之事而已。按照婚车司机的说法，他（她）们真可谓够拼的，爬车头，躺车底，总之花样出尽，只为蝇头小利。

很长一段时期，人们更多将类似的恶行归为“恶俗”使然。可事实上，我们要知道风俗礼法只不过是挡箭牌而已，真正的恶意在于“大爷大妈”深知娶亲者不会轻易翻脸，也就是完全吃准其中的“道德心理”，所以才会将“爬车头，躺车底”进行到底。

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道德化越是严重的社会，可能越是容易形成反噬的困境。说实话，要是“大爷大妈”在平日里敢这样耍流氓，可能早被打进棺材见阎王。然而吊诡的是，就因为“大喜的日子”这一条，娶亲者就只能眼睁睁地吃哑巴亏，受窝囊气。

当然会有人强调为何不去报警，只是在娶亲的过程中，就算真正报警又能怎样？并且我们也很清楚，就算民警赶来也只是能缓和矛盾，并不能真正抑制类似的事情再出现。这种情况下，比起浪费半天时间，可能真的不如拿出几个红包更省事儿，毕竟娶亲当天时间耗不起，而这似乎也是“大爷大妈路上拦婚车讨红包”存在的基本逻辑。

不过对于类似的问题是不是“严惩”就能解决，这似乎也是个很难定性的问题。因为在一场婚礼中，如果因婚闹出现案情时，这本身意味着很不吉利。所以，一般人真的不愿意去计较这种事情，更不愿意让民警介入其中，附加相对紧张的气氛。

所以，唯一可成立的方式是，社会治安管理条例中要明确风俗和违法的边界，只有如此，才能让“大爷大妈”有所收敛。当然，对于类似的行为，可能也只有“大爷大妈”才能做出来，他（她）们一方面能拉下脸来，另一方我们所处的社会中，对“老资格”有绝对的宽容度，所以才会导致她（她）们敢如此肆无忌惮。

与此同时，当道德尺度成为唯一的尺度时，就很容易触发不道德行为的泛滥。就以“大爷大妈路上拦婚车讨红包”来讲，其实也算“婚闹”的一种，只不过相对边缘化而已，可共同的属性在于都是道德化的行为，只要不出人命，貌似法理层面很难有所干涉。

这也导致，在不少婚礼中，“婚闹”始终阴魂不散。说实话，如果一场婚礼中不闹不欢，其实也没什么意思。但是闹的尺度怎么定，这就相对比较模糊了。所以遇上不地道，没节操的亲友，就很容易把婚闹推向无法收场的局面。这导致新郎新娘只能全程忍着，即便心中早已奔腾着千万头草泥马。这样的逻辑一旦形成，外围的婚闹也就跟着一哄而上。

就以“大爷大妈路上拦婚车讨红包”的行为来讲，他（她）们其实也看娶亲者的来势，如果实在拦不住，估计也不会硬拦。不得不说，这种意愿的达成，貌似已经到不谋而合的地步。只不过需要“爬车头”和“躺车底”进行渲染，就好像这是达成意愿的仪式而已，只有“闹一闹”，“拦一拦”才能显现出娶亲者的大方，才能体现出“大爷大妈”对风俗礼法的融会贯通。

说到底，类似风俗礼的机制普遍存在于各种需要人为排定啄序的组织中。比如，大学里老生仪式性的欺负新生，军队中老兵考验新兵，秘密会社的残酷入会仪式，监狱里对新来囚犯的凌辱，往往是极具羞辱性和虐待性的，这导致排定啄序的用意昭然若揭，而极度夸张的婚闹习俗，或许也是出于这样的逻辑。

于此，很多时候新郎新娘被各种闹腾，其实属于社会性的问题，而非只是烂俗的存在。那些已经年过六旬的大爷大妈，并不是不知道脸皮的重要性，而是对于她（她）们来讲，总觉得新人好欺负，并且容易达成蝇头小利的掠夺。于是，组团围攻，无往不胜。

只是，我们还是希望，类似的行为该收敛还是收敛一下为好。那些没底线的婚闹者以及拦婚车的大爷大妈们，如果你或者你们的儿女也办婚礼，别人也这样整蛊，你们什么滋味真该好好想一想。很多时候，阴德是需要往日去积累的，而非真正遭遇时才想起来曾经不该那样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