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

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

哥白尼在写《天体运行论》前，从古代典籍中摘录了这么一段话：“天空、太阳、月亮、星星以及天上所有的东西都站着不动，除了地球以外，宇宙间没有什么东西在动。地球以巨大的速度绕轴旋转，这就引起一种感觉，仿佛地球静止不动，而天空却在转动。”——在“地心说”统治的年代，人们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天上的日月星辰都绕着地球上的观测者在旋转，因此“地心说”也叫“天动说”；后来，哥白尼把角度颠倒过来，假定天空是不动的，而地球及地球上的观测者在不停的旋转，从这种思路出发，他得出了地球在不停自转、同时环绕本身不动的太阳进行公转——太阳是宇宙中心，这便是“日心说”，从而引发了天文学上的“哥白尼革命”。

在哲学中，康德在哲学认识论方面，也模仿哥白尼，要引发一场颠覆性的哲学革命——这场革命的目的是为形而上学的发展开辟道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 第二版序言》中论述了这场革命。

他首先说理性中有两门理论知识，分别是数学和物理学，这两门理论的任务是“先天地规定自己的客体。”接着，康德分别论述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历程。他认为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不是轻而易举的就踏上了康庄大道，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曾经长期停留在摸索的状态中。它们都经历过这样一种阶段——理性在这个时候只是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向自己的客体老师请教，老师爱讲什么它们就听什么，它们的内容全然由客体进行规定。认识的内容全然由认识的对象决定，在这里没有任何的能动性。

康德认为在数学和物理学在经历过这样一个漫长的小学生摸索阶段之后，才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这一转变要归功于某一个人在一次试探中灵机一动，造成了一场革命，从此以后，人们就不再偏离必须遵循的正道，这门科学的那条万古不移的、无往弗届的可靠道路就打通了、划定了。”这种转变就是理性从无能动性的依赖于客体、消极的被客体所规定，转变为理性自己按照自己的原则，能动的要求客体符合自己，由自己来规定客体。

通俗来说，这种转变是这样的：在数学领域，最初关于等腰三角形的知识是通过各种现实的两腰相等的三角物体展现在人的理性面前，人们通过各种观察记录，接受下这些观念；到了后来发生了转变，人可以不用观察现实的三角物体，只需要用“等腰三角形的两底角相等、三线合一、两个腰相等”等理性观念内的判定定理，就可以判断理性的对象、客体是否是等腰三角形。从前作为客体的三角形规定我们的理性，要求我们承认它是等腰三角形的样子，现在倒了过来，我们依据我们的判断定理，通过证明，要求客体符合我们的规定——符合我们的定理的就是等腰三角形，不符合的就不是。——从前是客体规定理性，现在是理性规定客体。

在物理学领域中同样如此，康德说：“当伽利略让一个他自己选定重量的球从斜面上往下滚的时候，或者当托里拆利让空气托住一个他预先想好的一根已知水柱相等的重量的时候，或者当更晚的施塔尔从金属和石灰中除去和放回某物，使金属变成石灰、石灰变成金属的时候，这几位自然科学家心里都闪出一道光芒。”这道光明就是从客体规定理性到理性规定客体的转变。康德继续说：“他们悟到理性只是洞察到它自己按照方案造成的东西，悟到理性必须挟着那些按照不变规定下判断的原则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所提的问题，决不能只是让自然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这样，数学和物理学就不再是过去那个老师说什么它们就接受什么的小学生了，它们变成了法官，以法官的身份强迫证人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

理性是万物的尺度

康德在这里实际上恢复了一个传统的哲学命题，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说：“能思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康德则说理性是万物的尺度！

黑格尔早就发现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他在《哲学史讲演录 第一卷》里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因而人是一般的主体；因而，存在物不是单独地存在着，而是对我的知识来说存在着；意识按其实质乃是产生对象中的内容的，主观的思维在这里进行着最重要的活动。这一思想一直传到了最新的哲学中。康德说，我们认识的只是现象，就是说，对于那种我们以为是客观的、实在的东西，只应该从它对意识的关系来考察，没有这种关系它就不存在。”黑格尔老早就发现这个命题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康德是从唯心的方面来发展能动性的。

康德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他跟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都有一个关键的特点——强调理性的重要性。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马克思说得非常正确，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康德的先验主义

从客体规定理性到理性规定客体的转变。就是从消极接受到能动性的转变，把能动性释放了出来。数学的判断定理和物理的方案都是理性中的能动性，由于它们的出现，理性才摆脱单纯的由客体决定而转向规定客体，作用于客体。

康德的这个能动性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十分的接近，而且意义重大。但不同的是，康德是从唯心的方面来发展能动性的。康德不认为数学的判断定理和物理的方案皆来自后天的构思、论证，相反他把这些东西说成是天赋的、先天的，本来就存在于人的观念中。他说：“那第一个给等腰三角形作出证明的人心里闪出了一道光芒，因为他发现不能死死盯着自己在图形里看到的东西，也不能死死扣着这一图形的单纯概念，仿佛从其中认出它的特性，而只能用自己根据概念先天地设想进去并且表达出来（通过作图）的那种东西造出那些特性来；要想先天地确切认识到点什么，就必须把一种东西归给事物，这种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从自己按照概念放进了事物的那种东西必然推出来的结论。”——在康德看来，证明等腰三角形的判断定理先天的就存在人的理性中，人用这种先天的理性来判断三角形是否等腰；伽利略先天的就形成一个选定重量的球从斜面滚落的方案，以此方案来证明惯性定律等等，这是十分荒谬的唯心主义思想。

在康德的思想中，有很浓重的先验主义色彩，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对这种先验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说先验主义“把‘意识’、‘思维’当作某种现成的东西，当作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先验主义者不承认“意识”、“思维”（判断定律和方案都属于它们）归根到底是“自然界的产物的人脑的产物”，他们“以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宣称数学的定理和物理的方案是先天的，不依赖人脑而且早于人脑就存在着的，像康德说的那样——是“概念先天地”设想出来的。恩格斯对数学的先验性进行揭露，说：“纯数学是以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也就是说，以非常现实的材料为对象的。这种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数学是对现实材料的抽象，数学只重视这些材料的形式而把它们那些无关重要的内容放在一边，形成没有长宽高的点，没有厚度和宽度的线，各种未知数a和b与X和y，常数和变数等数学观念——这也就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数学的内容是完全与现实世界无关的，给先验主义者造成幻觉。恩格斯打破这种幻觉，说：“数学上各种数量的表面上的相互导出，也并不证明它们的先验的来源，而只是证明它们的合理的联系。矩形绕自己的一边旋转而得到圆柱形，在产生这样的观念以前，一定先研究了一些现实的矩形和圆柱形，即使它们在形状上还很不完全。”

先验主义者康德糊涂的地方在于从思维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出的形式的原则，他不知道判断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研究的结论；判断原则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去适应判断原则，而是判断原则只有符合自然界和人类历史才是正确的。纯数学以及其他科学都不依赖于任何个人的特殊经验，但依赖于人们的普遍经验。唯心主义总是忽略后半句，而以前半句为根据，做出先验主义的推论。

先验主义者康德错误的认为“纯数学产生于纯思维”，是先天概念的产物；但真正的情况是“纯数学是某种完全经验的东西，是来自外部世界、然后又脱离外部世界的东西。”物理学的方案同样如此。

康德是从唯心的方面来发展能动性，辩证唯物主义者从唯物的方面来发展能动性，这一点一定要区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