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代盛行的酒文化，为何在清朝遭遇酒禁政策？

中国历史传统悠久，作为华夏五千年泱泱大国，在酿酒方面也可算得上是最早的国家之一，酒类品种繁多，而且风格独特，大致可按酒精含量、酒的含糖量、酒的制造方法、商品来进行分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并非只是一种饮品，与文化、礼仪、甚至与地位高低都有关系。

且在古代，对于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来说，使用粮食制作的酒也自然成为了经济盈利的一部分。清朝作为封建帝制最后的一个朝代，在政治各方面多有新建树，在酒务管理方面也属于集大成者于一体，取其精华，去之糟粕，更优于前代。

一、清朝以前的傕酤法

粮食是制酒的原料，而粮食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是百姓的民生所依，如何有效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会关乎到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准。因此各个朝代也会制定相较适合自己的傕酤法，从而对酒业进行了积极管理。

历代的傕酤法主要分为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官卖，二是征酒税，三是禁酒。由于不同的事、时的更替交换，傕酤法也因此轮换替代使用。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反映了历代生活水平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更折射出了历代农耕经济、重农抑商等等意识形态的转变。

二、 康雍两帝酒禁政策及其对酒的认知

在康熙帝执政期时，因清朝入关时引起的战争荒乱等其他因素，蝗灾、水灾等自然环境灾难接连爆发，虽在后有许好转，但随着人口数量的飞速激增，粮食问题成为一大难点。禁酒已成为节俭粮食，保证民食的基本考虑；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二月，皇帝特召直隶巡抚赵弘燮，强调严禁烧酒。赵弘燮更加严密地在直隶查禁，并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但在后来有人议论，烧酒此事对国家财政收入并未是一点好处都无。而后粮食生产等方面后续也渐达丰收，在后来似乎也已经认可烧酒的不仅仅是大户，也可是小民作为维持生计的一条道路，只好听之任之。康熙帝也只能下旨提倡节俭，反对浪费，劝诫饮酒等。

雍正继位后，他的政治领导为清朝注入了一股全新活力，因有限的土地领域以及生产能力的不足、人口需求之间的矛盾，故提出禁酒政策。但同康熙帝时期相同，后续决定禁酒政策法令的宽松与否取决于收入年成的好坏、粮食高低。在民众中，若有贩酒行为，在满足自身用度之外，还需付国定赋税即可。

从康雍两帝对于禁酒的态度不难看出，领导者对于禁酒并无非常规定的条文，禁而不严是这一时期的最大特征性。但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若为严格按照法令条文规定禁酒，一味地禁止只会使得损失更加严重，若适当改变政策的实施力度反倒能促进粮食的利用。酒禁政策的灵活性其实也是出于对实际情况的考虑。

早清朝入关之前，皇太极就下过一道诏书，论说了酒的危害，不仅不饮酒，也较反对他人饮酒。

康熙帝自幼不喜饮酒，尽管宴饮之时酒必不可少，但"止小杯一杯"，康熙帝认为酒并非有益于身体之物，嗜酒之人心态会为其所乱。尽管史书记载到康熙帝晚年爱喝西洋酒，可他始终会控制好量度，不让自己沉迷其中。

雍正帝亦不饮酒，且更关注于个人形象以及地方风俗。评定某一地方的风俗品类高下，取决于酒肆多少以及有无酗酒、肆酒等等的不良行为风气，或是因为饮酒产生的斗架等其他行为。还严禁官员去所属地的酒馆，素以淳朴、节俭为社会风气，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因此产生。

在不考虑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康雍两帝对于禁酒的行为不无道理。虽饮酒也可算得上是礼仪社交必需，可若饮酒过甚，会扰其心智，对社会稳定生产造成极大影响，由此可见，皇帝自身的素质和下达条令规范他人，对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起了极大影响作用。

三、乾隆期酒禁政策

乾隆时期的粮食价格浮动较大，因自然灾害对粮食造成影响之外，赋税制度也对此造成了粮价影响。加之乾隆时期人口密度的大幅度增加，古代人所求的多子多福传统观念，使得人口数量与社会资源比例开始严重失衡。

同时古代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因清朝人口大幅度增长以及东南沿海的岛禁政策，使得的土地开始巨大短缺，虽有开垦荒地以扩大土地数量，但人口数量剧增远远超过垦荒。

因此乾隆朝酒禁的政策重点并不是酒与饮酒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而是如何高效利用资源去化解生存危机。

由于因粮食短缺的问题，乾隆帝认为粮食储备充足是安邦治民的首要之计，故提出禁酒政策，尤其是禁烧锅。因为他认为烧酒一事最为耗米费谷，比其他酒种厉害得多；然而乾隆帝的诏令受到了刑部尚书孙嘉淦的反对。他认为禁酒会使得粗糠穗壳成为无用之物，农民在市场上交易物品因此减少，收入也将因此受到影响。乾隆帝的理念是从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出发，出于安置好土地本业，可维持社会均衡状态，满足基本需求即可。而孙嘉淦的理念则是从人民生计角度出发，其实也可算得上是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间的关系，这种不同角度看待问题，引起的意见分歧，导致了讨论源起。

第一次是关于禁酒讨论，支持禁酒的占绝大多数，尤其集中在河南与直隶地区，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1、严禁越境贩卖酒曲，圈定于自给自足的环境，此点几乎全员认同；2、抑制酒的价格，使得造酒假酒的人数量减少，且销售有了限制，喝酒的人数量也会降低；3、严禁踩曲、烧锅，若执行此方案，可节省当地粮食消耗，也可抑制其他地区造酒的规模和数量。

但其执行结果也终究不尽人意，因严禁烧锅，其价格也在疯狂增长；用刑罚手段禁酒更是扰乱民心，酒具有社会公用，祭祀、婚嫁等等都需此物品；后续的讨论结果也都不是很满意，基本上默认烧锅等行为要因地制宜，也因此引发了新的一轮讨论。

乾隆三年，乾隆帝屡次对酒曲下令严格控制，他认为粮食的买卖导致奸商囤积粮食，且售卖给踩曲之处作为原料，对农对商，都无好处。然而，此次孙嘉淦同样提出了反对之声，认为其浪费可利用的粮食。因而第二次则是关于如何禁曲以及它是否对民生生计有益，后经大臣们的反复研究讨论，采取了以下几点。

1、 针对于区域性

中国地大物博，各处所特有之产也不相同。鉴于对陕西、山东、河南、直隶、山西北五省的酒曲原产料较少，故这几个地方严禁酒曲，其他地方则取用视情况而定。

2、 尊重民众选择性

酒一直为各个阶层的人所喜爱，也出于酒礼、民生之日用考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酒禁政策也只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虽然乾隆帝对酒禁政策非常重视，而且制定了详细且有针对性的法令，但效果始终不尽其意。也告诉我们决策理想化与具体实施之间的差距，从而也告诉我们政策的可实施性需要更全面的实践与考虑。乾隆帝欠缺考虑之处为，其一，严禁酒曲之地却还仍然要征税，这本身便是矛盾体。其二，酒这类产物是人民日常所需，没有切实考虑实际。

其实，之所以出酒禁政策，是乾隆帝希望以此途径化解生存危机。统治阶级开始重视农业，希望以开垦荒地使得人民有赖以生存的土地；抑制商人活动以及商业发展，是担心进入市场扰乱他们的地位。若是他们以超前思维看待社会的商业化，但是现实是他们并不会改变看待问题的情况，

在中国历史上，酒与禁酒都可谓是历史悠久。酒在社会交际或是祭祀等方面都是有作用的，因此一味的强烈反对或是进行严苛的禁酒法律条文这是万万不可行的。我们要做的是采取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加以分析，如进行地区性的酿酒业发展等等。

酒作为饮品，若饮之过甚的确是会对社会带来威胁，但却不乏有爱好之人去品酒、藏酒，这是个人的喜好，要做的只需控制其量便可；

同时由于酿酒带来的大量粮食消耗这一大危机，乾隆帝时期之所以发出集中讨论说明对当时社会已造成威胁。虽颁布法令后被未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却也有助于了解其脉络，即使是处于表层修补，进行针对化处理也是好的，而且乾隆帝的禁酒政策相较于前几代已经做了较全面的讨论分析；因而，我们同时也可进一步了解其政治理念，分析其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原因。

参考文献：

《钦定皇朝文献通考》

《古今酒事》

《清代禁酒政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