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公府到尚书台，带你了解曹魏后期宰辅权力转移的原因

东晋晋明帝在永昌元年曾经下诏书，“诏曰：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太宰、司徒巳下，诣都坐参议政道，诸所因革，务尽事中。”从这则诏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此时尚书台在日常政治事务的处理中，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再往前追溯西晋时代，“充既外出，自以为失职，深衔任恺，计无所从。将之镇，百僚饯于夕阳亭，荀勖私焉。充以忧告，勖曰：‘公，国之宰辅，而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辞之实难，独有结婚太子，不顿驾而自留矣。’”这个时候贾充的官职是尚书令，而荀勖已经将他列为“宰辅”，也就是常说的宰相。

从上面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入晋以后三公虽然还是名义上的宰辅，但是实际权力已经转移到尚书台了。特别是从贾充那个例子可以看出，贾充的尚书令不仅具有实权，而且在官员的认识中，尚书令也变成了实际的“宰辅”。三公权力的削弱，宰辅权力转移到尚书台，为后世三省六部制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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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曹魏前期，三公依然有着宰辅的权力，还是事实上的宰辅。宰辅权力从三公府转移到尚书台经历了一个过程，而曹魏统治的后期就是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过渡阶段。那么，为什么在这个阶段会出现这种权力的转移呢？

笔者认为，这种宰辅权力的转移，主要是曹魏后期，曹爽集团和司马懿集团激烈斗争所带来的结果。这两个集团都通过以控制尚书台的方式，来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扩大尚书台的权力就相当于扩大了自身的权力。

魏明帝曹叡死后，曹爽和司马懿并受遗诏辅政。在辅政之初，曹爽尚能很好地和司马懿协作，“爽以宣王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三国志·曹爽传》）。曹爽这个时候还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纨绔子弟习气，对待司马懿也较为谦卑恭敬，没有什么自作主张的事。而司马懿投桃报李，对待曹爽也比较友好，“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当时称焉”。正始初年两人的这段合作，取得了类似纠正曹叡后期大兴宫室弊政，淮河一线大兴军屯等政绩，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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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曹爽取得辅政地位，主要还是因为他身为宗室，并且和魏明帝曹叡私交很好。曹叡即位以前，对曹爽对爽“甚亲爱之”，等到曹叡即位以后，就以爽为散骑侍郎，累迁城门校尉、加散骑常侍，转武卫将军。因为这样的“宠待有殊”，曹爽才和司马懿一起获得辅政地位。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曹爽地位卓然但是却没有什么军功政绩，从声望上来讲，和“朝廷之望”的司马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为了获得大权独揽的地位，在丁谧的策划下，曹爽的第一步棋就是通过控制尚书台来削弱司马懿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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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爽传》：

《晋书·宣帝纪》：

这两条记载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曹爽将司马懿升为名位更为崇高的“太傅”，实际上就是剥夺了他的议政权。因为太傅虽然在班次上高于司马懿之前的“太尉”，但是却没有负责日常政务的宰辅权力。在这之前，尚书日常出章纳奏都还得经过司马懿的太尉府，而司马懿“升任”太傅之后，尚书日常的奏事就只需要经过曹爽一人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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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于这个问题，需要客观看待的是，曹爽的这些动作，虽然动机非常明显，就是想通过控制尚书来压制司马懿。但是因为司马懿还有其他的职务和权力特别是军权，所以还不能说此时曹爽就“架空”了司马懿。卢弼对此的评价是“《爽传》及《晋书·宣纪》皆谓爽阳尊懿为太傅，阴收奏事先由己之权，不知志文明言“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兵权在握，一旦有事，屯兵洛水浮桥，即可为所欲为，爽岂懿之敌乎？”。笔者觉得这个看法是非常中肯和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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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毕竟顶着辅政之名，曹爽的这一系列动作也并没有真正“架空”司马懿。但是，通过控制尚书台，曹爽是达到了削弱司马懿权力的目的的。

另外一方面，曹爽还把自己的亲信大量安插进尚书台，任用为尚书。在这期间，何宴、邓飏、丁谧和毕轨等曹爽心腹都相继进入尚书台为尚书。

《魏略》关于这四人进入尚书台的情况有如下记载：

从以上曹爽的亲信纷纷进入尚书台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尚书权力的不断扩大，实际上就相当于曹爽权势的不断增长。所以不断加强和扩大尚书权力，实际上是出于曹爽和司马懿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本文开篇所说，是曹爽集团和司马懿集团激烈斗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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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自己的亲信安插进尚书台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扩大尚书台的权力。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曹爽等人通过扩大尚书台典掌选举的权力，从而控制了官员选举。

《三国志·夏侯玄传》载《夏侯玄答司马宣王时事议》：

夏侯玄力主扩大尚书台的权力，或许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在里面。但是毫无疑问，这个措施肯定包含了曹爽集团和司马懿集团争夺权力的目的。何宴当时任吏部尚书，将选举权的掌控归之于尚书台，相当于曹爽集团直接把控了官员的选举，这就直接扩大了曹爽集团拥有的实际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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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效果来看，也确实达到了曹爽的目的。

《三国志·魏书九》：

《资治通鉴》：

应该说，曹爽通过对尚书台的把控，用扩大尚书权力的方法达到了扩大自身权力的目的。在和司马懿争夺权力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因为丧失了对尚书台的控制，司马懿处于不利地位，只能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称病暂时不参与政事了。

所以，从曹爽执政时期的情况来看，尚书台权力不断扩大，完全是因为曹爽集团利用尚书台和司马懿集团争夺权力的结果。

司马懿丧失了对尚书台的掌控，只能称病不预政事等待时机。高平陵政变之后，司马氏当政之初，还面临曹氏集团反扑危险。他们和曹氏集团斗争的手段依然延续了曹爽的老办法，还是着力于掌控尚书台。司马懿首先就杀掉了曹爽的三尚书何宴、邓飏和毕轨，然后不断向尚书台委派支持自己的力量。卢毓、王基和袁侃在何宴等人被除掉的当年就进入了尚书台，这和当年曹爽欲通过控制尚书“得制其轻重”的手法简直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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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年里，尚书台的官员荀顗和羊瑾都是司马氏的姻亲，裴秀、何曾、陈骞和王沈等人又俱为司马氏的亲信死党。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沈，曹髦计划带领仆从讨伐司马昭的密谋，就是由王沈向司马昭告发的。在出卖曹髦之后，王沈在当年就“迁尚书”。这足见司马氏对于尚书台的重视和信任，司马氏想要依赖尚书台实现魏晋嬗代，也就必须不断扩大尚书台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尚书台的权力又进一步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三公的宰辅权力被不断侵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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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邓艾传》：

《三国志·钟会传》：

在这两则史料里，出现了一个共同的奇怪现象。两汉以来，三公长期作为宰辅，日常有大量事务需要在三公府里处理，除非是特殊情况下需要短时间离开京师，必定是在京任职。就曹魏前期的情况来看，所有三公都是驻官洛阳。而此时身为太尉的邓艾，司徒钟会远在蜀地继续留镇，诏书里也没有征召这两人回洛阳的意思。显然这两人根本没有什么“府务”需要处理，更谈不上什么“监察百官”的宰辅之权了。这就说明此时三公的诸多权力已经被尚书台侵夺了，实际执掌已经相当有限了，只是作为一种荣誉头衔加封给远在外地的功勋之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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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不仅仅只出现在邓艾和钟会身上，留镇扬州的王凌被任命为太尉，留镇荆州的王昶被任命为司空。王凌和王昶两人也长期居于外镇而不在洛阳，自然也没有监察百官的执行权。这些现象都揭示了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三公的宰辅权力实际已经被悄然侵夺，变成了一个尊崇外地功臣的虚衔。

关于这种奇特的现象，祝总斌老师认为“这正是三公日益与宰相权力分离的一个标志”，确实是深刻而又精妙的洞见。

在曹魏的后期，因为曹爽集团和司马懿集团利用尚书台进行激烈斗争。尚书台的权力急剧扩大，并不断侵夺原有属于三公的宰辅权力，并实际造成三公逐渐失去了宰辅的权力。这个问题讨论到这里，也许有朋友就会问，那么这两个集团为什么不直接将自己的心腹死党任命为三公，利用三公来进行政治斗争呢？还需要通过尚书台先侵夺三公权力来完成呢？岂不是多此一举？

经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清楚曹魏后期尚书台权力不断扩张，乃至于不断侵夺三公的宰辅权力，是曹爽集团和司马懿集团激烈争夺统治权的产物。然而为什么曹爽和司马氏不直接任命自己的亲信居三公之职，这样岂不更省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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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觉得大致有这样一些原因，一是因为三公的品秩太高，非一般人有资格充任。两汉以来，三公位高权重，任者多功臣要员，就品秩而言是最高的。所以充任三公的人员，一般都拥有极高威望，具有巨大影响力。实际上，一般到了这个位置的人，都会考虑自身的形象和声誉，能否不计形象和当权者合作，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想要出仕三公，需要论资排辈，然而三公毕竟只有三个位置，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就导致三公候补越来越多。考诸曹魏时期的三公，如贾诩、华歆、董昭、韩暨、高柔、王祥等人大多在六十岁、七十岁以上，王暨出任司徒的时候更是八十岁的高龄了。

由此可见，因为三公要求实在太高，位置又少，远远无法满足统治者随意提拔自己的亲信充任三公，从而进行权力争夺的需要。比如曹爽提拔的何宴等人，其实历来形象不佳，在魏明帝时期被认为浮华不实，被曹叡加以抑制，只能担任冗官。

《资治通鉴·烈祖明皇帝下》：

《三国志·魏书九》裴松之注引《魏略》：

等到曹爽上台，即便想要重用何宴，也不可能安排到三公这样的位置。所以先将何宴安排到品秩不高，但可以握有实权的尚书职位，然后再进一步扩大尚书的权力，并以此来掌控朝政，就显得更为行之有效。

曹魏后期，正是因为曹爽集团和司马懿集团都利用尚书台为工具，对国家控制权进行激烈争夺，这才促成了三公的宰辅权利就不断向尚书台转移。尚书台权力益重，而尚书台官员也逐步成为事实上的宰辅，这就最终导致三公监察百官的宰辅权力成为具文。在魏晋嬗代的前夜，我们从钟会、邓艾、王凌和王昶等人任职三公的情况可以看到，三公逐步也由事实上的宰辅，开始变成了奖誉功臣的虚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