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循环经济的概念最近非常引人注目，各种大V的解读也很多，不过老实说这其中有很多说法的逻辑是错的。
为了避免大家被错误的逻辑误导，我们今天就来认真聊一聊内循环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最近会突然提出来，今后又会怎么发展。
大V们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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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聊到内循环，我们关注的点主要是“内循环能不能替代外循环？”
到底能不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搞清楚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区别是什么。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来说，内外循环的最大区别就是制造出来的产品卖给谁。
卖给国内消费者就是内循环，
卖给国外消费者就是外循环。
大家都知道外贸是我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尤其是加入WTO后的这差不多二十年，外贸的发展十分迅速，可以说是成为了支撑我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
那么我们讨论“内循环能否替代外循环”，其实讨论的就是：
“我们可不可以只向国内消费者供应产品而仍然保持经济正常运转呢？”
我的朋友文轩的这个观点非常典型，我相信大家在很多大V那里都看到过类似的观点。
这类观点的逻辑是这样的：
我国因为要发展出口行业，所以有大量的产品是按照外国市场的需求生产的，这些产品国内并不需要。
现在只要我们的生产厂改弦更张，生产本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内循环就自然可以替代外循环运转起来了。
现实世界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事实上这个逻辑面临着一个巨大问题：
消费者的钱从哪里来？
你或许可以造出国内消费者需要的东西，但国内消费者未必买得起。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V们又不得不去为消费者的钱袋子操心，想来想去一般有以下两个办法：
提升社会福利和保障，让大家不用为生活开销和风险准备太多资金，于是就有钱买买买
抑制储蓄和投资，鼓励消费，让大家把钱拿出来买买买
大V们的推导到这一步基本就结束了，他们认为问题已经解决，逻辑闭环形成，欧耶。
然而只要稍微推敲一下就会发现这两个办法漏洞百出。
第一，如果要提升社会福利水平，那么提升福利的钱从哪里来？
羊毛出在羊身上，发到你头上的钱当然都从你自己的兜里来。
西方国家高福利的代价是高税收。欧洲部分国家缴税比例甚至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这就导致这些发达国家的国民兜里其实也没几个钱。
2017年荷兰国际集团(ING)的调查显示，有29%的欧洲人没有存款。而美国银率网（Bankrate）的一个报告则指出有60%的美国人存款金额不足以覆盖500或1000美元的计划外支出。
所以这套体系事实上降低了普通人的消费水平。而且中国没有西方的历史积累，学他们提高福利的后果就是普通人需要上缴更大比例的税费，到时候消费能力只会更低。
第二，如果要抑制储蓄或投资，那么消费能力如何持续？
投资储蓄和消费并不矛盾，适当的投资储蓄意味着长期的消费能力。月光族的消费能力不可持续，也无法进行大额消费。
而且储蓄的钱并不是死钱，这些钱会通过银行信贷继续流入市场去支持各行各业的建设。
只不过如果你花掉，就流入消费领域，如果不花掉，他可能流入其他领域，比如科技，基建，生产，物流等等。
如果人为刺激大量资金在短期内涌入消费领域，就会给出错误的市场信号，导致大量商家一窝蜂的去生产消费品。
当缺乏储蓄的消费者花完手里的钱后，这些市场上的消费品又会出现大量过剩。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客观的现实：
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并不是你想提升就能提升，他就那么点钱，买不起就是买不起。
除非你鼓励居民上杠杆，把明天的钱先拿来花掉。
靠消费主义来驱动的内循环最终会走入杠杆循环。而如果真的要靠杠杆来驱动的话，那房地产才是大杀器，因为银行只对房子这个抵押物最放心。不过很显然这并非现在的方向。
这就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推导到这个死胡同的原因主要是大V们一开始就搞错了基本的逻辑。
他们无论怎么分析，其实都是在讨论“国内消费能力能否承载国内产能”这个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并非内循环的关键。
要理解内循环的真正逻辑，我们必须先理解外循环的真正逻辑。
全球化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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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野生大V的眼里，国际贸易体系是一个各国之间互相倾泻过剩产能的体系。所以他们才会从“国内消费能力能否承载国内产能”的角度去考虑内循环的问题。
而最终他们会撞到“国内消费能力不足”的墙上。他们能想到的所有能提升消费能力的办法，都只存在于他们的意淫中。
事实上，国际贸易体系并不是一个用来倾泻过剩产能的体系。
因为在一个自由市场里本来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只是存在短期的资源错配。
参考阅读：
全球化运行的真实逻辑是这样的：
消费能力不会从天而降，一切真实的利润，皆来自于效率的提升。
在科技水平没有革命性突破的情况下，效率高低主要取决于你有没有在做自己擅长的事。
而要让每个人尽可能得做自己擅长的事，就需要分工和协作
协作范围越大，分工就会越细致，就会有越多的人从事自己相对擅长的工作，效率就越高，利润就越大。
站在全球的角度看，通过国际间的协作，各国可以只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这样就提升了全球市场的效率。
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增长，本质上是来自于大规模分工协作带来的效率提升。国与国之间的协作是当前世界能实现的最大规模的协作。
这才是外循环的真正逻辑，和“承接过剩产能”无关。
这就好比一个人去上班参与社会分工所能创造的价值，肯定要比自己回老家种田创造的价值高。
所以外循环和内循环的真正区别并不在“外”和“内”，而是在“大”和“小”。
外循环是规模更大的国际协作，内循环是规模更小的省际协作。
在印度这样的国家甚至还可能是“微循环”，他们连邦（省）际协作都做不到，每个邦（省）各自内循环，大概只能做到“城际协作”或“村际协作”
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协作规模越小，效率越低，这是一个客观规律。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开始强调内循环呢？
任何战略的确立，都是为了应对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客观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这个变化首先是全球贸易体系正在面临“逆全球化”的威胁。
逆全球化会导致协作规模大幅减小，经济效率大幅降低，这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是灾难。
不过经常看我的公号的粉丝应该知道，我对特朗普的逆全球化路线颇为不屑。因为不管是逆全球化也好，去中国化也好，对美国的反噬都太大，根本不可能长期走下去。
如果你们对当下“逆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以下文章：
《》
但无论如何，这个威胁客观存在，而且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导致和国际贸易体系的暂时脱钩，所以从决策层的角度出发，肯定还是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这个准备就是加强内循环经济的建设。
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并非国际社会面临的唯一挑战，当下的国际贸易体系本身也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如同一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爆发。
这个缺陷就是美元。
美元作为这个世界的国际货币，却并非由一个超越所有国家的力量来发行，而是由这个世界最大的买家美国来发行。这样美国就有点既当裁判又当选手的意思。
理论上在美元信用崩塌前，美国可以靠躺着印钞去购买全球的货物。
但是就算没有人能阻止美国薅羊毛，那羊毛本身也有被薅完的一天。
无节制的印钞早晚会导致信用崩塌，于是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供货方要承受自己手上的美元随时出现大幅贬值的风险。
我们回到刚才说的那个上班的例子，上班赚的钱确实要高于自己在家种田的收入，但是如果老板发给你的工资是废纸，那么你还不如回家把田种好。
以上就是加强内循环建设的两个背景：
全球贸易体系面临崩塌风险
美元面临崩溃的风险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去挖掘内循环的潜力并不是因为内循环如何如何好，而是因为外循环的不确定性风险客观存在。
内循环的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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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到，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协作规模越小效率肯定越低。所以如果我们不想点办法的话，内循环肯定是比外循环要穷的
于是我们又回到开头的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只向国内消费者供应产品而仍然保持经济正常运转呢？”
如果我们只会从刺激消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么最终肯定会走向杠杆消费。而我们心里都清楚，杠杆消费本质上是寅吃卯粮。
那除了刺激消费以外还有别的办法挖掘内循环的潜力吗？
我们首先要清楚，挖掘潜力的意思不是多卖东西，而是提高效率。前面已经说过:
决定效率高低的关键因素是分工协作的水平
我们假设一个国家是一个公司，那么外循环停摆的效果就相当于原先参与分工协作的员工一下减少了一大半。
内循环要替代外循环就相当于要靠剩下的这部分员工把效率撑起来。
这要怎么撑呢？无非有这么几个办法：
提升职员的主观能动性，提升人均效率
寻求技术革命性突破，提高生产力
加强公司各项设施建设，提高工作效率
裁剪低效部门，集中人力到关键和高效的部门，拉动整个公司的效率
我们现在把这套逻辑放到整个国家的市场里，办法就是这样的：
“提升职员主动性”就是提升全体国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来自于对市场的信任，对自己能够在市场里获得公平回报的预期。
从市场的角度出发，提升国民创富积极性可以从三个方向努力：
打造更公平的市场，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市场，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精力和时间。
维护更自由的交易，这样人们才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
保障更明晰的产权，这样人们才会更放心的朝自己的目标努力。
其基本思路就是通过提升国内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来抵消协作规模缩小导致的效率下降。
“寻求技术突破和加强设施建设”就是国家对涉及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对有利于提升交易效率的交通物流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加强建设。
当然，国家投资会意味着ZF杠杆的提升，所以他本质上还是一个杠杆拉动经济的模式。
不过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技术突破所需要花费的资源难以估计，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
最终国家的投入能否带来理想的回报，主要取决于国家对投资项目的判断力和管理能力。
“集中人力到关键部门”就是聚集资源，激发产业链的集聚效应，提升协作效率。这个方向最重要的战略就是进一步加强城市化。
无论你对产业未来怎么判断，城市规模扩大对经济效率的正面促进是必然的。所以在加强内循环经济的逻辑下，城市化必然会加速，大型城市必然会更快崛起。相应的，中小城市会出现资源流失。
这个趋势对普通人的影响比较直接。
去年年底，中央印发了《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条：
“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
任何政策的颁布，都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
很显然，放开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所对应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小城市人口吸引力不足的困境。
那么放开限制有用吗？
用处有限，政策顶多延缓节奏，改变不了方向。资源从小城市往大城市聚集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
所以多数城市收缩，少数城市扩张，将会成为未来的一个长期基调。更多的资源聚集带来更高的效率，代价就是部分效率低的地区处境愈发艰难。
但是这没有办法，要加强内循环的建设，就必须向国内协作要效率，而效率提升和平均发展不可兼得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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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总结下来，包括靠谱的和不靠谱的，内循环经济的推动方式有四种可能：
靠消费主义，由居民上杠杆推动
靠市场主体的效率提升，通过打造一个更好的国内市场来推动
靠基建和产业升级，由国家上杠杆推动
靠资源聚集增效，通过进一步加强城市化来实现
这四种路径互相之间并不矛盾，有可能同时存在。
对于普通人来说，直接关系比较大的是第一和第四种可能；
对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来说，直接关系比较大的是第三种可能；
对于实体经济的经营者来说，直接关系比较大的是第二种可能
最终内循环经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动，我们现在只能拭目以待。
我个人比较希望看到第二种可能，但是现实中估计会以第三和第四种可能为主。至于第一种可能，如果不启动房地产消费这个大杀器，他的刺激效果会很有限。
话又说回来，也只有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可以考虑内循环战略，因为就算全球化这个70亿级别的协作体系垮了，我们自己毕竟还有一个14亿级别的协作体系，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如果换成一个小国家，比如说新加坡这样的，他只有几百万人，离开全球化体系根本无法生存，只能听天由命。
在国际市场萧条的背景下，打造强大的内循环经济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目标，他可以让我们在世界丛林中有更多的选择权，也会让我们对全球资源有更强的吸引力。
道理很简单，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自己先繁荣起来，别人才有信心加入你的体系。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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