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带来的短暂自由与独立褪去，50年代的美国女性被“推回家庭”

五十年代的美国女性不同于二战时期“钻工罗西”那样的女英雄，也不同于六十年代以后随着第二次女权运动后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个处于中间时期的女性形象反而变成了快乐的家庭主妇。

清教徒带来尊卑观念，二战的发动却打破陈规

由于美国的特殊历史环境，从英国的殖民地时期开始，“五月花号”不仅带来了那些清教徒，还将她们的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带到了美洲这片土地上。因为他们信仰基督教，在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当中，夏娃就是从亚当的肋骨中创造出来的，因而夏娃对亚当有依附的关系。因而在传统的基督教徒心里，就有着男女地位的明确标尺。

而从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美国也被卷入了二战的炮火当中。由于男性去战场服役，大量的岗位空缺出来，女性便顶替了他们的工作。大量的美国妇女在这一时期走出家庭，进入机关和工厂，在经济社会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

其中有600万没有工作经验的女性在战争中加入了工作。工厂雇主也认为此时雇佣工厂女工是符合潮流的，他们将预计雇佣女性劳工的比例也提高了一半。据当时的美国职业调查所的结果表明，女性在所有劳工当中的比例也从1940年的25%增加到1945年的36%。

而为了进一步吸引女性走出家庭参加工作，以政府为主导，各种新闻媒介和广告商也在大力宣扬鼓吹女性在工作中的重要性。给他们灌输将自己的工作作为一种对远方亲人的支持，在后方为前线输送物资，以加速战争的结束，保护自己的亲友的理念。

当时许多的电影都塑造了在工厂工作女工的优秀形象，新闻也不断传来女军人那充满魅力的身影。当时的美国政府也极力宣扬这样的“爱国主义”行为以满足战争时期后方的物资需求和经济稳定。

然而这种“战时需要”并不是真正对女性的尊重而是将他们当成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这种临时性的措施只是使得女性能够充当战时的劳动力。而当她们真的做好准备去迎接新生活的时候，却发现这种新生活并不如她们所想象得那么美好。

因为工会的领导多为男性，在女性进入工厂时，他们是极力反对的。他们轻视女性，认为她们不知道如何忠诚。这种歧视导致了女性在职场上备受打压，只有少数工会中的少数女性能够担任一些低级领导的职务。

即使在二战时期，工会也只是认为，女性劳工只是暂时出现的。他们也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培训她们做技术性的工作，这就给女性的工作贴上了“轻松”的标签。并使得在劳工中出现了“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并且避免她们领导男性。

“呼声”奋起，“权威”再次将女性推回家庭，

在二战后期，对女性重回家庭的呼声就越来越大，而美苏的冷战也造就了盛行于美国政坛的麦卡锡主义。他不仅激发了全美上下的反共热情，他还带有明显的“性别标签”。像教师，律师，医生等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可能是对女性开放的极少数的窗口，然而这些窗口被麦卡锡以及他的追随者以各种理由关上。

除了麦卡锡主义对女性的压迫，美国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对女性从政和变身职业女性的行为表示不可理解。他们认为这些工作只有男性可以担任，他们认为男女有别，这些工作不应该交给女性来做。甚至对女性的各种“越轨”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否定她们在工作上的价值。

尤其在冷战的高峰时期，美国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是要照顾好家庭，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将女性和母亲的角色紧紧捆绑在一起，认为只有照顾好家庭，保护好后方，才能使得美国在对抗苏联的抗争中实现自己的民主理想。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曾经对人类初期自发产生的天然性别分工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当时由于男性由于体型和力量的因素更适合进行捕捞，打猎，种植等一系列生产活动，他们自然地成为了“森林的主人”，而与此同时，女性的灵活性使得她们更适合进行纺织，家务等家庭劳动。因而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合作分工模式。

这种思想在西方社会一直有着很多的支持。而在二战之后，随着精神病学的发展，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提出了著名的儿童性心理发展理论。他认为，由于生理上的原因，男性会很快融入父权制文化，而女性在性格方面有多重的自卑倾向，导致她们是被动的，不完整的，因而她们只适合为人妻母。

他甚至还声称所谓的“男女平等”根本无法实现。由于他的理论在当时占据优势，影响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和文学。这些领域的思想都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变形。其中就包括了二战时期兴起的重要的社会学流派之一--结构功能主义。

它的创始人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在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他将男女的工作岗位和区域做了明确的划分。他认为女性的职责应该是和母亲有关的，有别于男人只能通过一份体面的工作挣钱来获得尊重不同，女性的主要身份是妻子和母亲。

这种本来应该抵抗对女性传统偏见的社会科学不仅没有发挥作用，反而进一步给美国女性带上了新的“紧箍咒”。处于精神病学和社会学的“权威”再一次将她们的地位推入谷底。

历史造就的困局，“快乐的主妇”成为潮流

这些理论之所以在当时的美国社会能够得到传播，与当时真实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样的“黑暗时代”当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的紧迫状况，许多家庭的生活瞬间跌入谷底。

城市边缘随处能看见的是用废弃木片和砖瓦搭建起来的简陋屋棚，许多人甚至在垃圾桶里翻找残羹剩饭，流浪汉布满了街头。

这对于美国男性来说则是一次莫大的耻辱。这对男性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这一传统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失业和贫困使得他们抬不起头，无法寻找到自己生存的动力。特别在美国这样一个追寻自由和独立，相信通过双手创造财富的国度，这次失败带来的后遗症无疑是巨大的。

而在经济大萧条之后紧接着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战争结束之后，人们压抑多年的对于日常幸福生活的渴望才得以爆发式的显现，这也成了战后美国梦的主要体现。他们渴望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完美的家庭。

他们认为使得这个完美家庭建立起来的最好方法就是将性别分工明确起来，修复他们“饱受摧残”的自我意识。他们支持女性退回到家庭生活当中去，战时临时充当的“劳动者”角色也应该被男性替代。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速很快，生活压力也不如经济萧条时期一样大，导致很多中产阶级家庭认为出去工作的女性反而是不体面的。

其次，从恐怖战争中归来的男性也对能够抚育孩子的年轻女性充满向往，对婚姻和家庭的渴望更为迫切。特别是在50年代，几乎掀起了一股“婴儿生育潮”，很多家庭都拥有四到五个孩子。家庭规模的扩大使得女性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照顾小孩，虽然抚育孩子是父母双方都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很显然女性在这一事情上要花费更多的心力。

除此之外，政府为了避免出现军人骚乱的问题，颁布了《退伍军人权力法案》将退伍军人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生活津贴和极低的贷款利率，免费的教育就使得男性相较于女性更有竞争力。

与此同时，为了促使女性“回归家庭”，联邦政府于1946年终止了对保育设施的资助。公共的保育服务被终止，女性不得不回家照顾孩子。

除了这些法令政策上的举措，社会对于女性回到家庭的催促很多是隐性的。比如在很多电影里都会出现打扮精致的妻子在准备晚餐的画面，以及女人如何通过对家庭的付出来博取男人的欢心。

在当时追求享乐主义的五十年代，杂志带给女性奢侈的“消费”观念，教她们打扮得像个洋娃娃一样，塑造了被当时社会认可的“理想女性”--一个好的家庭主妇。这种动力如同柔软的绳索，将女性绑回家中。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快乐的家庭主妇”就这样成为了当时美国社会的经典女性形象，然而这并不能够代表在此时的所有女性均有这样的向往，依然很大一部分比例的女性在职并投身公共事业，为第二次女权运动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

《美国史》

《美国社会文化》